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邓小平的“治党论”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思考和研究了在这样的国度里怎样治党管党的问题。邓小平的“治党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的“治党论”，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大有裨益。

一、从邓小平的“政治交代”讲起

在邓小平向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交班之时，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谈话。他把这些谈话称为“我的政治交代”。这些政治交代的主题，讲的是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形成后怎样工作的问题。

他强调指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为此，他建议新一届领导集体形成后，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1]。这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两手抓”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他有针对性地强调“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他说：“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对于惩治腐败，他明确提出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还振聋发聩地提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在这个政治交代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他想的是怎么样深化改革开放，他忧的是党内久治不愈的腐败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会影响改革开放大业，甚至会使党“有失败的危险”。

二、治国必须先治党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始，邓小平就提出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治国兴国最根本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和深入的过程中，他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在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中，治国必须先治党。

邓小平为什么那么重视党的治理和建设呢？为什么要把治党问题同治国问题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呢？可以归结为如下原因：

(一)共产党是执政党，治理执政党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邓小平认为，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党在治国理政进程中要经受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的多重严峻考验。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个全局性的大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他强调党的十二大要回答这个问题。以后，他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十分满意这个问题的解答。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言简意赅地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是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在今天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即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从执政党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去思考。这个问题和他提出的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发展成为领导人民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发展成为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使党能够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另一方面也使党的干部面临着“权力”和“利益”的双重诱惑，使党与群众的关系出现了逆向发展的势头。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党的历史方位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整体性新老交替已经完成，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是党有生机和活力、后继有人的重要标志，同时也给党提出了怎样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历史性课题。

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变化是“外因”，党的队伍发生的变化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使党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使党的队伍不断壮大、活力不断增强，这是主流；另一方面，党风问题日益突出，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一些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走向党和群众的反面。

应该讲，我们党的主流，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否则，无法说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什么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但是，成就不能掩盖问题，我们党对此十分清醒。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在再次强调这“四大考验”的同时，又加上了“四大危险”，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因此，研究党的建设问题，不仅要搞清楚我们的党情，包括我们党的主流和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从这样的党情出发从严治党。这也就是为什么治国必须先治党、严治党的原因。

(二)党的治国路线正确与否，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家的领导核心，国家的发展前途与党的治国路线息息相关、密不可分。邓小平在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个问题的时候，重点强调党要有正确的路线，这是治国兴国最根本的问题。

回顾历史，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邓小平抓党的建设，也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研究邓小平的党的建设思想，不能离开这一历史进程和历史特点。拨乱反正，是因为有“乱”。从表面上看，是乱在社会；从实质上看，是乱在党；从根本上看，是乱在党的领导特别是党的路线出了大问题。

路线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由于路线的错误，不仅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党和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同时还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是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还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还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党和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敢地挺身而出，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党的路线破题，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党的政治路线；三是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在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组织路线。

在此基础上，以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重点，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六中全会之前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且把党中央的领导由“主席制”改为“总书记制”，实行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党在拨乱反正中以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性进展，重新焕发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青春气象，重新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为国家和人民展现了光明的前景。

总之，邓小平始终认为，治理中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因此，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三、“治党”、“管党”的原则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邓小平和我们历届党中央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管理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此作过不少重要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期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讲话，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代表作，其中不少观点是关于党的管理思想的精彩内容。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在领导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过程中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发展了毛泽东党的管理思想，形成了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新时期的“治党论”。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治党根据

领导一个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必须认清国情；治理一个党，不仅要认清国情，还要认清党情。国情与党情，是党搞好自身管理或治理的客观根据。邓小平的“治党论”，就是建立在对国情与党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邓小平提出治党管党问题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由不发达社会主义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的转变阶段，是一个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独特阶段，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定型的阶段。党的建设与管理的全部要求，都要从这么一个客观实际出发，并有助于这一介段的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党情，是邓小平提出治党管党问题的又一出发点。这一新时期的党情具有非常复杂的特点，一方面，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成为现代化建设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核心，党的队伍也充实了大量有改革精神与科学文化知识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带来了党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中又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把改革开放看做是姓“资”的“左”倾错误，发生了党员、干部严重的腐败问题，等等。

(二)治党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治理究竟抓什么？从邓小平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到，千头万绪，重点抓三条：

一是管好路线。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邓小平针对这种状况，领导与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治党之举，先治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党的管理思想的主张，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并用来治理因“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被搞乱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