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刘兵：“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江：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娱乐至死”的说法，不过许多人在说这四个字时，并不知道这是尼尔・波兹曼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更不知道波兹曼的深刻思想。有些人甚至将这四个字理解为类似“将娱乐进行到底”这样的意思，那就更离谱了。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2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我最初接触的是《娱乐至死》，立刻被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所深深打动。最先打动我的是他关于电视的深刻论述，因为在电视这个问题上我对书中的论述别有会心。

你知道，我已经有7年不看电视了。对此许多人或许会怀疑我不是说谎就是怪诞：你真的不看任何电视节目吗？我真的不看――新闻联播、综艺节目、电视剧、天气预报乃至许多有我自己出镜的节目，我一概都不看。我承认这是我的怪诞好了。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极端：前些时候媒体报导顾晓鸣教授的标题是：《顾晓鸣：家里13台电视同时开》，而且是24小时一直开着！据说此外还有5台DVD播放机在播放着各种剧集。他被称为中国国内“最疯狂的多媒体体验者”。

以前我曾接触到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他的意义绝不限于科学哲学领域――对当代社会问题的一些见解，包括他对电视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最初不甚理解，后来发现背后其实有相当深刻的思考，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未能达到波兹曼那样的深度。

波兹曼告诉我们，电视是一种洪水猛兽，它将――事实上已经开始――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和灭亡。他认为电视的出现已经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意思有点像马克思说蒸汽机是一种革命力量。波兹曼可能真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了解，例如在《娱乐至死》的参考文献中，甚至出现了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于马克思的是，波兹曼认为电视是一种有害的力量――尽管它也有革命性。

从电视问题切入，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对于人类所面临的当代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困境，波兹曼有着高度超前的、别出心裁的深刻思考。虽然，他的思考已经打动了许多人，但是考虑到这种思考的重要性，我认为，了解波兹曼思想的人还远远不够多。

刘：确实，“娱乐至死”这个说法，如果没有明确地与波兹曼的书相联系的话，是很容易为人们所望文生义地误解的，而且这样的误解在当下又是经常地发生的，并不仅仅限于波兹曼这本书。

你说你阅读波兹曼首先为他对电视问题的讨论所打动，对此我也颇有同感。当时阅读过《娱乐至死》这本书后，我也是很有冲动，甚至很快就根据当时阅读的感受，基于波兹曼的观点，有所发挥地写了一篇讨论我国电视科普有关争议问题的文章，发在我们编的《我们的科学文化》上。不过，与你可能略有不同的是，比起具体到关于电视问题的讨论，让我触动更加深刻的，是他作为一位传播学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方法。

之所以有这样在阅读感受上的差异，也许与平常的经历和背景有关。你知道，我和我们的朋友刘华杰，都在河北大学的新闻传播系兼职带研究生，而且，由于近期我们都在关注科学传播的研究，因而也与不少在国内从事传播学的研究者们打些交道。但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对于许多国内传播学研究者的研究风格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更为关注对具体的传播过程的技术性研究，如一种观点是通过什么过程传播的，以及传播的效果如何，但对于这个观点本身，如它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要传播它，传播它又有什么正面和负面的效果和意义等，就远不那么有兴趣关注了。这样的研究风格，在涉及到对于科学传播研究的评价时，就很明显地反映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且你也很可以理解，当我们这些具有科学哲学、科学史背景的人转而介入科学传播研究时，会对于“为什么要传播”、“传播什么”的问题更加关注，而且胜过对于传播手段的关注。

也正因为如此，当读到波兹曼的这几本书时，我才会惊叹，原来标准的传播学研究者，其实也有人在关心传播之外的更为本质的问题。当然，在这样的关心中，他的更多的具体而又深刻的观点，也就更能打动我们了。

江：波兹曼思想的超前给我印象极为深刻。他出版《娱乐至死》是1985年，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大行其道，他还只是视电视为洪水猛兽，但他根据电视推出的有关结论，在互联网时代却显得更为正确。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我们曾长期生活在短缺时代――物资短缺，资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时代的生活培养了一种贪得无厌的心态，这种心态在面对信息问题时就是忘情地、不顾一切地拥抱和讴歌所谓的“信息时代”。出现“家里13台电视同时开”这样的场景正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可是看看波兹曼是怎么思考的呢？

波兹曼将始作俑者追溯到电报的发明――这真是一个深刻的见解！他引用大卫・梭罗《瓦尔登湖》中的议论：“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自从有了电报，我们就能将万里之外的事情迅速报导在本地报纸上，这些事情被称为“新闻”，而这些所谓的“新闻”通常有两个特征：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二、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也不会因此而采取任何行动。比如你知道了万里之外的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这既与你在此间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你也不会去为阿德雷德公主送医送药。所以这些所谓的“新闻”，其实你知道了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对你也没有任何损失。

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早在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就开始出现了本质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信息过剩的岁月，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只是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而已。

刘：你说得不错，像波兹曼这种对待新闻的态度和观点，确实与人们平常默认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自成道理。这也正像我在前面刚刚说过的，作为传播研究者，波兹曼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对于“传播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传播某些东西”的关注和质疑，他显然并不是像许多传播研究者那样对所要传播的内容毫不关心而只关注传播的手段和途径。

或者说，这也是一种反向思考的方式。因为在平常，人们经常会以默认的方式认为现在所流行的新联传播模式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认为人们见多识广，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例如，每天一清早，中央电视台会有“朝闻天下”这样的新闻节日，但人们却很少去想，为什么闻天下是重要而且有意义的？为什么人们宁愿去“闻”那些距我们万里之外其实与我们并无特殊关系的“大事”，却对发生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小事”一无所知？而且，人们也没有意识到那些所谓“大事”之“大”，或者重要事件之“重要”，恰恰是由传播者，以及诸多与之相关的人或机构所“建构”出来，而不是由受众自己自主判断决定的。

除了这种对于新闻及其传播的意义的具体质疑之外，其实波兹曼的思考又是颇有历史意味和哲学意味的。从历史意义上讲，他将人类技术的发展，与这种技术发展在本质上对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巨大后果联系起来，并做出了很有道理的历史分期。对应于这样的分期，对应于印刷术时代的文化，与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进入了图像时代的文化，其本质性的差别就被突出了出来。而其哲学意味，则在于在这样的分析中，他指出对于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接受信息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进而影响人们认识世界和对世界之思考的方式的不同。我觉得，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得波兹曼的地位，和他的传播研究的重要性，有别于其他诸多传播研究者。

江：这就要涉及《娱乐至死》这个书名的含义了。“娱乐至死”在波兹曼那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波兹曼关于“信息过剩”的思想，但是从“信息过剩”为什么可以引导到“娱乐至死”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在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我们一直认为“信息”是一种好东西，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越多，我们的工作就会越有效，我们的生活就会越美好，所以我们热烈讴歌“信息社会”。这些信息通常就被称为“新闻”，而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同“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之类的老生常谈，以为我们看新闻就是想去了解真实的情况――新闻工作者有义务向我们提供真实的情况。然而实际上，在这类关于“真实”的美丽帷幕背后，却浮现着“娱乐”那粗俗而狰狞的面目。

新闻界有谚语曰：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航班失事、火车脱轨，死了几十几百人，就成为新闻；而无数航班火车安然抵达目的地，为什么就不被报导，不是新闻呢？其实说白了，这是因为我们想从听闻别人的非正常死亡中获得娱乐。

也许有人会说，新闻至少还可以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吧？比如说揭露贪官污吏？不错，新闻确实有舆论监督的作用，但这背后仍然有“娱乐”的影子：贪官东窗事发就可以上报，大贪官获罪可以上头条，可是还有千千万万正常的官员为什么不构成新闻呢？其实说白了，这是因为我们想从听闻别人的非正常生活中获得娱乐。

既然我们希望并且可以通过上面这样的方式获得娱乐（更不用说通过明星的绯闻八卦获得娱乐了），那么电视正好大行其道。

电视非常适于娱乐公众，适于帮助公众消磨时间，按照波兹曼的看法，这种东西大行其道，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个可怕的后果就是赫胥黎在他的幻想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言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所以波兹曼对电视深恶痛绝，他认为自从有了电视，文化的灾难就开始了――电视无处不在，而且它不要思想，只要娱乐。

电视其实只是现代化的一个象征物而已，波兹曼担心的是，由美国电视业所象征的现代文化的娱乐化、平庸化，正在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美丽新世界》中“如今人人都快乐”的“反乌托邦”。这才是《娱乐至死》这个书名的真正含义。

刘：你对此书名及其含义的理解，我想也是成立的。确实，我们经常会把像“信息”这样的东西都看做是越多越丰富越好，这倒有些像我们看待GDP的方式，似乎是在数量上的增加越大越好一样。然而，在这种默认的信念的背后，却有诸多为我们所忽视的严重问题。关于新闻的价值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这里也许我可以尝试适度地唱一点反调。我觉得，波兹曼在利用《美丽新世界》的模式和《1984》的模式作为隐喻，并认为当下正在出现的恰恰是《美丽新世界》的模式，以此来谈信息、娱乐和新闻的功能时，似乎有这样一层意思，即官方的统治者（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种东西来实现某种权力的控制，这也正是在《美丽新世界》中作者的想法。在这种意义上，我可以同意这样的分析是深刻有力的。但在另一方面，像波兹曼以及你对他的分析和赞同，是不是又有一些过于强调精英文化的味道呢？

比如说，普通公众，也就是老百姓，是不是确实有娱乐的需求呢？传统的精英文化当然有其重要价值，但那也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而且从来也没有成为唯一的社会文化。即使是在波兹曼所大加赞扬的与印刷术相关联系的那种文化形态，其实也还是更为精英化的文化，普通老百姓未必人人都是那些著作的读者和相应文化的拥有者。就此来说，这倒颇有些像历史学的发展，因为在历史研究中，确实有着从一味地注重政治的、官方的、精英的历史转向关注平民的历史的转变过程。

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其实老百姓是需要娱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