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隆：八股文刍议

八股文，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八股文的价值，则众说纷纭了。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八股文和女人裹小脚是一路东西，必须给封死在历史的死灰里，所余碎片也宜不断扫进去，直到它荡然无存于文明的人间。后来真的读到一些八股文，甚以之长久被埋没的价值为意。今天谈八股文，是作为死的历史还是活的文学，起码是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事――你们的态度直接决定它在孩子们心中的死活，最起码是它的死相。

八股文起码要被做问题的两面对待。一面当然是八股精神，这个要不得，它是集权主义、官僚主义，总之陈旧文明的一奶同胞；一面是八股文的文学价值，如果它的总体价值甚微以至于和它对中国人的贻害摆在一起太小巫见大巫的话，我们或可牺牲这点文学价值而把它装在贝壳里远远抛弃在海上，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首先，“八股”是对作文方法的一种概括，或称其为一种文体，总之是毫无贬义的。当然，一个名词所负担的历史是动态的，它的原意时常变得不重要；可很多教师一边凭想象批判“八股”的方法腐朽，一边教孩子作文用的就是它的那些招。八股制式的本身就带有对千古文章之写法的大总结，如同莎士比亚、曹雪芹对可写题材的总结――你写来写去，用的就是这些路数；正如现代主义不出现的话，没人写得出莎士比亚等人的围墙。八股就文体意义而看，其主要问题在于太死板、太较劲。“破题”只能用两句话，这两句话破的好才有后来的整篇文章。如一篇名为《子曰》的八股文的破题：“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句破“子”，后句破“曰”，精妙绝伦，但总归以罗兰•巴特所谓“可写性”观点看，是太难了。这种写法，尤其破题，让人不仅联想到灯谜，还有诗钟，用周作人的话――举凡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都包括在内，背后其实有一条很顺遂的文学传统的传承，尤其灯谜、诗钟这种文学性的游戏而逐渐登堂入室，作为国家考察待选官员文化水准的正宗文学的标准。

在铁墙之内，人往往能迸发出惊人的自由的能量。一味批评八股文体性上的死板，其实是无视人有时需要禁锢做解脱的。钱钟书在《谈艺录》里对八股文中的创造性和开放的观点是：“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 甚至是白话文运动的旗舰――胡适，在他的关于谭嗣同散文形式的活力的讨论中考虑到的：“我们拿文学史的眼光来观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体虽说是得力于骈文，其实也得力于八股文。古代的骈文没有这样奔放的体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长比’有这种气息……说这种文体是受了八股文的影响的，这句话也许有人不愿意听。其实这句话不完全是贬词。”――如果说八股文之于杂剧传奇还是一种前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在相通的话，它对于谭嗣同这种公认的对前现代文学有突破的人物的影响，宜应被正视。

八股文作为文体究竟要在“死板”的地牢里蹲多少年，其实很成问题；何况一些专家学者、民间力量千里迢迢赶来为它再加私刑。退一步，钱钟书的反抗者形象一贯比较暗淡，而胡适的主张太多，思考的格局太大，我们听听反抗者的代名词――鲁迅怎么说，他对旧文体的态度很复杂。胡志德教授在《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的简单化》里批评他：鲁迅在要求一个后来罗兰•巴特所说的“可写性”的读者身份。“可写性”的精髓在于读者的主动性的能力，就是一种来自于一种开放性的写作的东西，它能激发读者的创造性并形成自己的理解。从这一角度，鲁迅反对旧文体因为它不利于大众学习，我们是容易理解的，鲁迅在一篇《为翻译辩护》的文章里说：“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但他同时不主张降低语言的复杂性，胡志德教授在注释里举的例子是鲁迅《新秋杂识（三）》里的一段：“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如果改作旧诗，也许不至于这样。”――必须说，这个论据不够恰当，如果细读原文就会发现，鲁迅说这段话不在于主张语言要保持复杂性、保持格调，他还是在讽刺为“可写性”设置障碍的做法，鲁迅接下来就说：“人们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秘诀呀。”胡教授放这个做论据，有断章取义之嫌。鲁迅总体上对旧文体还是攻势的，他的一些保留很少明确说出来，我只觉得鲁迅本人作为旧学修养之高的典范，以及他在学术性强的文章里几乎一律使用旧文体，倒证明他对前现代中国文学的反抗是有选择的。

其次，八股文是一部活的大典，是可移动的中国文学的博物馆。周作人在《论八股文》里评价它：“自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化骈为散之后，骈文似乎已交末运，然而不然：八股文生于宋，至明而少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如果要我选择给今天的小学生、初中生的语文教材里的古文，我不会选《劝学》、《齐人有一妻一妾》之类的文章，甚至我会远远地避离先秦。这是一个教育理念和教育逻辑的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是：假定这些孩子了解古文就可以了，了解的基础上培养非常初级的古文修养。没有考虑中国文学会进入孩子们的生命，因此要符合生命发展的过程。八股文是一种对圣人思想有介绍功能的文本，即便等同于今天的“名著导读”和“书评”亦没什么大的失当。先读简介，发生模糊的兴趣和认识，再进入原文，符合生命的发展过程。这也给教育留了一些余地。一旦孩子从开始就拒绝先秦的原典，后面的中国文学的教育就退无可退。而拒绝八股文，还有其他入门之阶可选择。当然，谁能照这条逻辑教授八股文是个最大的难题。周作人写《论八股文》的1930年，他已担心“精通八股的人现在已经不大多了，这些人又未必都适于或肯教”，今天更是只有专门做文学研究的才有这个能力。

八股文作为文学大典，还在于它是一部凝固了的文学的交响，是结冻在墨色里的音符，是热情的焦灼的才思表现在黑白的锐利而清楚的影和曲线中的炫技性演奏。我们或可知道：古人读书摇头晃脑的，这就是旧文体的音乐性在起作用。我在初中早读课和几个淘气的同学模仿那种摇头晃脑的读书方式，读现代文晃得很不舒服，只有读古文，尤其《过秦论》、《阿房宫赋》――天呐，“茶亦醉人何须酒，书自香我何须花”。我们单知道诗词能唱，八股文虽不宜谱曲，亦可“干唱”。骈四俪六之间，自有文学原本的指挥家在，你随他自然地发声就可以唱出最接近音乐的心灵感觉。受八股文影响，民初的政府公文，尤其军阀之间的电报，其文气潜涌，真如曹丕《典论》所言：清浊有体，巧拙有素。诸位若想体验那种摇头晃脑的感觉，我且抄几段供大家赏玩。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的一段电文是：“赣宁之乱，坐镇上游，匕鬯不惊，指挥若定。吕梁既济，重思作楫之勋。虞渊弗沈，追论戈之照。凡所规划，动系安危，伟业丰功，彪炳寰宇。时局粗定，得至京师，昕夕握谭，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坐，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

再比如熊希龄向袁世凯再辞总理的“辞职书”：“……窃希龄猥以才力竭蹶，贻误国是，恳请退避贤路，乃蒙钧谕优嘉，仅准免其兼任，希龄自顾何人，敢再渎请。惟是泛水之舟，操舵者既无驾驶能力，必须易人，乃可渡登彼岸。时局艰危，无以异此。倘自知其力不能胜，而复勉强支持，将恐载胥及溺，补救为难。希龄一身不足惜，其如国事何？谨再陈情，伏乞俯如所请，另简贤员，提任国务，俾得少免咎戾，曲荷保全，无任感悚待命之至。”

在大量接触这些文字以前，我很少能觉得文字是可以揉核桃似的玩于手心的，是可以放它们在那里，看其钟吕尽唱、异彩纷呈的。当然，为八股文祝赞至此，八股精神是应速朽的，尽管我们不会看到那一天。

八股精神也起码有两个层面。其一，八股文承载的旧思想，属于土八股，“赋得”那个路数的，尊“功令”以“中式”；其二，由八股文做符号，而躲在下面的愚人、愚己――钳制口舌，禁锢思绪的不良用心。八股文之所以被竖为历史墙角里的一具怪胎，实在因为它大好文学，却牢牢牵着政治的裙边。我们要看清他的手指是政治以铁钉楔在裙边的，不论他作为文化流血、哀诉，政治埋头取其实利。假使人间的某个政府规定“牛顿定律”是一派谰言，敌人以之为猖狂进攻我国民和平的武器，“N”这个字就在那种权力形态下近于邪教的徽章――全国只好取消“N”，而由此带来的不便如算牛顿的头上，必滑宇宙之大稽。

我的基本建议是：开设一些八股文的选修课，从小学阶段开始，起码对孩子们日后学写作文有好处。听说一些学校已经这么做了，这是值得高兴的。社会的地底下要看，状元宰相的文章也要看。它们都是文化，都可以在精萃之后焕发感染人心、擎时代之天的力量。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6月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