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当下中国最根本的任务是文明重建

【摘要】文明重建才是中国现在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一切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该怎么解决，而人心也会慢慢恢复平静、趋于常态。

以下系采访全文：

袁训会：应该讲，从1990年代以来，执政者就开始逐步重视国学，也一直提倡复兴传统文化，但是国学作为一种存在，在现实层面却比较尴尬，现在一讲到国学很多人就会想到于丹讲的那种鸡汤式国学，影响很大;再就是很疯狂的，主张要恢复跪拜等各种礼仪之类的国学。但显然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在中国人普遍接受西方化生活方式，如果国学不能从各个层面和现代性做一个打通，这种尴尬境地恐怕还会继续保持。

只有国学研究者自身加强修行 国学才不至粗俗化

方朝晖：你讲的确实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国学发展到今天，确实应当好好思考和反省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从事国学研究的这些人自己不能正确面对这些问题，还是被民族主义继续被绑架下去的话，国学研究很难真正有意义。

我想首先要从宏观或者历史角度来看，1990年代国学兴起以来，时间只有20多年，也不是很长，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经过文革那样的伤残以后出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从事国学研究的人要有一种反省意识。现在国学的尴尬局面很大程度上是从事国学的这些人本身有关系，他们自己在精神世界方面，在灵魂深处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是决定国学将来能不能走出目前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东西对国学的健康发展很重要。第一，从内的角度来讲，国学研究者自身在精神上信仰方面达到什么程度。古人没有一个抽象的国学概念，他们是儒家、道家或佛家，而核心都是以修行为基础。国学本身是修行的学问。修行就意味着不是成天到晚拿本书去上课、去著书立说，去发论文，或讲理论。国学最重要的东西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反省、自我面对，包括静坐、自省、待人、接物等等。古人看一个人有没有学问，首先看的是你和家人、领导、朋友、亲戚等的关系怎么处理的，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具体的东西。为此需要修行。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以修行为基础的国学，在今天尤其在儒学圈子里还很不够。也许可以说道家和佛教还保持了修行传统。搞儒家的人现在主要都是大学或者教育体制、科研机构里的老师，这些老师所在机构的任务是做研究，从事知识化生产。今天很多从事国学研究非常优秀的学者，都没有办法摆脱今天科研制度和教育体制所加给他的科研任务、教学任务和出版任务，即使他情感上认同国学，甚至自称自己就是一个儒者、儒生或儒家，也没有办法像古人那样完全以修行为主。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锤炼出一套真正有效的修行程序和方法。

我有时候想，我们也许应该通过重建书院等一类道场的方式，以修行为主，在修行基础上教书育人，直接把主要任务回到自我修炼上去，修炼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决定我们自身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而且决定我们最终建立什么样的信仰。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和这个时代一样的浮躁，没办法真正认识自己心灵的误区，从而容易把国学粗俗化，仅凭自己的一些概念式理解来倡导国学。

从事国学研究 一定要跳出国学看国学、跳出中国看中国

方朝晖：第二，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一定要能够跳出国学看国学、跳出中国看中国。这也就是所谓全球视野。知识面很窄，知识结构封闭，就没办法真正理解其他文化的优秀和长处。好比我是一朵美丽的兰花，原先以为全世界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在我身上。但走出去我看到了世上还有那么多美丽的花儿，各有特色，竞显芬芳，甚至比我更美丽。但是，欣赏别的花儿，并不等于放弃自我，我的任务是以自我为本位吸收别人、最终成就自我。

如果我完全放弃自我，硬要把自己培养成桃花或杏花，我也就死亡了。把中国文化定位成世界文化花园中的一朵，欣赏别人而不丧失自我，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我给外国留学生上课时，学生来自于全世界几十个国家，面对他们，你发现他们身上很多优点，比如守信用，严谨，严密等等。这都是从他们自身的传统中塑造出来的，不是中华传统塑造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半点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情结，或者以吹捧中国文化多么伟大神奇为主旨，就没办法把课上好，不可能让学生真正满意。只有以一种完全开放的心灵和他们进行对话，不预设任何前提，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最后你可能会发现与哪个国家的人交流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讲这个例子想说明，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万国时代，而不是帝国时代，每个文化当中都有很多优秀的传统需要我们去尊重。人最大的局限性就是难以突破长期以来所逐渐形成的世界观、文化观。长期浸染在自己民族传统自身，只看到它的优点，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人家文化的优点。一个人的过去包括他的经历、教育、知识结构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心态。

比如我认识的很多西方汉学家，至少通三门以上的外语，日文、汉语加上自己的语言，同时可能还会学德语、法语或者希腊语、拉丁语。这些人学生阶段就要掌握这么多的外语，否则就没办法毕业。博士论文要参考大量的日文或中文文献。他们的知识结构，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参与和理解程度，都比没有这种训练的人强得多。而在中国，这方面的要求就松多了。从事国学研究的学生未必需要掌握那么多外语。知识视野的限制导致对其他文化的优点和成就缺乏发自内心的认同。

神化、绝对化国学是内心脆弱的表现

方朝晖：另一方面，由于儒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如果从事儒学的人对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现代学科的知识缺乏深度了解，也很难谈什么“治国平天下”。我以前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对这个问题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如今大家对西方文化、外来文化也抱着多学习、多了解的心态，但是只有真正理解其他文化的魅力和内在活力，对外来文明的永恒意义和不朽价值有深刻和清醒的体验，才能真正拓宽我们的视野。

回到你刚才所讲的问题，现代人生活方式上已经高度西方化了，或者在全球化的浪潮里已经趋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掌握了更多的其他学科或文化，就能以一种更加被全世界人接受的方法来阐述国学。如果你没有真正理解人家文化的优点，就无法以一种合乎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语言来阐释，很容易给别人以原教旨主义的错误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很容易日益陶醉于自说自话，不断地把你所讲的道道神化、绝对化，仿佛只有把国学塑造得无比伟大和崇高，才能抵抗别人的怀疑。这其实是内心深处非常脆弱的表现，打肿脸充胖子。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学国学或者儒学今天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怎么样以现代人能够接受的语言，包括怎么样利用现代其他学科的知识和资源，结合现代人生活方式来真正激活它。从这个角度说，于丹那种心灵鸡汤式的做法还是有意义的，至少比象牙塔里纯粹学究式的研究更加灵活，以一种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对古人思想的理解，比起完全原教旨主义的自吹自擂、自说自话也好一点。当然，那种浅薄或歪曲、刻意迎合大家趣味的国学是要不得的。

相比国学研究者 江湖术士更能满足百姓的心理需求

袁训会：通过您刚才的讲解，实际上真正地理解国学，对知识和修行的要求都很高，刚才没说，现实中国学还有一种尴尬，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国学收费课程大受欢迎，而且费用也不低，国学在很多人那儿似乎成了一门生意。

方朝晖：现在整个国学是泥沙俱下，精芜并存。国人对国学的渴望，我觉得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待，一方面有些人在国学当中确实感觉到古人有些做人处世的方式方法、管理智慧、修养格言有道理，希望从事国学的人能够给他们一些教益。毕竟是信仰荒芜，精神贫乏，特别是在已经有了钱，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希望在精神上能够得到一些滋养，欲望的过度膨胀最终也没有给自己带来内心深处的安逸和幸福。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社会在推动国学方面有时候比专家、知识分子、学院派作用更大。

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是社会推动的，就很难保证不出现渣滓。中国人自古以来有一种信神信鬼的传统，希望得到庇佑，相信算命、八卦，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带来某种好处。有一些人自己挣了钱，得到一些东西以后生怕丢掉和失去，有一种不安全感，希望从神灵那儿找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从事国学研究的人迎合大众趣味，开始装神弄鬼。很多人讲八卦算命，自己并不懂多少，更重要的是自己都不信，但因为能挣钱，就开始做起来，结果乌烟瘴气，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袁训会：有的时候学者不够用，空白区就出现了很多江湖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