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民粹文革十五年：重思红衫军及其之后

2006年9月9日，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出现了气势如虹的红衫军，此后持续一个月，红衫军士气不退新闻不断，一直为全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所瞩目。这个运动直到10月10日的“围城行动”动员高峰之后，无以为继、陡然势消，迅速淡出社会视野。涓滴成流乃至一时澎湃出山的红衫军，哪知身后寂寥，人散一如波平，转瞬为世人所忘，几如未曾发生。两年来，电视屏幕上偶尔瞥见小股的、边缘的、一般视为深蓝的“红衫军”余勇的零星抗议场景，而这些，又徒然招惹势力眼媒体与无心肝大众的无情讪笑。但这些场景又还有编纂历史的效果，让健忘的阅听人从红衫军的戏仿或余勇回溯定位红衫军本尊，从而扭曲了当代史，好似打从一开始，红衫军就仅仅是恶质蓝绿斗争连续剧的一个片段。本文是对这样一种历史诠释的抗议。

两年前，我曾为文分析此运动，重点环绕在对运动形式特征、参与者组成的描述与分析，以及对运动何以快速消沉作出初步解释[1]。但是，对这个运动何以竟然发生，是否反映了广大红衫军群众的某种道德与精神危机意识，这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则没有认真对待理解，失之轻简地以“反贪倒扁”这个由“倒扁总部”所拟定的正式诉求，权充运动兴起的完整背景。

两年后，藉着心情的沈淀、认知距离的拉开，以及从而可能的自我批评，我写这篇短文，企图将红衫军运动何以发生这个问题，置放在近15年来“民粹主义文化革命”(简称“民粹文革”)历史背景之下解释[2]。民粹文革造成了国度分裂，造成道德标准的极端相对化洵至虚无化(蓝绿各有其是非)，从而使维系与提升人群共同生活的道德纽带断裂。在此脉络下，本文将指出：红衫军是由不蓝不绿、浅蓝浅绿的广大“中间选民”为主要构成的民众，对这个道德危机的刺激所进行的直接反应。

以这个新观点重思红衫军，使我得以发展出两个论点：首先，红衫军并没有发现它最大可能的历史意义与角色，在于挑战民粹文革，以及使其得以殖床并得到滋养的日本殖民遗业，以及两岸“分断体制”。由于这个历史意义缺乏言诠，没有出路，只得继续传统政治文化中对“道德与政治领袖”的期待，从而将自己的历史角色降格到选举政治的配角，同时是自我遗忘。

其次，在红衫军发现自己的过程中，批判知识圈和它急切且真诚想要介入的意图相反，实际上并没有帮得上忙、使得上劲。造成意图和结果之间的矛盾的原因，在于其过多“政治正确”过少“历史分析”的知识格局所设定的限制：无能历史地深入理解群众的那虽缺乏语言表达但却真实存在的精神困境，从而无能现实地面对群众要求政治人物具有道德领导力的这个真实状态。本文是对这样一种知识状况的反省。

一、红衫军可以是“道德十字军”，只是当时在梦游

红衫军群众规模庞大，参与者五花八门，反映了多种焦虑或危机意识，例如对以陈水扁为核心的贪腐家族与官僚集团的愤恨，以及对清廉的期待；对2004年319枪击案所造成的统治者正当性的疑虑，以及对诚信的期待；贫富差距加大生活越来越不好过的忧心，以及对公正有效率的政治的期待……，不一而足，但似乎所有人都共同承担了一种更根本的，的确是包括清廉诚信公正效率等价值，但似乎又不只如此的一种更庞大、更朦胧，虽说不清、道不明但却真实无比的道德焦虑。

但是，这一个在深层翻搅、未爆火山般的道德危机感却由于难以表达，只能搬出道德仓库里满是灰尘的“礼义廉耻”四个大字，以及还算是比较“现代”的“反贪腐”控诉。虽说“礼义廉耻”是由倒扁总部的行销企划专家所设想出来的创意文案，但的确掌握住了众多参与者的某种心理与感情需求状态。群众是感受到某种道德干渴，于是那据说是属于全然负面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道德大字，也从儿时记忆中的箱箧中被翻倒出来，成为今日的语言依傍。这个依傍对于不同情者而言，反映了其心可诛的法西斯心理(礼义廉耻等于蒋介石等于法西斯)，对于较同情者而言，这反映了现代道德语汇的贫乏，但可惜也没有在同情之余，深入理解这几千年前的古语中蕴含了什么样的当代意义，反映了什么内在状况？只能背诵“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

随着运动的展开，不幸的是，这些最后都被不当化约到陈水扁这一具体对象、这一专有名词上，一切混沌朦胧需要被整理、被诠释的意义都被结晶(即，降低)到“倒扁”而已。人们越是敲敲打打声嘶力竭重复不厌地喊着“阿扁仔，落台”，越是吊诡地在这个喧嚣中展现出他们无助的失语。不是没有论者提醒说：“注意！陈水扁只是问题的一环，甚至是那个巨大问题的代名词而已。”但由于论者的这般表达其实等于是用另一个抽象来取代这一个抽象，从而同样深陷于无法指认的危机。无论如何，把群众的反扁语言视为能反映群众内在的真实且全面的外在表徵，的确是把这个有待深入言说的道德危机感给说小、说偏了，说成是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在恨陈水扁一个人。

红衫军淡消之后的两年间，当时轰轰烈烈的红衫军竟然离奇地像一部当时轰轰烈烈的电影被台湾社会所遗忘，只有在“周年”的时候，无聊兴事的媒体帮它庆生，顺道访问一番“红衫军精神领袖”施明德先生。施先生也许不曾自取其号，我相信也是如此，因为，红衫军从来不曾有过“精神领袖”，因为这一群民众的“精神”还一直没有被适当地表述过呢！施先生并非不是红衫军的领袖，他的确是红衫军的核心领导者，但他不是“精神领袖”。

红衫军群众找不到言说来表达他们的焦虑苦闷，知识分子也帮不上忙。知识分子帮不上忙，恰恰是因为绝大多数有政治意识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在过去那十多年以来，都在以这个或那个方式，帮助形成并奠定那造成红衫军苦闷的原因了。没错，解铃还须系铃人，但问题是系铃人也许还正在系着呢！有些知识分子或许能意识到这10来年台湾的人民在台湾特定的“民主”与“认同”的扭曲框架中所遭受到的重大心灵内伤，但少有人愿意或能够以“激进”的最本源意义，寻根问底，直面这个道德与精神危机，而只能聊作无奈不与状。亲绿学者在红衫军正式集结两个月之前所拟的〈七一五声明〉，或许就是表现这个系铃人状态的一份历史文件吧[3]。

〈七一五声明〉的主要意思有几点：1.陈水扁总统涉及弊案，是“民主社会常见的道德和领导危机”，也是反省与民主的契机；2.政治领导者不反省却动员族群情感，这使得民主无由提升，且由于民主是认同的核心，因此认同也将成为“空洞的口号”；3.总统位高权重动见观瞻，一但失去信任，整个政府都将受到民众怀疑；4.陈总统若主动辞职，会是民主难得典范；5.台湾认同外有中国威胁，内有人民分裂的挑战，呼吁公民与民进党坚持民主理想化解此次危机。

虽然始终并未拉到“民主(或说理)优先于认同”的高度，这个声明将民主价值论述入认同政治之内，也仍然有其进步之处。但这个声明的限制与盲点多于它的突破。首先，这个声明在把“贪腐”定位为“民主社会常见的道德与领导危机”之时，就等于把这个亟需切入在地与区域历史与社会脉络，进行深刻理解与把握的问题现象，给普世化从而不当简化了──“这是西方或是民主社会都有的问题”。其次，藉由这样一种去脉络的普世性解释，在论述思辨上就等于不必面对一个清楚不过的现实：民粹领袖及其集团利用两岸的“分断体制”[4]与台湾内部人民分裂获得体制外的(从而必然是不受监督)巨大权力与利益。从而，这个“分断体制”如何结构性地正当化民粹领袖及其集团的巨大体制外权力与利益，则被排除于反思范围之外。〈七一五声明〉的这种去历史、脱离区域脉络的思路对它犹然深所期待的民进党也无益，因为它并无法鼓励民进党，作为一个台湾社会不可缺少的也不应缺少的政党政治一环，理性地、现实地面对〈台独党纲〉的问题，并以超克两岸的分断体制为目标，构思台湾民主前景，反而只有一味诉诸“族群情感”。

因此，〈声明〉指责陈水扁总统不深自反省却选择动员族群情感，在表层有理之下，同时也掩盖了政治领袖的失德失言不反省与族群情感的民粹动员之间，有一相互强化关系。不指出这个民粹动员的历史与结构机制，而只针对某个个人进行锯箭手术，在知识上与政治上都远远谈不上彻底。在把需要细致厘清的道德危机感以“民主社会常见的道德和领导危机”为由快速定位时，这个〈声明〉其实无法面对民众以其直观所感受到的这个以陈水扁为核心指涉但却又远远广于、深于“阿扁”这一特定个体的深重道德危机感。因此，这个〈声明〉虽然有其不可否认的相对进步姿态，至少敢于要求“台湾之子”作一世俗政治的负责(即，辞职)，但在某种更深刻的层次上，反而是取消了这个道德危机亟需被言说的正当性需求。

系铃人不能说或不好说，没参与系铃但又想充当解铃人的进步知识分子又说不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台社)成员，在红衫军如火如荼之时，所写的几篇对“自主公民”的呼吁，以及对红衫军的描述与定位文章[5]，便凸显出两个问题：一、由于对群众的道德危机感缺乏语言表述，遑论进行深度理解与掌握，从而只有加码政治经济与阶级比重；二、越过了对红衫军群众何以有如此高涨的行动动能的主体理解努力，快速抛出“自主公民”之大名以定性群众，企图侥幸地藉由提出“你是谁，你知道吗？”，把厘清价值、决定历史方向的重责大任安置在这个被批判知识分子邀请上座的，被尊称为“自主公民”的主体身上，而后批判知识分子就可以丢掉他自己介入历史、干预论述的责任焦虑，“放牛吃草”了。但这个高调主体的召唤，又由于对对象没有历史感受――你讲的不是他的故事！――对象当然听不到，注定只能落得马耳东风[6]。

两年后，我想提出一个暂时的解释框架，说暂时，是因为它非常初步、粗糙，等待补充修正甚或否定。这基本上是一个历史的框架，企图对红衫军群众的内在道德与精神焦虑，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历史解释进路。要帮助(那时的)红衫军发现它自己，就必须在方法上把背景拉回到红衫军出现之前十多年以来的民粹文革，以及让这个民粹文革得以殖床且滋养的两岸分断体制，以及日本殖民统治的当代存在。

二、民粹主义文化革命是红衫军的直接历史背景

不少人曾把从李登辉启动的政权本土化工程，一直到2000年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掌握国家机器的不流血过程，谓之“宁静革命”。但这个名词在彰显了不流血的同时，却掩盖了这个革命中最不宁静、最勾动热烈爱恨、最能转换人们心志状态与人格结构，以至于整个台湾社会文化基底的激烈过程。这个过程不妨称之为“民粹主义文化革命”(简称民粹文革)。若是从1993年算起，到2008年春天政党再度轮替，也有15个年头了。这个革命并没有因为政党轮替而终止，将来如何发展仍属未知，但它在这15年来，对台湾社会的文化肌理以及人格结构无疑已造成了巨大形塑作用，不容小觑，但直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出现深入的反思与探讨。[7]以下仅是我非常粗浅的勾勒与评估。

是打什么时候开始，?台湾人的悲情?只能从228开始说起，我不知道，但是1947年应该是当不了起点的。台湾不幸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被祖国割弃，而开始了长达半世纪的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悲情历史。要书写悲情史，至少要从这里开始，但不幸的是，比起228，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在当代台湾的历史意识中似乎只是个遥远的飘影，不仅不是悲情史的一大章节，反而竟可以是快乐史的

第一乐章。吕秀莲女士于1995年率团至日本下关参加马关条约一百年纪念会，表示要感谢马关条约，台湾才得以脱离中国，云云，其实并非脱轨之言，因为台独史观最高指令有二，一是反国民党与反中，二是亲日与亲美。这个意识形态指令使得众多当代历史书写为了凸显国民党统治的暗与恶，将日本殖民统治程式设定为光与善。这里不是历数殖民统治加诸殖民地人民的各种暴政和精神扭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