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文化保守主义是如何被民族主义绑架的？

【内容提要】与西方民族主义相比，东亚民族主义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家族主义，二是团体主义。这两个特点导致东亚国家容易产生神化祖国的强烈冲动，希望把本民族打扮成一个完美的图腾来崇拜。当这种民族主义进入国学后，导致国学研究变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以论证中国文化伟大和中国思想高明为主要兴趣。这样做并非出于真心爱国，而是为了满足某种难以启齿的心理需要，其结果是破坏学术规范，掏空行业价值。为了彻底清理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需要从历史教育等多个不同方面综合开展。

【关键词】民族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 国学研究

一、东亚民族主义的两个特点

蔡孟翰先生最近深入地分析了东亚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作为西语nation的对应词，东亚各国所用的“民族”概念，“实出自宋代以来之宗族论。”[2]他发现，中国历史上与封建制度深固相联的宗法传统中的大宗思想，在现代早期的日本得到了发展，最后由留欧归来的会泽正志斋（1782-1863）系统阐述，经过穗积八束（1860-1912）等人的系统、完整阐发，而正式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流播到中国、朝鲜、越南等地，并被广泛接受。[3]这暗示我们，“民族”及“民族主义”在东亚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与西方既联系又区别的特定含义，其特殊之处在于，家族或家族主义思想可能与现代东亚民族主义深刻相连。

今按：“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汉字，甲骨文中即有。根据《说文解字》及段注，“族”字从?从矢，本义当为众矢束集，[4]引申为丛聚、集合之义。然而现当代学者多认为，“族”字本义即为氏族或家族，“?所以标众，矢所以杀敌。古代同一氏族或家族即为一战斗单位”。[5]不管如何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早期文献中“族”用作“丛集”时，主要限于物；而用于人时，主要指血缘共同体，如金文、《尚书》、《左传》、《诗经》、《国语》、《礼记》等早期文献中的 “九族”、“七族”、“三族”、“五族”、“乃族”、“公族”、“王族”、“族人”、“族类”、“邦族”、“宗族”、“国族”、“合族”、“收族”、“绝族”、“无族”等术语。《左传・隐公八年》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明确以血缘亲属为族。

虽然古汉语中早有“民族”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在中国则于1837年首见，正式流行是1900年以来的事情。[6]古人虽有宗族概念，但不曾以一国之人合称为“一族”。古人所谓“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浪漫想像。以一国之人合称为一族，乃是近代世界历史的变化所致。即：既然“天下”已分裂为“万国”，那就只能认同一国；既然“天下”不能为“一家”，不妨以国为家。以一国为一家，即以一国为一族，此即“民族”或“国族”（孙中山常采后一用法）。总之，民族也罢、国族也罢，其实质是把传统的宗族或家族放大为涵盖一国之人。

例如，在梁启超1902年对“民族主义”下过的、可能是最早的中文定义中，即以“相视如同胞”为民族主义之重要特征，透露出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应包含共同血缘的家族概念，故“同胞”、“侨胞”、“台胞”之类术语今日亦常见于官方话语。[7]又如，孙中山在有名的“三民主义”（1924）演讲中，亦明确主张以家族、宗教为基础建构中华民族。他的理由是，“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8]；中国人在家族、宗族内部的团结力量特别强大，只有以家族、宗族为基础建构中国民族（即孙中山所谓“国族”）才能让中国人真正团结起来，实现救中国的目标；因此，

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9]

如果说西方原生的民族主义以公民或市民为基础，东亚后起的民族主义则以家族或宗族为基础。[10]

东亚民族主义“家族化”特点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对于始祖的重新确认。这具体表现为中国人放弃众圣、树立黄帝为始祖，以及日本人放弃吴泰伯、改立天照大神为皇祖，朝鲜人放弃箕子、改立檀君为始祖，越南人放弃炎帝、改立雒龙君为始祖这一共同现象。[11]既然是一家人，总能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呢？即使没有，也要人为造出来呀。当然始祖必须是“本族”的，不能为外国人，否则何以显示本族与外族的区别来？诚如蔡孟翰所言，“在19世纪末以前，在东亚思想史一般的认知里，很难想像所有的民是同一族，因为，民有百姓，既然有百姓就是不同族。”[12]

东亚民族主义的家族化特点，还体现为“祖国”概念的神圣化。我们知道，在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史上，祖国作为一个民族形成的地理条件而主要具有空间的意义；由于现代西方民族都是罗马帝国崩溃后逐渐形成的，祖国是后起的，未必具有天然的神圣性。[13]但在东亚历史上，一旦民族概念诞生后，“祖国”立即变得十分神圣。这是因为在东亚人看来，正象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神圣的发源地或居住地一样，民族作为放大版的家族也必须有自己神圣的发源地和居住地。这个发源地或居住地是自己的祖先由始以来就拥有的、天赐的，决不是后起的。由于现代东亚主要民族起源较早，从古代到现代，其生存空间未大变化，族群结构未大分化，从而大大强化了上述信念。于是在东亚，正象家族不可以批评或指责、只能无限赞美和感恩一样，祖国也不能批评或指责、只能无限赞美和感恩。在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或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看来，祖国可以象公司一样自由加入或退出，甚至脚踩两只船（双重国籍），因为它本来就是公民契约的产物。[14]但在家族化的民族主义看来，祖国是不可以随便选择的，而是前世注定的；祖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放弃的权利。[15]虽然今天的东亚人对于国籍已经不再固执，但是对于双重国籍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还是难以接受的。

然而，要认识东亚民族主义的实质，仅仅停留在家族主义上还远远不够。既然“民族”已经东亚化，自然也就要接受东亚文化心理的改造。由荷兰学者Geert H. Hofstede等人挑起、美国学者Harry C. Triandis等一大批学者跟进的文化团体主义（collectivism）研究表明，东亚各国均可称为文化团体主义相当强的典型国家或民族。[16]所谓“团体主义”，作为文化心理学术语，是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相对的，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团体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基础、区分自己人与外人、以团体作为个人安全感的主要保障等。比如研究发现，东亚大学生更多倾向于毕业后在大集团工作，而欧美大学生更多倾向在小公司或小单位工作；再比如，帮派主义、团体主义、山头主义之所以在东亚文化中长盛不衰，是因为人们非常强烈地依附于团体来获得生存保障。现代东亚的民族主义，带有鲜明的文化团体主义色彩。

由于文化团体主义以团体（collective或group）为个人安全感的最重要屏障，当它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后，就产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后果。例如，在一种无意识心理需求的支配下，人们产生了把自己的民族美化或神圣化的强烈冲动；无限夸大祖先的“光荣历史”和“辉煌成就”，以此获得心理安慰；从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都打扮成爱国的典范；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的祖先自古最热爱和平，历来都受人欺压；对于自己祖先做过的可能是伤害外族的行为，包括侵略或欺压等在内，则讳莫如深；任何外国或外族人对本国或本族的批评或指责，或对本国或本民族不利的行为，都被视为敌对；对于现实的国际冲突，动辄上升到全民狂暴的仇视心态；在国家政策制定及发展规划方面，容易以国家需要压倒人性需要和文明需要，甚至打着民族或国家需要的旗号，肆无忌惮地侵犯正常的学术研究和私人生活。

综合东亚民族主义的上述两个特点[17]，我认为它确实更接近于一种“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18]其中团体主义成分与家族主义成分共生共长，难分难解。这种民族主义包含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对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审视和反思，理应引起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不管“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是“想象”出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还是捏造出来的（厄内斯特・盖尔纳[20]），但它既已形成，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存在；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它都在有意无意中主宰着人们的思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二、被绑架的国学研究

如果说文化无意识是指一个文化中特有的、在无意识中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或观念，那么可以说，东亚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形成后，作为一种揉和了家族主义和团体主义的无意识，操纵了无数人的神经。从这个角度说，东亚民族主义却又像是土生土长的。至少，由于它在东亚文化土壤中找到了稳固的根基，已变得非常强大、不可一世。

东亚民族主义中的“文化无意识”，就是人们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时候，未必十分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支配自己神经的思想观念。比如，一个人爱国、希望自己的祖国富强，本来是十分正常、合理的。但是如果他在学术研究中以证明自己的祖国无比伟大、自己的文化辉煌灿烂为唯一兴趣，必然难以客观面对那些和这一目标不一致的事实，不可能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则和规范，从而极容易败坏学风、破坏学统。文化团体主义者的心理是，集体（“祖国”）越强大，我个人的心理越有安全感。你以为他们真的爱国吗？在他们的心中，所谓国家利益、民族需要，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幌子罢了。隐藏在国家利益和民族需要背后的，其实只是某种难以启齿的个人心理安全需要而已。

多年来，民族主义正是以上述方式在中国学术界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强大作用，在国学界尤其如此。在今天的国学研究中，把国学研究当作弘扬民族精神的工具，当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当成满足私人心理需要的手段，也许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喊着“天人合一”口号的学者，未必真追求天人合一，而是要证明中国文化伟大；宣扬儒学的学人，未必真践履儒学价值，而是要证明中国模式优越。宣称仁义，未必就有仁义，而是在寻求身份认同；高唱和合，未必真想和合，而是在寻找自豪感。我们看到一些大谈传统文化的学者，一遇到国际争端，马上想到诉诸武力，或者韬光养晦以便将来诉诸武力；有些力倡和而不同的学人，一遇到西方威胁，立即叫骂不已，毫无和合精神；有的以儒学自居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