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

1993年年末，在多年查访之后，蓝博洲终于来到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公路旁一处荒芜的墓地。这里埋葬着两位死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留在人间后来却自己结束生命的孩子。几十年来，没有外人寻访这处荒坟，即便墓中人的亲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地沉没于黑暗之中。读完全书，我才明白了作者沉重的慨叹：“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台共党人的悲歌》(以下简称《悲歌》)一书以实证资料和当事人口述为据，勾勒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其后“五○年代白色恐怖”中台共党人的悲壮故事。作者通过这个被埋葬的“现代史”的发掘，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的确是一段深埋地下的、被遗忘了的“台湾近现代史”，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通过取消了这段历史而形成的台湾近现代史到底是什么史，或又能是什么样的史呢?

一

蓝博洲是苗栗客家人，1979年考入辅仁大学法文系。这一年中美建交，岛内政治生态丕变，中国大陆也正处于另一场巨变的开端。1981年，在担任辅大草原文学社社长期间，蓝博洲邀请杨逵、陈映真等乡土文学作家来学校演讲。杨、陈都是台湾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人、非党的左翼人士。陈映真是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间发生的、受到国民党政权压制的“乡土文学论战”的主要参与者，而杨逵则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被挖掘的、具有乡土性的左翼抗日作家。与此同时，蓝博洲也偷偷阅读鲁迅和中国左翼文学作品。[1]通过地下流通的吴浊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他也接触到长期不能言说的“二・二八”历史。正是经由这一摸索过程，蓝博洲开始用文学方式探索台湾现代史，踏上了重建台湾现代史与中国革命之历史联系的道路。他毕业于法文系，却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岔道而行，将自己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现实主义传统之中。

蓝博洲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台湾历史的转折关头。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台湾进入了一个浪潮汹涌的新时期。就在那年年初 ，蓝博洲加盟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杂志，参与了关于“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民众史专辑制作小组;7月，他发表《美好的世纪》，讲述“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郭琮大夫的故事。次年，他又发表《幌马车之歌》，将另一位“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锺浩东校长的生命史奉献于读者面前。台湾医生的抵抗传统、台湾革命者的悲壮奋斗，以及台湾左翼文学的历史脉络，构成了贯穿蓝博洲的文学和历史写作的主要线索。这些作品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为背景，试图通过被遗忘的历史的回溯向酝酿着巨变和激烈历史/政治争议的台湾社会发问。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中留下了《幌马车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据这部作品改编。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蓝博洲的作品面对更多的可能是漠视、拒斥和有意识的遗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两岸分治局面的形成是台湾历史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意义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国民党退守台湾，国共内战进入了一个两岸分治为基本格局的时期，我们甚至可以从戒严令的颁布本身看出：分治格局事实上是国共内战的延伸。台湾戒严令的正式名称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号》，由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于1949年5月19日，并于次日实施，距离国民政府于1949年12月迁台约半年时间。在那之前，1948年12月10日，国民政府于南京宣布第一次全国戒严令，台湾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离国共争夺的主要战场较远的地区不在戒严令范围之内;1949年7月7日，代总统李宗仁还曾颁布过第二个全国戒严令，但很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面退守台湾。实际上，《中华民国刑法》第100条(内乱罪)原本为1928年刑法草案内容，1935年1月1日正式颁布，但备而不用，至1950年台湾戒严时期开始实施，1992年修订。两份全国戒严令在大陆的迅速废止和台湾戒严令的漫长延续(38年又56天)之间有明显的连续关系，它们共同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巨变和国民党政权的历史命运。其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两岸进入冷战时期。伴随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琉球成为美军在远东的最大军事基地，台湾、韩国、南越成为美国推行亚洲冷战政策的前哨阵地和遏制红色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所谓“戒严时期”实际上是内战和冷战交叉重叠的产物。由于这一陈映真称之为“双战构造”[2]的历史条件，两岸关系形成了对峙和冷战，但不存在类似朝鲜半岛那样的双重承认的国际政治。[3]实际上，无论是两岸关系，还是围绕两岸的国际承认关系，始终处于“双战”的延伸状态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两岸的和平最终取决于能否创造新的政治以彻底解决“双战”带来的隔绝、对立和敌意。

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在台湾实行党禁、报禁、出国旅游禁等政策，并对共产党人、左翼人士进行残酷镇压，甚至许多并未真正卷入左翼运动的青年也遭杀害。戒严法颁布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和《惩治叛乱条例》等，1952年颁布的(1958年修正)《出版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停止集会、结社、请愿，取缔被认为“与军事有妨害”的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书、告白、标语及其他出版物。配合戒严法的实施，1954年又发起以铲除“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为目的的“文化清洁运动”。白色恐怖蔓延整个戒严时期，但1950年代的镇压最为惨烈，以致“五年代白色恐怖”甚至已经成为专有名词。然而直至今日，戒严时期遭迫害的人数却仍然只能依据民间自己的统计。1992年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开始在枪决地下党人的知名刑场“马场町”公开追悼死难者，初期能够掌握的死难者名单仅1010人。[4]另据陈映真估算，“1949年年底到1953年，台湾发动了大规模、长时间的‘白色恐怖’，枪杀了近5000人，把8000至10000人投狱。”[5]伴随着戒严令的解除，如何面对和解释戒严时期特别是“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本应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有关白色恐怖的调查并没有像“二・二八”事件那样成为台湾社会震撼性事件;实际上，“五年代白色恐怖”往往被刻意编织在“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述中，导致一般人分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同样，伴随两岸关系的转变，大陆和台湾如何面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其在两岸的不同情势，势必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但同样没有成为反思的焦点。

在蓝博洲沿着杨逵、陈映真的左翼文学道路前行的时刻，台湾党外运动渐成声势。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迎来巨大变化，并在台湾引发激烈震荡。就在这一年，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一并被美国交由日方管制的，还包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地理上均不属于琉球的钓鱼岛。这一事件在北美台湾留学生中率先触发了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保钓运动”是对中美关系变动的一种独特回应，并与六十年代以降在中国和西方世界同时爆发的“造反”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余波相互激荡，其中包含了左翼的、自由主义的、支持统一及极少数带有独立取向的多重成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是在六、七十年代反战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中产生的青年运动，它自觉不自觉地揭露了台湾对于美国的依附地位，冲击了1950年代以来的两岸冷战格局。在这场运动中，包括许多出身国民党人家庭的台湾青年，重新审视红色中国的存在，开始了他们的穿越太平洋之旅。保钓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我们或许可以视之为两岸冷战状态走向终结的一个开端。

保钓运动是否就是八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先声，这里暂且不论，但显然历史并非朝同一方向延伸。1978年12月16日，美国通知台湾即将与中国大陆建交，隔日，蒋经国颁布紧急处分令，宣布终止一切选举活动。12月25日，许信良、余登发等人发表《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要求恢复选举，在此前已经出现的各种台湾住民自决论的延伸线上，[6]提出“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从1979年1月起，党外运动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直至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高雄“美丽岛事件”爆发，党外运动达到高潮，国民党戒严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到来了。1986年9月28日，在蒋经国解除戒严前不到一年的时刻，由132人参与的党外后援会推荐大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临时转变为组党大会。随后民进党参加了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选举。台湾从此进入了两党竞争的时代。在讨论“解严”问题时，多数学者将大批留学生返台、小剧场运动及文化讨论的活跃及蒋经国的开明姿态作为主要因素，这固然不错，但笼罩在被美国抛弃的怨恨氛围中，蓝绿两造很少有人意识到：中美建交不但是毛泽东为突破冷战两极构造而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打破国民党戒严体制的关键因素之一。若无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中美、中欧关系的巨变，保钓运动、戒严时期的终结及此后台湾的政治变化能否以这样的速度和方式发生，是不能确定的。然而，戒严体制结束不久，历史就走到了1989年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的时期;在美国霸权体系之外寻找社会变革道路的可能性大大缩小了。李登辉从制定和颁布国统纲领到完全弃之不顾，只用了3年时间(可以1994年他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为依据)，恰是这一双重变迁的结果。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氛围中，台湾社会在“世界民主第三波浪潮”中获得了新的定位。

台湾党外运动是在“戒严时期”形成的反对运动，其中包含某些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份，但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以及台湾岛内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殊少关联。此时共产党和革命左派势力已遭剪除，命悬一线，唯有在“乡土文学”旗帜下和为数极少的左翼社会运动，尚余继承现代民族民主革命传统推进台湾民主的文化一脉，如同一个历史的地标，昭示着当代台湾的民主运动与近现代台湾民族民主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因此，1970-1980年代的党外运动是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以降冷战内战共同造成的断层中产生的，对于不满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年轻一代而言，“戒严时期”的主要思想资源和活动空间来自战后在台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美国。如今，当人们试图梳理台湾学生运动和民主思想的变迁时，也多半会追溯至1950年代的《自由中国》、1960年代的《文星》、《大学》及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这个脉络的外部，或许是较内部更为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由美国传入的自由主义(虽然内部构成也较复杂)，其特征是在以追求民主和自由相号召的同时，共享反共的意识形态。[7]

在经历了“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肉体消灭和残酷镇压之后，台湾的左翼又面对岛内政治生态的巨变和1989年后社会主义的衰落。1990年代，台湾经济发生转型，资本向大陆转移，岛内劳工力量下降，阶级性社会运动尚未真正成长便面临衰落之势;由于李登辉的国族打造工程的收编作用，尽管环境运动、农运和学运等仍继续活动，但力量和方向已有重大变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除了极少数敏锐的思想者和运动者，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海峡两岸的劳动分工及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而更倾向于从统独的角度读解两岸关系。在这样的语境中，甚至实际上不过是“独台”与“台独”之间的路线分野也被理解成统独斗争。围绕统独问题，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国家建设，以及以此为中轴而编织新的台湾史，成为支配现实政治和历史想象的基本要件。在新的语境中，左翼社会运动所针对的阶级和社会结构问题逐渐转化，新的、以左翼的色彩登上舞台的一代，已经是由后结构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等武装起来的、以留学欧美(尤其是美国)的青年学者为主的新生代。无论是思想资源，还是置身的情境，均与此前几代人完全不同。在政治上，较之与台湾左翼传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