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服贸的反服贸运动”――试论三一八学运的性质及其可能的启示

一、运动的基调与变奏

从三一八学生攻占立法院、三二三攻占行政院并遭警方强势驱离，再到三三零走上凯道，这场“反服贸运动”伴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卷入许多群众。当然，也有许多群众并未卷入这场运动，或者选择从运动中离开。

运动在三一八到三二三之间，是群众数量与运动能量急遽暴增的阶段。然而，也恰恰在这个阶段，以林飞帆、陈为廷为代表的运动指导部，以及许多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民众，都对反服贸问题各自做出了不同的理解与诠释、不同的认知与想象，乃至不同的选择与立场――有的反对程序不公（即“反黑箱”），有的反对服贸本身（认为会对台湾带来极大的伤害，但不反对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签订类似的协议），有的反对自由贸易，并认为服贸即是自由贸易，因此应当反服贸。有的人则是反对与中国大陆有任何的接触，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是社会的。

因此，我们应当承认所有群众都有自己参与这场运动的理由。三一八事件之后，知名且政治色彩极右的闪灵乐团主唱Freddy（林昶佐）用“相信直觉吧，不懂服贸又怎样！”这样的口号，在社交网站Facebook进行反服贸动员。[1]某种意义上，Freddy这样的口号是正确的。比方，近代许多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从不以灌输农民任何深刻的左翼理论为前提，而是用“打土豪、分田地”这种牵涉个人利益的口号实现动员。或像阿Q，他未必真正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却能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从而参与这场革命，并通过他的参与而证明了这场革命确实具有群众性。就此而言，如果反服贸者对于服贸本身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也不能否定群众为此得到动员的各种契机。――当然，眼下并不是农民战争或阿Q的时代。除非我们确认自己没有深化认识的能力，并宁愿始终依靠直觉所派生的种种理由。

固然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理由对这场运动写下一个属于参与者自己的潇洒的“脚注”，正体现出这场反服贸运动的多元性。这也是这场运动能够催发出如此大的动能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还须进一步追问，到底是怎样的因缘际会，让意见纷杂的群众纠合在一起，从而让所有群众抛弃彼此的歧异性，并共同树立起“反对两岸服贸，守护台湾民主”这面鲜明的大旗。

事实上，这场始自三一八的学生抗议运动，诉求几经变化。第一天冲进立法院议场之后，学生们所拉起的布条是“七成五台湾人民要求逐条审查”；接着转为要求“退回服贸，捍卫民主”；再来转为“先立法，再审查”，将“台湾守护民主平台”与“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学家提出的《两岸协议缔结条例草案》通过立法作为运动首要的目标。[2]三二三学生攻占行政院之后，运动的诉求再加上“谴责国家暴力”。到了三三零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集结，林飞帆与陈为廷英雄式的出场（夹道民众欢呼“选总统”[3]），以嘉年华会式的气氛在晚间七点宣布结束。

在诉求与动员氛围不断转化的情况之下，以林飞帆、陈为廷为代表的运动指导部，将运动诉求紧扣在突出“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对立，并淹没了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运动者的个别主张。比方，在这场高举“反服贸”大旗的抗议运动之中，服贸本身恰恰是遭到隐没的问题。因为现场参与及支持的群众所诉诸的是“捍卫民主”、“爱台湾”、“民主与专制的对决”等口号，就算立法院现场明显区分出独派区块（主要集中在中山北路）与学生区块（主要集中在青岛东路与济南路），但现场不时可见到“台独旗”、“台湾魂”、“爱台湾”等台湾国族打造工程的象征符号。

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在运动从三一八走向三三零的历程中，各种反服贸的理由不但没有通过这场运动而各自得到深化，运动的基调反而伴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愈发显著。这个基调就是排他主义。诚如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所言：“论述的缺乏或无法提升是这次‘太阳花学运’的显著特征。论述的缺乏，其实吊诡地又是运动之所以能继续的‘动力’之一”，从而指出这场运动的“底气”其实就是“族类主义（也就是“自家人”的界定）以及反中、反华”。[4]这样的排他主义一方面以大陆为敌对的对象，另一方面则基于对大陆的敌视，而在台湾社会内部划出不属于“我”方的“敌”人。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反黑箱”、“反自由贸易”，还是“反服贸”，许许多多的反服贸理由都伴随着这种排他主义基调的暴露，而在事实上成为这场运动的变奏。但我们还是必须将这场运动的指导部与群众区分开来。这场运动的基调并不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群众，而取决于领导这场运动的指导部。是这场运动的指导部规制了整个运动的性质与发展，而不取决于参与在这场运动中的其它反服贸论据。后者，充其量只在运动中形成了某种变奏或补充。

实际上，三一八事件本身也是这种基调的延伸，并至少从2008年陈云林访台所引发的野草莓运动、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一路延续到今天。这场运动的指导部成员，也是这样走来的当时主导“反媒体垄断运动”的学者（中研院法律所黄国昌）与学生（陈为廷、林飞帆）同样在这次“反服贸运动”中站在最前线。而这次运动无疑是排他主义的又一次操兵。

排他主义宛如一种普照的光，将其它一切色彩淹没其中。

二、排他主义在“反服贸运动”中的运作

2013年4月7日郑南榕自焚24周年纪念活动上，林飞帆公开宣称：“我叫做林飞帆，我主张台湾独立！”[5]当然，这是林飞帆的个人表态。但在反服贸运动中，作为主要领导人的林飞帆也并未隐藏他以及运动指导部的思想基调。三一八之后，林飞帆正是以这样的语言鼓动集体性“恐慌”：“一旦服贸、货贸通过，我们要面对的可能就是中国来的公安”。[6]

三二三傍晚群众冲击行政院前夕，林飞帆用相同的“恐慌”语调向现场群众公开喊话：

“今天我们很清楚，各位！你认为我想当中国人吗？你认为我想当中国人吗？所以！我们都不想，我们都不想。”之后不久，从林飞帆手中接过麦克风继续喊话的另一位参与者接着说道：“希望说，让现场这群五万人，去让二千三百万还没关注这个议题的[知道]：大家都一样，都是都想做台湾人！不想做中国人！”（当天下午近五点，立法院前）[7]――当这般煽动性的公开喊话出现在抗议现场，不但没有遭到任何参与者的反弹，还获得热烈的掌声，运动指导部给运动规制的基调便非常清楚了。

除此之外，台独运动者前往议场声援学生的举动，也能从侧面体现运动指导部到底依据怎样的意识形态而运作着。首先是资深台独运动者史明3月27日亲自前往立法院议场同学生会面，献唱《台湾独立军进行曲》、高喊“台湾人万岁”，全场学生投以热情地鼓掌。[8]其次则是少数台独派政治犯同往议场慰问学生。――后者尤其值得注意。后者在此时此刻所做的“慰问”，实际上是向绝大多数都主张民族再统一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的一种示威，同时也是对于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强暴”和“收割”。

三三零反服贸运动上凯道的那天，陈为廷与林飞帆分别做了两次较长的演讲。前述基调紧扣着“两岸协议监督机制”这个新诉求登上凯道舞台。陈为廷说：

“我们要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改变现在的制度，现在的制度完全无法约束行政权跟中国谈判任何的协议。因此我们才会站出来，才会看到张庆忠三十秒通过服贸协议的荒谬的现象。正因为要制止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求，要立法。我们提出了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法制化，他不可以是一个行政命令。他应该经过国会，经过人民的审议，经过人民的同意，来创立一个法律来规范未来包括当下的服贸的谈判以及审议。”“他真正的问题，他真正的害怕点，他所追求的，根本不是台湾人民共同的未来，否则他不会去阻碍人民的实质的参与。他真正追求的是，他跟中国政府的共谋。他所追求的，是他个人的历史定位。他所追求的，是他跟中国谈好的协议的时程里面，要去通过货贸协议。要去通过未来他们从二零一二年就一直在谈的两岸和平协议。一直在谈这些事情。这才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根本的矛盾。也正因此，各位在这个地方，所对抗的，不只是服贸这个东西而已。我们要求订定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我们除了要处理服贸，还要处理货贸，还要处理未来他们跟中国签订的各式各样的协议。我们没有、没有要拒绝跟中国往来，我们没有拒绝要跟中国往来，可是我们要求是我们跟中国往来的过程当中，今天在场的所有人，所有的台湾人都可以实际地参与、共同决定，我们要怎么往来对不对！（群众：对！）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对不对！（群众：对！）做自己的主人对不对！（群众：对！）”[9]

林飞帆则说：

“从占领国会那天起，我们已经写下历史，这历史不是因为我们占领国会，而是因为我们占领国会行动中，对台湾现行宪政体制、民主制度提出最深刻的反省，我们的行动，在台湾与中国关系间，也做了新的定义，我们告诉政府，台湾未来属于全台湾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台湾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

“我们提出四项诉求，第一退回服贸协议，第二建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要的是专法，而不是行政命令，要求先立法再审查，这项诉求从我们进占国会第一天起，就一直坚持，没有改过，任何舆论误导，没法分化、削弱我们。第三项诉求，希望召开公民宪政会议，因为当前政府丧失根本统治正当性，只有由公民发起，邀请台湾各界政治、社会代表，才有能力在现在僵局中开创新历史，解决新困境。第四项诉求，还是要回到国会，希望朝野立委跟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人民诉求。”[10]

陈林二人的演讲，把重点摆在如何阻止“中国”对“台湾”的“并吞”。至此，关于服贸到底是不是“自由贸易”，关于自由贸易是否应该“一反到底”，关于台湾是否应该彻底拒绝服贸，甚至，关于参与此次运动的民众为何过去默许WTO、米酒、美牛、台纽台星自贸协订（而且将来未必继续参与反对TPP的斗争）等问题，显然早已不是这场运动的指导部所关心的重点了。

当运动指导部用排他主义的基调统率一切问题，服贸实际上就在所有问题重置的过程中隐没了。如同台独运动者史明4月2日晚间再度进入立法院时对学生说的：“现在是路线的斗争，不再只是服贸通过不通过而已”、“现在就是要强调，我们是台湾人”――史明已经把话说得相当明白了。[11]换言之，即便运动嘴巴上喊“撤回服贸”，重点也不再是论证服贸如何绝对恶，而是要用一套“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来框住包括服贸等两岸之间的协商。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说，这场反服贸运动正式演化成一场“不反服贸的反服贸运动”。[12]实际上，在社会气氛高度紧张、人际关系的撕裂已让所有人都很疲惫的现在，在全民通过各种媒体与谣言耳语恶补各种服贸信息的现在，甚至在民进党根本就不反服贸的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坚决彻底反对服贸？如果绝大多数人开始承认服贸的必要性，却又不愿意爽快使之通过，那么，这样那样的“两岸协议监督机制”就可能成为多数民众在情感或理智上给自己台阶下的理由。――即便这样的理由可能在将来反噬我们自己。

当运动指导部在排他主义的基调上，将对岸的大陆“总体化”为敌人的时候，此岸的台湾也被他们“总体化”了――这似乎意味着台湾内部对于服贸议题只有铁板一块的意见。但我们也可以说，恰恰是因为这场“不反服贸的反服贸运动”在前述基调上排除了从其它角度介入服贸议题的可能性，从而也把不愿按着运动指导部的基调谈论服贸的台湾人，排斥出去，甚至被迫噤声。于是又强化了台湾岛内似乎只有一种声音的现象。即便服贸存在这样那样值得检讨的问题，但只要不按照运动指导部所规制的基调谈论服贸，就没有发言的正当性。

三、主流政党与这场学运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