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

内容摘要：政治信任是一个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以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政治信任的分布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然后对政治信任的成因进行了探讨。根据分析结果，目前对政治信任起源的两种理论视角，即，制度的和社会文化的视角对政治信任成因的解释均具有意义，两种解释理论至少在实证研究上并不相互排斥。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在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一个文化的因素，对人们的政治信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这一分析结果部分地修正了目前关于政治信任的有关理论。

关键词：政治信任；起源；权威主义价值观；亚洲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信任近年来日益成为政治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政治信任之所以受到关注的原因可以简要概括为两点：1、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政府及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从而体现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cy）；2、政治信任也是政府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政治信任过低将意味着目前的政治体系或政府行为丧失了民众的支持，这样的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将会遇到更多的反对和阻力，并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围绕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信任的评估与测定、政治信任的起源两个方面。以欧美国家为对象的政治信任研究成果已较为多见，但是以亚洲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政治信任方面的实证研究在国内还相当少见。本文拟对目前政治信任的有关理论进行简要回顾以后，对东亚及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及其起源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试图对目前有关政治信任的理论予以修正。

二、有关政治信任的主要理论

政治信任在政治学界日益受到重视实际上和社会资本理论的流行不无关系。在一些西方社会资本学者所设计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中，政治信任被当作测定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指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不少学者都指出，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是不同的（R.Hardin，1998；Levi Stoker，2000；K.Newton，2001；E.Uslaner，G.Badescu，2004）。政治信任一般指的是民众对于政治组织（如政党）、政府机构（政府、国会）、军队等的信任，而社会信任则指的是民众对于社会上的普通人的信任。学术界经常使用的测定社会信任的指标，即“一般来说，你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吗？”这一问题并没有具体的信任对象，比如家人、朋友、陌生人，而是一个抽象的群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因而被当作衡量一个社会信任水平高低的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指标。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之间也未必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Newton Norris，2001）。因此，纽顿（K.Newton）认为，“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并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而是两个具有不同的起源的非常不同的事物。”[1]

由于政治信任与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的社会信任不同，也由于对任何形式的政府来说，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都是必须的，因此，纽顿等学者也把政治信任当作一种“政治资本”来看待。[2]不过，纽顿（2001）虽然在他的论文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尽管如此，把政治信任看作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的想法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过高的政治信任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当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和法治水平较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高度的政治信任可能会纵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

对于政治信任的起源，目前主要存在两种理论，即制度的解释和社会文化的解释。[3]文化的解释认为“政治信任是外生的，是形成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其起源于“植根于文化规范和通过人们成长早期社会化而形成的，长期的和根深蒂固的信念”，“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对制度的信任是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的延伸”。[4]具体来讲，也就是说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文化性因素，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原因，高度的社会信任导致高度的政治信任。在这一点上，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又和社会资本理论密切相关。最为著名的研究成果当数普特南（1993）对意大利地方政府绩效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该书较为系统的阐述了社会信任、市民组织以及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了政府的绩效。而制度的解释则认为，“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的绩效、政治制度的可信性的一种理性的评估”。[5]当一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增加了民众的福祉，民主制度的运行获得了民众的首肯，同时政府的腐败行为也得到了控制，那么政府或者制度的可信性（trust worthiness）就会导致人们对政府或政治制度信任的增加。反之则反。米施勒（William Mishler）与罗斯（Richard Rose）在对中东欧和前苏联10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信任进行实证分析以后指出，无论是微观层次（即个人层次）还是宏观层次（即社会层次），制度主义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目前，从制度主义角度探讨政治信任的学者居多数，其中不少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他们的观点（Chanley，Rudolph，and Rahn，2000；Susan Pharr，2000；Newton and Norris，2000；Leviand Stoker，2000；Luke Keele，2007）。此外，在西方学者中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民主制度下无论是社会信任还是政治信任，都更容易形成，而独裁或者权威主义政权下，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则较难容易形成（Uslaner，1999；Levi，1998）。

那么，以上对于政治信任的解释是否也适合用来解释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政治信任的起源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政治信任源于社会信任的解释，对东亚国家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十分完整的答案。笔者认为，权威主义价值观同样可以成为政治信任的一个文化上的原因。权威主义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遥远，可是对于东亚国家来说，仍然是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的价值观念。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都有着历史漫长的专制或权威主义统治的历史，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中，权威主义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台湾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概括出了中国人的四种社会取向的特征，即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在家族中的父权至上和国家中的君权至上，两者“相辅相成，便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在家族内外，自幼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专制环境下，自然会形成一种过分重视、崇拜及依赖权威的心理和行为取向”。[6]权威取向具体来说有三个特征：1.对权威的敏感；2.权威崇拜；3.权威依赖。[7]权威主义倾向不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下东亚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以韩国为例，即使在正式的政治制度民主化以后，韩国人的权威主义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韩国人的日常行为中，而且还体现在韩国的语言结构中。从一般的观察来看，韩国人在师生、上司和下属、父母和子女、长幼、甚至上下级学生之间的等级尊卑比中国要严格得多，韩国甚至存在着年龄相差7岁就不会成为朋友的说法。韩语的语言结构中对敬语的使用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对不同的年龄、地位的人应该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和不敬。

权威主义价值观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吗？从逻辑上讲，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政府和政治领袖是整个国家中最重要的权威象征，对权威的敏感、崇拜和依赖自然会导致人们对政府、政治领导人的信任。为了从经验角度对这一假设加以证明，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中，权威主义价值观将被作为政治信任的一个可能的成因加以重点考察。

三、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的实证分析

1.使用的数据库及变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数据库是由亚洲民主调查（Asian Barometer）研究组提供的。该研究组以东亚和东南亚8个国家和地区的18岁以上成年人为对象，包括中国（分大陆、台湾、香港三个地区）、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蒙古。调查时间为2001-2003年，调查以问卷调查形式，以随机抽样确定样本，通过直接访问被调查者，共获取了12，217个有效样本。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分布为：中国大陆：3183；香港：811；台湾：1415；韩国：1500；日本：1418；蒙古：1144；菲律宾：1200；泰国：1546。该项调查为美国及东亚各国著名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来主持，调查的可信度较高。[8]中国大陆地区的调查由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史天健主持，中国社科院具体实施调查。

关于因变量政治信任的测定，可以选择某一个政治组织，如政府、政党、国会、军队等分别进行测量。但是这里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在实行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态上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对自己喜欢的政党或政府可能会更加信任，对自己不喜欢的政治组织可能会倾向于不信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将民众对7个政治组织的政治信任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政治信任，这样就可以更接近政治信任的一般情况。这7个政治组织是：法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安部门（警察）、议会（中国大陆为全国人大）、军队、政党（中国大陆为共产党）。为了能够更为形象的反映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状况，我们这里并没有采用7个组织的因子分析值（尽管这7个变量可以提取出一个单一的因子值）来作为描述政治信任的指标而是采用了平均值来描述。获得政治信任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注：政治信任=对7个政治组织的信任（法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议会、政党、警察、军队），回答“信任”者为“1”，“不信任”者为“0”。N：样本数。T1-T7分别代表7个政治组织的信任。该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代表一个国家整体的政治信任度，各国的政治信任度的分布值将在0-1之间。]

在影响因变量政治信任的自变量的选择上，反映制度视角的变量有三个：即“对现在国家经济整体形势的评价”、“对目前民主制度的运行状况的评价”以及“对目前地方政府腐败状况的评价”；反映文化视角的变量有两个：即“对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任与否”和“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9]笔者认为虽然可以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很多角度来分析，但是这些变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最终可以通过受访者的价值观以及对政府绩效方面的评价中反映出来，因此不作为单独的自变量来考察。

2.政治信任的分布

通过公式计算出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结果来看（图1），中国大陆的政治信任处于最高水平，为0.907，其次为泰国，为0.664，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按政治信任的高低排序，依次为香港（0.662），蒙古（0.538），菲律宾（0.475），台湾（0.451），日本（0.387），韩国（0.371）。根据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屋”的分类，中国大陆属于“非民主”制度，日本属于“老牌”民主制度，中国的香港地区属于“半民主”制度，台湾地区、泰国、韩国、菲律宾、蒙古均属于“新生民主”制度。[10]从我们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被认为是新生民主国家的韩国，政治信任处于最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