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男：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中美就台湾问题解决方式的历史折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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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台湾问题的"双面性"特征

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都是一个具有"双面性"特征的复杂问题。首先，它是由于内战而产生的中国内政问题，反映的是海峡两岸中国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个层面上的台湾问题产生于中国内战后期，也就是在1948-1949年，由于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失败，其残余势力开始被迫退踞到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地。这些中国领土所固有的地理特性，为该集团的延续提供了暂时的地理屏障。此后，通过何种方式解决两岸矛盾，最终完成国家统一，就成为解决国内层面上台湾问题的核心所在。

其次，它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产生的国际问题，反映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个层面上的台湾问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还继续承认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全中国的"合法"代表，在客观上构成了实现中国最终统一的外部政治障碍，也产生了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随即进驻台海地区，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为国民党集团的延续进一步提供了政治承认之外的军事支持。此后，通过何种方式化解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干涉，最终完成国家统一，就成为国际层面上台湾问题的核心所在。[2]

从下边对60年历史的梳理中我们将看到，两个层面上的台湾问题虽然并非同时产生，但一旦两者同时存在，它们的解决方式就开始相互纠葛、相互牵绊，衍生出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在中美关系缓和与正常化后，变得尤为明显。从本质上说，这是中国为维护其核心主权利益与美国为维护其地缘战略利益而展开的斗争。本文按照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分阶段阐述双方在台湾问题解决方式上的斗争过程。

一、冷战与热战

美国在中国内战中采取了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鲜明态度，国共两党对当时已处于冷战状态的美苏两个大国也有着不同立场。因此，新中国的成立，实际上揭开了中美冷战的序幕。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随即进驻台海地区，中美刚刚开始的冷战急速升级。随着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中美冷战升级为热战。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0年代里，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又两次走到战争边缘。在整个1960年代，直到尼克松上台执政，中美一直处于僵持的冷战状态，其紧张程度甚至超过美苏冷战。与此同时，双方又通过大使级谈判维持着时断时续的直接接触。这就是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产生和发展的早期历史背景。

在台湾问题的国内层面业已形成、国际层面尚未出现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明确的，那就是要通过武力"解放"台湾。三大战役后，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3]新中国成立后初期，虽然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也随之产生，但通过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目标丝毫没有改变。中共中央于1949年12月31日发表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任务之一。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进行过实际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利。此后，中国政府武力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美军进驻台海地区后，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也明显具有了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含义。周恩来在1950年6月28日发表的斥责美国武装侵台的声明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4]也就是说，台湾问题的国际层面也要用武力方式来解决。中国入朝作战既是对美国造成中国陆上安全威胁的直接回应，也可看作是对美国武装干涉台湾问题的间接反击。因此，在朝鲜战争结束前，无论是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还是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中国政府都致力于通过武力方式来解决。

然而，中美在朝鲜战场上近三年的直接较量，使双方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双方得出的两条主要教训就是：第一，尽量避免与对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第二，确保双方信息沟通与传递的有效性。[5]中国开始严格区分台湾问题的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在继续尝试通过武力方式解决两岸矛盾的同时，极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一点可以从中方在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中采取的"打蒋不打美"策略上看出来。周恩来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后不久的亚非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6]在此后的中美接触中，中方明确提出并一贯坚持：要解决中美争端，美方必须首先完全撤走驻扎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力量。

在国内层面上，大陆方面在朝鲜停战后确实开始考虑用武力之外的途径解决两岸矛盾的可能性。这始于第一次台海危机后的1955年初。周恩来在当年5月召开的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7]1956年6月，周恩来又在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就"和平解放台湾"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8]可以说，这是大陆方面在解决两岸矛盾上的重大突破。

在随后发生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大陆的目标与第一次危机相比非常有限：一是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廓清台湾当局对大陆沿海的武装骚扰，二是掌握美国涉及沿海岛屿的政策底线。[9]这次危机过后，大陆结合第一次台海危机后两岸进行秘密接触时提出的政策架构，进一步发展了和平解决两岸矛盾的设想，最终在1963年提出"一纲四目"的系统主张。[10]"一纲四目"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中共不再强调武力手段在解决两岸矛盾方面的优先作用，通过某种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已成为中共领导人开始探索的重大课题。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在开始对和平解决两岸矛盾进行初步探索时，并没有宣示放弃武力手段。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内政问题的处理，首先应由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我们可以采取武力，也可以同台湾当局的代表坐下来讨论。"[11]毫无疑问，这是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不可能对任何人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在美国方面，朝鲜战争结束后它一直主张通过在台海地区"停火"和"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首先，它在台海地区极力避免与解放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在两次台海危机期间也是如此。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为蒋军护航的美舰在解放军轰击蒋舰的炮火中调头便走。

其次，它不支持台湾当局的任何军事冒险行为，因为它担心这些冒险行为会把美方拉入与中国直接军事冲突的泥潭。虽然美国与台湾当局在1954年底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这个条约对台湾当局的约束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对条约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制，台湾当局若要采取军事行动也须事先与美方"协商"。[12]蒋介石在1962年曾准备趁大陆经济困难之机发动"反攻"作战，被美国总统肯尼迪一口回绝。[13]

第三，它总能及时回应中方关于和平解决中美争端的倡议，有时甚至主动提出这样的倡议。例如，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声明发表三天后，杜勒斯即表示，"美国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14]同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便在日内瓦举行。在会谈中，美方又率先提出在台海地区"停火"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1958年9月初金门炮战仍在进行之时，杜勒斯发表声明，一方面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防御范围扩大到金、马等沿海岛屿，同时又表示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在中方的回应下，中美大使级会谈很快便在华沙恢复。[15]

然而，美方提出的所谓"停火"问题刻意模糊了台湾问题的两个层面。首先，尽管美军已经进驻台海地区，但中美从未在该地区交火，所以也就无"火"可停。"放弃使用武力"，首先应该是美国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从台海地区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其次，尽管大陆已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初步设想，但这在本质上属于中国内政问题，停不停火、何时停火美方都无权干涉。美国的主张实际上既要中方接受美军进驻台湾的既成事实，又要中方放弃武力解决内政问题的国家权力。这是中方不能接受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中美关系在整个60年代都处于尖锐对抗的状态。

因此，到尼克松上台前夕，中方在台湾问题解决方式上的立场是：在中美关系层面，双方都应放弃武力，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美方必须首先从台海地区全部撤军；在两岸关系层面，大陆提出了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的系统主张，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一时期美方的立场是：无论是在中美关系还是两岸关系的层面，都应该放弃使用武力，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二、从缓和到建交

从中美关系史的角度来看，1969年1月美国共和党人尼克松入主白宫，标志着中美关系由冷战对抗进入缓和与正常化阶段。其历史背景是：首先，在60、70年代之交，美苏争霸态势由冷战初期的美攻苏守向苏攻美守转变，美国在军备竞赛、越南战争、国际经济等方面都日益陷入困境之中。其次，中苏关系也发生了由结盟转向敌对的巨变，在60年代末还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压力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台海和越南等地施加给中国的压力。第三，中美两国在60年代末都开始酝酿调整自己的国际战略，以对付日益严重的苏联威胁。改善中美关系、对付共同敌人，成为两国战略调整的不约而同的方向。第四，70年代后期，中国内政外交发生重大变化，在坚持核心主权利益的条件下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为中国实施新的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在中美关系缓和与正常化过程中，尽管双方在其他重大国际和双边问题上很快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