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认真对待松林书院文化遗产――兼谈“青州学”与“文化青州”建设」正文
一、书院文化的中国传统
按照中国古代教育史专家王炳照教授在《中国古代书院》中的考证: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
作为中国传统的官学与私塾教育之外的重要形式,学界一般认为,书院在五代北宋时正式确立。在书院发展的高峰期――宋代,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并称“四大书院”,极一时之盛。学者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宋明理学还是乾嘉汉学的兴盛,均与书院文化密切相关。其中,大儒朱熹与书院息息相关,先后创建书院四所、修复书院三所、在20所书院讲学、为七所书院撰记或题诗、为六所书院题词或题额。与朱熹相媲美的是另一位大儒王阳明,先后创建、讲学的书院有数十所。乾隆、嘉庆年间的乾嘉学派,包括以1713年创建的苏州紫阳书院为大本营的吴派(以钱大昕等影响尤大);创建于南宋、重建于1790年的徽州紫阳书院为主的皖派,以扬州安定书院、梅花书院为主的扬州学派(赵翼、戴震等为代表),蔚为大观,为传统文化的总结、传承,立下不朽功业。
书院废行,近代以降,仍有坚持书院文化传统的机构,如毛泽东、何叔衡等1921年在长沙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钱穆、唐君毅等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等1984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被认为是书院传统的现代延续。
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学术界重新“发现”并高度重视书院史研究。与此之前出版的少数书院著作[1]相比,最近二十年来,无论是学术研究的质量还是著作出版的数量,都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进步。其中,既有研究性的专著[2],也有普及性的作品[3],还出版了《中国书院》[4]和《中国书院论坛》[5]等学术集刊,编辑出版了有关辞书和文献史料[6]。最为彰著的是关于岳麓书院的研究,既有专著[7]、通俗读物[8],又有文献整理[9]、文集[10]和丛书[11],硕果累累,可谓一花独秀,令人刮目相看。
近年来,面对高校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越来越大众化而高校教育教学质量严重滑坡的困境,复旦大学等一些综合性大学开始“探索恢复‘书院文化’”。[12]与此同时,“书院文化”也日益受到重视。比如,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把书院视作“是对现行教育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在这位年仅八旬的哲学史家看来,“理想的书院教育能打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同时融汇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主任蒋广学认为,“中国传统书院教育有鲜明的文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传播经典文化为己任,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精神。对于今天的青少年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领会传统经典文化具有一定的作用。”
平实而论,存续千年的书院文化确实有值得我们珍视的文化遗产。如《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白鹿洞书院学规》中的一些规定:“为学之序”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事之要”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如此等等,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二、书院文化的青州活化石
就全国范围来看,书院在山东也曾相当发达。据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提供的数据,元代在全国19个省区创建书院296所,其中山东23所,仅次于江西(94所)和浙江(49所)而居第三,在北方则稳居第一;明代创建书院1699所,超过唐、宋、元三代之总和,其中山东69所,在江西(287所)、浙江(199所)、广东(156所)、河南(112所)、湖南(102所)、安徽(99所)、河北(70所)之后,居全国第八位;清代计创建书院3868所,其中山东149所,较之浙江(395所)、四川(383所)、广东(342所)、江西(323所)、河南(276所)、云南(229所)、广西(183所),亦居全国第八位。
作为齐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明代中期之前山东半岛长达千年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的中心之一,青州历史上也曾出现在辉煌灿烂的书院文化。据李良智先生整理的《青州古书院》载,宋代以降,青州计有15所书院:除宋代松林书院外,尚有明代的青州府文庙、益都县文庙、云门书院和清代的旌贤书院、海岱书院、宏远书院、广德书院、培真书院、白龙洞书院、崇义书院、凝道书院、汪公书院、荣保书院、张公书院、崇道书院[13]。
在这些青州的古代书院中,以千年以上的松林书院的历史最为悠久,其生命力也最为强盛:从物化的古松柏、古院落、古建筑,到香火绵延、一脉相承的青州一中,松林书院完全可以说是“活”的书院文化。
古往今来,沧海桑田。随着时代、时势的变迁,许多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文化景观,早已随风而去,了无痕迹。晚清以降,数以千计的书院的悲催命运,亦复如此。现在保存下来的书院,据估计约有四百所,但大多是以文化遗迹的形式留存,或者是游人如织的“旅游市场”(最典型者,莫如岳麓书院),或者是某一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但冷冷清清,被人遗忘。就一般情形而言,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书院这一脉的千年“香火”,在当代的华夏大地大致是“断”了的。
与已成为历史遗迹或根本不复存在的书院相比,青州松林书院又是不幸中万幸的:依托书院-学堂-中学的载体,绵延至今,生生不息。
据不完全考察,和松林书院-青州一中的传承一样,也有一些历史上的书院后来演化为现代的中学,如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中学的前身是兴鲁书院(创始于11世纪中期)、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的前身郧山书院(创始于1547年)、福建省长汀县第一中学前身为龙山书院(创始于1681年)、湖南省安化县第一中学的前身是中梅书院(创始于1692年)、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学的前身是丰山书院(创始于1751年)、河北省宣化一中的前身是柳川书院(创始于乾隆年间)、浙江省台州市黄岩中学的前身是萃华书院(创始于1789年)。然而,这些书院的历史都没有松林书院的千年历史这般久远;同样,这些以书院为基础的中学,从建制上讲,也都没有青州一中如此逾一个世纪另十载的办学历史。就此意义而论,从文化传承与历史底蕴的双重视角考量,以千年书院为文化根基的现代中学,举国之内,青州一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14]
三、“青州学”的文化标本
2012年2月,我在《“青州学”论纲》一文中曾率先提出:“像研究徽州而有‘徽学(徽州学)’一样,也应该使研究青州成为一门新的专门学问,即‘青州学’”,故主张创建一门独成学术体系的“青州学”(详见附录)。
拙文列举了五点理由:第一,青州是齐鲁文化的缩影;第二,青州是传统儒学的镜像;第三,青州是书院教育传统的活化石;第四,“青州学”属于再典型不过的区域研究范畴;第五,“青州学”也与时下方兴未艾的“国学热”相契合。同时,还提出了组编《青州历史与文化小丛书》、编纂《青州文库》、创办“青州论坛”、 创设“青州学研究中心”、 编辑出版《青州学》集刊等具体建议。
应该说,随着“文化青州”理念的提出、“文化青州”建设的加强,基于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立场,开展“青州学”研究的大文化环境,已基本具备。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最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围绕青州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批可观的成果,从《青州史志》到《青州通史》的综合性著述[15],到青州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与总结性探讨[16],再到对青州古史的深入探讨[17],加之对当今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青州之路”或“青州经验”初步总结[18],大致说来,综合性、跨学科、全方位的“青州学”,可谓曙光初现、呼之欲出了。
问题在于:如何把青州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创造性地转化为文化财富?如何把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文化青州”建设的学理支撑?
事实上,至少在县域层面上,“青州”本身就是一个既有历史底蕴、又有文化品位的巨大的无形资产。打好“青州”牌,本来就是“文化青州”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顺便说一句:我对于前些年所谓的“东夷文化”说,一直是持不以为然的反对态度的;至于“东夷文化广场”,则更是其中最大的败笔。众所周知,“东夷”是相对于“西戎”、“北狄”、“南蛮”而言的。放眼全国,试问有哪一个历史名城建有“西戎文化广场”或者“北狄文化广场”抑或“南蛮文化广场”?“东夷文化广场”之立于古青州,与其说荣光,不如说是自取其辱。此乃不懂历史的代价与惩罚。在此,我郑重建议青州市委、青州市人民政府尽快摘掉“东夷”这块莫名其妙的牌子,拨乱反正,把“东夷文化广场”更名为“青州文化广场”。这也可以看作是“文化青州”建设的具体步骤之一。
四、建设“文化青州”品牌
首届“松林书院文化论坛”之筹办,正式开启了青州松林书院文化的研究历程。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如何把“松林书院文化”、青州学、“文化青州”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打通古今,进行扎扎实实的跨学科的研究,仍大有文章可做。
兹提出如下初步建议,供参考:
第一,从松林书院这一个案入手,还原松林书院的整体历史;总结松林书院的教育遗产、文化传统,切实改变目前对松林书院历史研究薄弱的现状[19]。此乃当务之急。
第二,从第二届“松林书院文化论坛”起,有意识地邀请专门从事中国书院史的专家介入,请这些专家从书院史的全国格局认真对待松林书院、检讨松林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的恰当定位。
第三,珍视松林书院这一活水源头与青州一中一脉相承这一特有历史传承,把青州一中办成现代教育与书院优良传统契合、古今合璧的中学教育的中国典范[20]。
第四,以青州一中做依托、青州市人民政府大力支持,创建“青州松林书院文化研究院”这一实体机构,统筹有关论坛、研究及其成果的编纂、出版和推广事宜。
第五,统筹规划“松林书院文化”、青州学、“文化青州”建设,如同我在《“青州学”论纲》中建议的,以“青州论坛”为平台,创办《青州学》丛刊,编纂《青州文库》,以“文化青州”建设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营造“文化青州”品牌。
注释:
[1]威朗西著:《中国书院制度》,中华书局1936年版;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编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章柳泉著:《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演变及其内容》,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张正藩著:《中国书院制度考略》,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杨布生、彭定国编著:《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白新良著:《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王炳照著:《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徐梓著:《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李才栋著:《中国书院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李才栋著:《中国书院史论文集》(中、日文版);卞孝萱、徐雁平著:《书院与文化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版。
[3]朱汉民著:《中国书院》,上海书店2002年版;杨慎初著:《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广生主编:《趣谈中国书院》,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社2002年版;江堤著:《书院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朱汉民著:《中国书院文化简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李弘祺等《中国书院》(画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曹华清、别必亮:《中国书院的故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邓洪波、彭爱学主编:《中国书院揽胜》,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海波、邓洪波、雷树德编:《中国书院楹联》,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邓洪波编著:《中国书院楹联》,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邓洪波编:《中国书院诗词》,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肖东发:《中国书院藏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邓洪波编著:《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