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中国必走向多中心治理

作者:吴稼祥发布日期:2016-08-05

「吴稼祥:中国必走向多中心治理」正文

多中心治理是必由之路

问:从历史的角度来预判中国未来的变迁,如何在中国实现多中心治理?

吴稼祥:其实我是想论证联邦制在中国的可能性。我出的《公天下》主要是论证“多中心治理”这一议题,在最后一章,我预告了下本书将主要论述“双主体法权”。这一写作的目的就是要针对目前按中央集权教条式的迷恋。

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论述过联邦制,但是权力这个东西不能沾染,沾染上了总是越多越好,这让我对权力抱有巨大的恐惧。

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上民主化,这是无需讨论的问题,但我最担心的是再一次走向俄罗斯的道路。但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国还不可能实行多中心治理,多中心治理的方案是为实现民主化以后准备的。

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是联邦制,但是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领土面积从两千一百多万减少至一千八百多万平方公里。普京上台之后,重新恢复中央集权,八十八个自治区首脑虽选举产生,但必须经总统批准。评估联邦制最简单的一个指标是中央政府次一级政府首脑的选举,都不应经中央政府批准。

问:刘军宁认为面积超过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都应推行联邦制?

吴稼祥:我以为人口超过两个亿,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都应推行联邦制,现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未推行了。

现在有人认为搞联邦容易导致分裂,这是一个伪命题。从西周迈向春秋战国,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制度安排是因为权力和土地挂钩,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各诸侯为扩充自身的权力,只能依靠打仗争夺土地。

英格兰是对外各国实行联邦,对内的爱尔兰、苏格兰就推行中央集权。反而导致爱尔兰共和军的出现,所以真正逼迫地方独立的是中央集权。

一般国家的民主还是以民族为基础,民族按块状分布;而美国非常不一样,美国的民族分布是撒拉状,各民族像水果搅拌过后,所以它的民族问题只是权力分立的问题,但是对于后发的民主国家,民族问题既是权力问题,也是民族问题。

求解民主化方案

问:中国要走向多中心治理,如何来实现这一结果?

吴稼祥:这就是追求民主化。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这其实不符合事实,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行了一半。

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政治权力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力的关系;第二,党和政府的关系;第三,中央和地方关系;第四,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分离;第五,获取权力的方法;第六,权力的来源问题,而且是可以被验证的来源。这是广义的政治体制问题,后三个是狭义的政治体制问题。

前两者是中国前三十年全权政体才产生的问题,一切权力都是政治权力。这意味着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需要权力的批准。经过市场经济改革,这已经大为改观,相比于前三十年已有了“骇人听闻”的进展。

而至今没有改革的,是狭义政治体制的部分。政治改革要解决的就是联邦政治、分权政治、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

邓小平其实已经用“权力下放、党政分开”来阐明这一问题。现在的党政分开是左、右分开,并不符合邓小平的原意,党政应该前后分开,党应该在“幕布”后面。

权力下放很难解决,要彻底解决分权的问题需要民主改革,民主才是分权的定型剂。

只有中国才存在权力分散的过程,是因为之前权力过于集中。而美国的联邦制,是完成政治权力在一定范围内集中的过程。目前制度下的分权有如弹簧,用力拉则分,一不用力就恢复原貌,这就无法改变权力的结构,只有改变权力的授予方式才能实现这一点。

问:如何具体的操作?

吴稼祥:权力分到哪,民主跟到哪。权力分到村一级,民主就推行到村一级。可以模仿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划区选点、逐级直选、由下而上、由点到面”。

譬如我们可将广东省深圳市选为试点,并让其变成直辖市。并在里面选择三个区、每个区选择两个县,每个县选择三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三个村,一共就有五十四个村庄。

第一年,选举可定在暑假期间进行,让深圳的大学生接受半个月的培训,教会他们公民如何进行选举和选举监督,并尽可能细致的说明选举规则。一定要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而且学起来相当简单。进而大学生成为自愿者,开始辅助各村的候选人选举,如此选举,54个村庄运作一两年就可以进入正轨。

第二年,十八个乡镇开始推广选举,候选人和当选人都无需经过上一级政府部门的批准,选举才会有意义。这个改革过程逐步推进,当选举达到省级的时候,中国的民主基本可以实现了。

其实,和美国一样,对于普通人而言,选举一个镇长比选举一个总统更关键,这也是台湾民主化曾经走过的道路。

问:自下而上推进民主化有何益处?

吴稼祥:这样的改革不会让任何人感到不安全。改革一定要让人有甜头,否则少有人拥护改革。改革是疼痛的过程,但改革在起始阶段不能让人疼痛,否则没有人学习。

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政权的崩溃,如此改革,上访、强拆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中国人的怨恨也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慢慢消解,民主改革才能实现“釜底抽薪”。

问:民主化如何消解阻力?

吴稼祥:我们的既得利益者力量强大,所以必须化整为零,才能够分散抵制的力量。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如果一开始就全部取消农村公社,结果是一定会付出血的代价。当初选择小岗村列为试点,就是分散全国性的反对力量。

化整为零就是要不直接对抗这股力量。好比一座冰山,直接用锤子击打可能再大的力量也无法击碎它,但是我们选择一个位置,用很小的火持续的融化它,反而容易成功。

民主素质与中央集权的幻象

问:您认为民主与素质无关,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民情”美国民主重要的基础之一,您分析此一问题的逻辑是?

吴稼祥:托克维尔现在被炒得太热,法国人的理论思维是有限的,孟德斯鸠还算好的。

要注意到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一个民族能逃跑的人素质都是最好的,移民的人都有很强的反叛精神,移民是社会进步的阶梯。移民社会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强的创造文化的冲动

民主最相关的工商业,取决于工商业发展的程度。说民众素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文明,亚洲未民主化的国家可能所剩不多,难道这些国家民众素质是最差的?

中国是“天朝”之民,难道民众素质还不及它?!中国人这四千年能生存下来,素质不高可不行。

问:如何历史的理解这一问题?

吴稼祥:纵观中国历史,所有最伟大的道德是在最堕落的道德上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

秦始皇时期的道德是多么堕落,到了文景之治,道德就变过来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炀帝,道德有多败坏,但到了唐太宗时期,都在“一夜之间”扭转过来了。道德都取决于统治者的道德。

就现在而论,领导热要求官员不喝好酒,白酒价格就下跌。握有权力的人喜欢喝高品质的酒,大家就自然会跟风。美国一位哲学家曾言,权力决定道德,权力决定社会风尚。

问: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长期维持“超大规模”国家的中央集权,会引发怎样的问题?

吴稼祥:长期维持“超大规模”国家的中央集权容易产生五大陷阱:个人崇拜、资源动员过度、追求稳定、文化停滞和一元化。

最严重的是,这样的体制对稳定有着永不枯竭的饥渴,它总担心不稳定,导致普通人的反抗意识增强,中国古代最坏的结果就是流民造反,王朝更迭的速度加快。

同时,权力过度集中,形成“小人”环伺权力的局面。权力就被私人、不正义的行使,降低社会的道德、恶化社会风俗,最后也会加速社会运行的奔溃。

问:当代再维持“超大规模”国家有何问题?

吴稼祥:主要的问题依然是“稳定悖论”,维持稳定的压力和高度集中的权力。从社会方面来看,让很多社会产品被奢侈化、寻租化;而且耗散社会资源,制约了市场中企业的正常发展,社会经济被严重扭曲化;普通人生活改善的空间被压缩,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端,权力挤压社会和经济的结果是,普通人成为了间接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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