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香港人”――新生身份认同的试练

【解题语】就像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但是“中国人”意识在中国的普遍化最多只有一百年左右，香港虽然早在170多年前的《南京条约》之后就脱离的中国，但是大部分香港居民自称“香港人”，也不过30多年而已。其中“九七回归”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本篇细说从头。

近年兴起的香港“新本土主义”论述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对“九七回归”前，香港民主派所主张的“民主回归论”的批判。焦点集中在批评传统的民主派（泛民）站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天真地误信了香港在“九七”后将会迎来民主的新时代。此一论述一方面道破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很难落实真正民主的宿命；另一方面则在此认知的基础上，强化香港的“三自一独”（自主、自救、自决、独立）诉求的正当性。这种观点倾向认为：今日香港的困境，源自于包括“中英谈判”在内的“九七回归”决策过程中香港人被排除在外，因此提出“2047香港自决”的新诉求。

其实，笔者早在2000年分析香港本土意识兴起的历史脉络时，从“主权变更”／“归属变更”的观点，就已指出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谈判过程中将当事人香港市民拒之门外，造成“住民缺席”的历史事实，将先天性地成为“九七回归”后国民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障碍及香港本土抗争用之不尽的资源。

住民缺席的“九七回归”

“九七回归”本质上是一项主权的变更，这种观点倾向从主权的角度理解领土转移的本质，它注重的是国家与领土的概念。相比之下，“归属变更”的视角涵盖的范围相对较广。它不仅限于领土的转移，还包括了居住在这块领土上的居民在法律归属的变更，譬如国籍与公民权等。除此之外，还包括随之而来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问题、变更后这些“新国民”在面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而产生的适应问题，即国民整合上的问题。

从过去比较香港、台湾、冲绳（琉球）的个案，笔者研究发现，这3个地区在21世纪的今天仍继续存在的身份认同问题都与它们过往所经历的包括“回归”（台湾称“光复”(1945年)；冲绳称“复归”(1972年)）在内的“归属变更”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战后当民主主义在世界较广范围传播的年代，这些地区的住民在遭遇“回归”变局时的“被缺席”经验，直接导致了这些“新国民”对“祖国”的心理距离，也成为日后“祖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所推行的新政策的阻力，成为在这些地区建构新国家认同的障碍。

“港人治港”对“香港人”身分浮现的刺激

如果说“九七回归”决策过程中的“住民缺席”，为日后香港本土社会寻求“命运自主”的抗争埋下伏笔，那么1980年代香港社会面对的“九七”恐慌则直接导致已经萌芽的香港本土意识浮上水面，“香港人”身分认同快速地进入主流化阶段。

在此之前，正如上篇《“香港共同体”的形塑》（《明报》2016年5月3日）

所述，香港的本土认同尽管在1970年代开始萌芽，然而“我是香港人”的意识仍未普及。当时居民的身分意识仍大多停留在籍贯或出身地的层面，也就是“广东人”（或“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上海人”等。若是遇到同是广东籍的时候，便会进一步细说是“台山人”、“佛山人”、“顺德人”、“广州人”、“番禺人”或“开平人”等等。

说一段趣闻，1997年“香港回归”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正在东京求学的笔者当时在NHK电视台兼职当翻译，有机会参与制作一系列相关的专题节目。其中一集采访了出身香港、在日本活跃的歌星陈美龄，她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一席话，让笔者至今记忆犹新：“我刚刚来日本的时候（1970年代中），并不清楚自己应该称做哪里人，当日本人说我是『香港人』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意识在1980年代迅速扩大，主要是拜“九七问题”所赐，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其一，“九七问题”在当时具有清晰的外来特征。突如其来的“香港前途问题”，造成香港社会极度的恐慌与不安。正是在此刺激下，香港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得以快速增强，以应付外来的挑战。在诸多研究族群认同的理论中，由学者英格（M. J. Yinger）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显现主义”（expressivism）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九七问题”刺激了香港本土认同的迅速发展。这一研究途径所强调的是，为了填补因社会的急速变迁而产生的孤独感和空虚感，人们倾向去寻求一个可以赋予社会所有成员的共通名称与身分认同的集体纽带。“香港人”这一新的认同意识，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得以迅速凝聚并“显现”出来的。

“港人治港” 谁是“港人”？

其二，“港人治港”构思的提出，“意外”地刺激了“香港人”身分认同的浮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当年在论及回归后香港的治理方针时，提出了“港人治港”和“一国两制”的构思。顾名思义，“港人治港”是指未来的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姑且不论此一承诺后来是否有兑现，当时邓小平的提法，令众多原本对自己的身分还模糊不清的香港市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就是“香港人”。此外，“港人治港”的提法也引发香港社会展开“港人”如何定义的讨论，而这场“谁是港人”议论的背景则是源于对“港人治港”有朝一日演变为“京人治港”的担忧。

“香港人”身分认同的主流化

如上所述，受到“九七问题”和“港人治港”的直接刺激，“香港人”的认同意识在1980年代快速地显现出来。香港最早有关身分认同的民意调查，是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刘兆佳与关信基做的“香港社会政治价值观调1985”。其调查结果，显示59.5%的香港市民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大幅度多过自认为“中国人”的36.2%。换言之，香港本土认同在1980年代中期已一跃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

此后直至1997年，综合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等在1990年代定期所做的民意调查，平均每年都有将近六成的香港市民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约一成则视自己“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而约三成则认定自己是“中国人”。作为社会主流的“香港人”身分认同，在“九七回归”之前一直维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

作为一种具社会普遍性的本土意识，“香港人”无疑是人类社会上最晚近、最新的身分认同之一。正如上篇〈“香港共同体”的形塑〉所述，由于1949年以前中港边境的长期开放与人口高度的流动化，导致形成香港本土意识的条件，晚至1960年代中才告成熟，“香港是我家”的观念也在此一时期开始萌芽。不过，“香港人”意识急速地在香港社会浮现出来，并迅速成为主流化现象，讽刺地又是仰赖另一个“中国因素”――“九七回归”。

诚然，不仅“九七回归”的谈判过程中，作为当事人的香港人没有被邀请参与，而且在筹备政权移交的权力运作上，也几乎排除了在当时为主流民意支持的民主派人士。这种状况在回归后的特区政府的权力结构上也没有获得明显的改善。主流民意持续“缺席”的“后九七”特区运作模式，以及“一国”优先于“两制”的权力思维，也结构性地引发了“回归祖国”后2003年50万人上街的七一大游行、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及2014年的雨伞运动。

时下掌控香港的当权者正在面临的两大课题，近为如何解决“普选”死局后持续至今社会撕裂、躁动不安、看不到前景的困局；远则是在“自主”与“自决”的诉求逐渐主流化的趋势下，如何思考稳住民心，回应已开始浮现的“第二次香港前途问题”与议论中的“2047香港自决”的诉求。然而，倘若掌权者在未来推出的政改方案继续排除要求民主普选的香港主流民意，继续在特区政府的权力运作中让港人“缺席”，那么“香港人”身份认同只会愈来愈强，香港年轻世代的本土抗争力量也只会愈来愈激烈，香港也将永远走不出困境。

（作者林泉忠博士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原题：《“香港人”---新生身份认同的试练》，“香港本土主义的起源”系列之一，《明报》，2016年5月11日。作者博客/微博/FB：林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