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香港共同体”的型塑

【解题语】香港普选被干预，意外地催生了香港年轻世代“本土主义”的兴起。笔者早在16年前就已警告当时的香港本土认同已具备“准民族主义”的特徵，本系列重新探寻香港“本土主义”的起源，系列之一的本篇先来回顾1949年后“香港共同体”的创建过程。

四个月前，美国康乃尔大学荣休教授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离世，再度引发全球学术界对他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如何对人类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讨论。《想象的共同体》出版于1983年，该书将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解释为人们透过“想象”的力量，将“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在区域内的广泛传播而带来的社会共通性、集体纽带与政治共同体概念连接，所引发的效应。

笔者日前前往剑桥大学开会，而剑大也是安德森的母校。六十年前，他在剑桥古老的街道上，目睹了一个正在演说批评英法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阶级的英国学生攻击，他前往劝架却反遭殴打。其后，这群“胜利者”英国学生列队高唱英国国歌《天右吾皇》……这起事件，成为安德森的思想启蒙及其后批判帝国主义，同情殖民地，并促使他追寻民族主义起源的重要契机。

《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现代人类理解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的新视角，颠覆了过往世人对民族主义本质的认知。这本书，也成了笔者学生时代必读的教科书。2000年，笔者发表论文《何谓香港人？----从战后”香港共同体”之建立看新生身份认同之特征》，刊登在日本学术期刊《现代中国》。文中探讨了香港本土意识的起源，并首次提出“香港共同体”的新概念。

香港“准民族主义”的先天性特征

在2015年之前，作为“香港共同体”主观内涵的“香港人”认同，基本上只停留在与“大陆人”作为区隔对象的“族群”范畴，并未达至民族主义的阶段。事实上，当时也还未出现“港独”等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诉求。不过，香港社会由来已久的本土意识也绝非纯粹文化层面的族群意识，而是一开始就已包含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涵。占相当比例的港人对新统治者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九七”后香港与大陆两地民众之间因交流剧增所产生的摩擦，使香港本土认同及其内在的政治元素得以长期存在并伺机发展，此一现象也自然成为挑战“九七”后中港两地国民整合的主要障碍。基于其潜在的政治性，笔者将当时已经出现的“香港人”认同，定位为“准民族主义”。

其后八年，香港的本土主义思潮并未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反之，香港社会“中国人”认同的接受程度，在2008年达到历史新高，也使得笔者的论述一时缺乏现实的支撑。诡的是，在经历了2014年的“普选”死局及“雨伞运动”的历史性挫折之后，香港迎来了年轻世代呼唤“本土主义”的新时代，也因此笔者的“香港共同体”概念，重新获得新的论述空间。

针对方兴未艾的香港“新本土主义”现象，研究民族与认同的学者要处理的两大问题是：一、如何解释这波新现象的出现，其特征为何？二、该现象的历史脉络为何？有关前者，笔者这两年已写过一些文章，包括用“天然独”的概念，来探讨新世代的思想特征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走向，本文则尝试回到历史现场，重新分析香港“新本土主义”所仰赖的基础--“香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香港共同体”形成的六阶段

随著1842年中英签署《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正式结束，香港迎来开埠的新纪元。此后150多年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因此脱离了中国，并在英国独特的“自由放任”治港理念及透过与本土精英合作的“柔性统治模式”下，逐渐形成了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上有别于中国大陆的本土社会，这是“香港共同体”的雏形。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香港共同体”在1949年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会凝聚力薄弱的虚壳。尔后“香港共同体”从“虚”走向“实”的新阶段，其实是仰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1949年至迄今近70年，具实质意义的“香港共同体”之建立经历了摸索与变迁的六个阶段：

一、1950年代初：“香港共同体”硬体组建期。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边境口岸一改过去的开放式管理，双方的出入境政策迅速收紧，深圳河从此成为两地社会隔离的地理标志。与此同时，香港工业化起步，香港区域内统一市场逐渐成形。

二、1960年代中：“香港共同体”软体建构期。香港出生的人口趋于多数，无线电视的播、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及粤语流行音乐的兴起，带动了“香港文化”进入创造期，香港本土认同也进入酝酿期。

三、1980年代初：“九七问题”浮现，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谈判进入程序。邓小平提出“港人治港”，引发“谁是港人”的讨论。“九七”的阴霾刺激了“香港人”认同迅速浮出面。

四、1997年后：“九七恐惧”渐散，中港两地融合加速。“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机会及港人对CEPA的期待，香港社会的“中国人”意识趋强，香港本土意识则进入衰弱期。

五、2008年后：“崛起”后的中国对民主的暧昧态势日趋明显，香港“普选”前景不明朗，冲击了香港社会对北京的信任。香港社会的“中国人”认同转弱，“香港人”认同则趋强。

六、2014年后：港人企盼三十年的“民主普选”落空，空前的“雨伞运动”的挫折感催生了年轻世代的“港独”意识，包含”三自一独”，即”自主”、”自救”、”自决”及”独立建国”等新诉求的香港“新本土主义”进入蓬勃发展期。

深圳河以南“香港共同体”的型塑

要构筑一个新的共同体，必须靠“硬体”与“软体”的相互配合，始能成形。前者强调地理范围的确立及提供形成统一市场的基础建设、管理区域内居民的政府架构的设立、居民居所规划等等；后者除了政经、法律、教育与福利制度外，更著重于赋予联系共同体内各成员之间精神纽带的文化要素。

今日香港特区的地理范围，实际上几乎完全承袭了英国时期在香港的统治范围。继1842年根据《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后，清朝复于1860年根据《北京条约》割让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1898年英国再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进一步由清朝手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区，延续至今的香港范围就此确立。尽管英国殖民政府在各阶段就已开始在新获得的土地进行基础建设，实施有效的管理，同时却未强行实施对英国效忠的认同政策，加上出入境管理的虚化与人口高度的流动化，使香港在1949年以前，难以形成对外具排他性，对内具凝聚力的本土共同体意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香港与中国的边境口岸大致上是开放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进出并没有实施严密的出入境管理。直到1950年为了防止大量的难民从中国涌进等其它政治因素港英政府才开始制订并实施严密的出入境管理制度。

随后，由于新中国介入韩战联合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性物资禁运美国也禁止输入中国产品。此两项对中国经济实施制裁的措施导致以中转中国产品为经济支柱的香港必需寻求新的经济出路。恰巧因新中国的成立由上海等地涌进的资金主导了1950年代之后香港的工业化。

出入境管理的严密化，切断了香港与中国高频率的交流，提供了香港建立本土统一经济市场的条件。而随着人口的稳定化，尤其是到了1966年，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越移民人口，香港社会的“本土化”条件才告成熟。换言之，在此之前人口高度流动化与非本土人口占多数的香港，并不具备建立本土共同体的基本条件。

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建构

然而，本土统一经济市场的建立及本土社会条件的逐渐成形，并不足以确立一个具有文化灵魂、能凝聚香港住民归属意识的共同体。因此“香港共同体”的型塑，除了必要的“硬体”，还需要“软体”的支撑即“香港文化”的创造。

众所知香港的传统文化是以广东文化为主体在1950年代以前，以粤剧为代表的民间文化活动与广州及周边地区交流频繁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省港文化网络”。然而，自从新中国建立后，两地的文化交流中断，中国大陆开始兴起了“社会主义新文化”排斥传统艺文活动的状况到了1966年开始的“文革十年”更走向极端。

然而就在此时，香港无线电视台启播掀开了创建“香港文化”黄金时代的序幕。作为“香港文化”象征的，以李小龙为主的香港功夫电影热潮，及以许冠杰为鼻祖的粤语流行曲的创作热潮，正是在这个年代涌现出来的。换言之香港在1949年后尤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形成了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形态。

“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也积极推动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扩大市民参与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间以稳定香港社会。这些政策都促使了1970年代的香港居民开始普遍产生“香港是我家”的意识。“香港人”这一新的身份认同开始在香港社会萌芽。

（作者林泉忠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原题：《“香港共同体”的型塑》，“香港本土主义的起源”系列之一，《明报》，2016年3月31日。作者博客/微博/FB：林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