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启群：“师”与中国文化

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知识、教养、情趣尤其是健全人格的形成，主要依靠教育。因此，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上游包含起源和导向的意义。河流的上游污染了，下游只能束手待毙。教育要是出了根本的问题，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失序、混乱。这样的社会顽疾一般也是难以根除的。

中国的教育不能完全与西方的education等同，因为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因此，全面照搬西方现成的教育模式在中国不会成功。经过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中国教育有很成功的方面，也有难以逾越的痼疾、困厄。严肃、深刻、全面地思考其中得失成败之因，对于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根本方向性的意义。

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师”在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作用和意义，试图揭示现代中国教育中“师”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社会问题，实质上就是核心价值观缺失的问题，以期引发思想界对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师”与道统

韩愈《师说》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其辞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为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之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之依附，则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之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之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起始。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言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滕文公上》）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应是不可怀疑的。“礼治”是周朝的立国之本。施行礼治的管理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而统治思想的论证、各种制度的设计等，最终也依赖于人才。因此，教育涉及到周王朝长治久安和统治延续接班的根本基业，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周礼》关于周朝的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完全出于杜撰，所谓辟雍、成均等名，应该渊源有自。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应该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地官•保氏》，周朝学校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天运篇》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之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不仅创立了百家学说，同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但是，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乐》亡佚）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也是难以分割的。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手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手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师傅的本质区别。孔子之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传道授业延续不绝。战国中后期之齐国稷下，更是名师硕学荟萃之地，成为各地莘莘学子慕名向往之胜地。秦汉所设立博士之官，实际即是各学科之名师，亦为学界翘楚。这些在讲坛上向众学子传道授业者，也是中国思想的伟大创造者。孔子自不必言，从孟子、荀子、董仲舒，到宋明的程、朱、陆、王，直至清末明初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他们皆为青年导师，亦为学界首领，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不仅通过授课生徒传承中国文化、思想，使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同时创造新的思想、学术，让中国文化、思想的长河更加波澜壮阔。圣贤思想通过师的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孔子和儒家思想通过读经和教化，渗透到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之中。古代中华文明因此延续几千年，即使在19世纪中叶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今日中华民族又展示出复兴的曙光。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这些振铎舌耕的大师们，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之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

“师”是中华文明独有的职业

师在古代中国的这种地位，是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现象。这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与古代希腊罗马、印度、伊斯兰、印第安以及非洲等文明明显不同的特征。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B.Vico 1668-1744）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必须具有原始宗教。按照蔡元培的观点，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科学、艺术、哲学。从人类历史看出，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异常深厚和十分顽强的影响力。一般人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因此，在西方，宗教不仅是古代人们生活的意义指归，也是中世纪的统治思想，实际上伴随整个西方文化的进程。近代以来，康德论证了哲学的对象及其功能，亦为信仰留下空间。尽管尼采在19世纪末叶宣称“上帝死了”，而且现代科技无孔不入，但宗教在西方的领地没有丝毫收缩，依然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学术是一个互补的整体，是平衡整个社会的精神两翼。不仅是西方，在今天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中，例如日本、韩国，不仅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存在，而且新兴宗教可谓如雨后春笋。可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巨大。

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现象。中国的宗教状况即属于一种特殊现象。现今考古发现，远古中国也有大量原始崇拜遗存，不仅新石器早期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有大量祭祀的玉器，直到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甲骨文证明，商王每日占卜，重大事情请示鬼神做主。《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为确实之论。但是，这种历史发展轨迹在西周之后发生逆转。

边陲小国的周武王，打败了政治、文化中心的泱泱中原大国殷商，仅仅用神灵、天命是无法解释这一巨大历史事变的。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让刚刚立国的西周统治者警钟长鸣、如履薄冰。《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朝开国之君和圣贤，时时告诫后王以殷亡为鉴，崇德爱民，励精图治。为此，西周统治者树立了“以德配天”的观念，建立了“礼乐”文化。后世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质上是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了礼乐文明的社会形态。而“礼治”的关键，是理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宰（礼即理）。于是，社会观念和风气为之大变。鬼神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统治者的活动中，退出了支配人间社会的高高在上位置。巫师在周朝已经远不如商朝那样，只是一般的宫廷供奉。残余的敬神祀鬼基本隐退为仪式性的活动。这种仪式的性质正如后来荀子所言：“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从《尚书》《诗经》《左传》可以看出这一历史变化，国家的管理即处于理性的指导之下。

因此，与古希腊、古印度崇尚天神、梵天等超现实力量不同，中国从周朝开始即崇尚理性。（张光直先生将殷周巫师与萨满在萨满教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影响进行类比，其实很不恰当。周朝的巫师与萨满已经具有本质的不同。）作为西周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在春秋末感慨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并竭力宣扬“克己复礼为仁”，是对于西周礼乐文明体制的深刻认同。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罕言“性命与天道”，表明孔子对于崇尚理性的西周文化传统身体力行，是礼乐文明本质特征的有力佐证。

西周建立的礼乐文明，对于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王国维称此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并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礼乐文化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文明之总特征。此后，先秦的儒、墨、道、法诸家，皆鲜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尽管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例如梁武帝）崇信佛法，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没有成为国家宗教。传统的佛教、道教，对于古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瞿同祖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没有国家宗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最为不同的特点。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

除中国以外，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卓新平在《全球化的宗教与中国文化战略――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一书中表示：“当今世界人口约70多亿，各种宗教信徒近60亿，占世界人口的85%，当前中国人口约13亿，各种宗教信徒已逾3亿。”可见全世界非宗教信徒的10亿人中，99%以上是中国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项“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教传统的比例（百分比）”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大致相同。

当然，上述宗教有现代宗教与传统宗教之分。例如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而古代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和佛教的世界，与今日世界的政治势力版图仍然具有一种大致的叠合。今日世界上爆发战争的地区，也与古代的宗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没有国家宗教，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