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异同关系何在？

摘要：由于民间故事与中国古代书面叙事文学之间有多种相似性，所以使中国叙事文化学借鉴西方主题学方法称为可能；同时，由于民间故事与书面文学之间存在差异，主题学不能全面反映揭示和解读中国民间故事和书面叙事文学，所以需要在借鉴主题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改造，使之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

主题词：中国叙事文化学 主题学 异同关系

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基本原则下，还有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是二者的异同关系何在？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母本来自西方主题学，这个从属关系决定了二者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二者必然具有相似相通点。但相似相通不等于完全等同，没有翻新变异也就失去了中国叙事文化学存在的意义。

从同的角度看，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主题学之间的相关连接点主要表现在文体类型的相似以及由此派生的相似的可研究性。

主题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民间故事。“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部门，它集中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题做追溯探原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个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

[1]5之所以民间故事需要“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个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民间文学主要样式之一的民间故事具有形态上的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民间故事是以口头流传的方式作为主要的传播手段。“民间故事是由民众自发方式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口头叙事文学，其本来的或原初的形态是口头文学”[2]12。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下，“许多著名的故事类型，……常常以同一基本形态在多民族居住的广大区域之内成为众口传诵的名篇，然而在枝节上又往往有所变异，染上不同的民族与地域色彩”

[2]11。

正是民间故事这种同一基本形态下又往往有所变异的特点，给主题学这种研究方法提供了研究基础。对同一故事类型在不同时间和地域中所呈现的异同样貌进行形态的掌握梳理和内在形成动因的理论解读，成为主题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模式。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为主要体裁的书面叙事文学作品。在流传方式和过程上，它与民间故事那种同一故事类型形态在不同时间空间传播中有不同表现样式的情况非常相似。具体有两种表现方式：

第一，很多古代民间故事本身就是借助文字书面的记录而保存流传的。古代没有录音摄像技术，无法保存那些通过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只能通过文字记载来保留传承。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作为民间故事记录的书面叙事文学作品，与民间故事具有水****融的一体关系。从小说的起源来看，原始形态小说的主要功能就是采风。班固在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所作小序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3]1745《汉志》所录小说尽管与现代小说相去甚远，但对早期小说具有指导规定作用。魏晋以来的很多笔记小说，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采集民间传说故事。像《搜神记》《夷坚志》《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集中的很多故事，作者都交代故事的来源出处是民间某种传说逸闻。干宝《进搜神记表》说：“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4]3洪迈《夷坚志》很多故事都明确标明其出处为“敦立说”“张才甫说”说等等。《夷坚志・夷坚甲志》卷十五“犬啮张三首”条下附注曰：“三事皆妻叔张宗一贯道说。”[5]130

既然如此，那么古代民间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所呈现的那种反复出现和形态差异的规律也就必然在书面小说文献中留下痕迹。比如著名的“韩凭夫妇”故事，最早收录者为曹丕《列异传》，两晋时期干宝《搜神记》和袁山松《郡国志》也有记载，唐代以后转引或演绎这个故事的文献就更多了，李亢《独异志》、《岭表录异》、《韩朋赋》《寰宇记》《物类相感志》《天中记》《山堂肆考》，以及李白、李商隐的诗歌，庾吉甫的杂剧等均有记载。与之相关的文献也有不少。可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代民间故事那种同一故事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多种形态展示过程，往往是通过书面文体的叙事文学体裁来实现的。作为古代民间故事主要渊薮的古代小说，与民间故事同样具有一个故事演变为多种形态的属性。

第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文人独创，或者是文人间的社会历史逸闻。很多这类叙事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同样具有同一故事类型有多种文本演绎且形态各异的状况。以《西厢记》为例，除了唐代元稹《莺莺传》小说，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杂剧这三部重头戏之外，在宋金以来的说话艺术、讲唱文艺，戏曲小说，以及大量诗文作品中，都有很多关于《西厢记》故事源流演变的文献材料。这些作品共同构成《西厢记》故事类型的庞大阵营，而且作品之间的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乃至主题思想，都有很大的变化差异。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绝非凤毛麟角。冯梦龙《三言》和凌初《二拍》的源流演变更能从广度上来证明同一故事类型多种演绎形态的普遍性。这五种拟话本小说集共有近200篇小说，其中绝大部分作品系取材古代诸子史传，笔记逸闻，话本院本，同时又有演绎发挥，并且对后代小说戏曲产生源流影响[1]。可见即便排除叙事文学作品中的民间故事部分，同一故事类型多种演绎形态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

第三，在以上两种情况的作用下，中国叙事文学作品同一故事类型多种演绎形态这一普遍现象还出现了民间故事与文人改编独创两种方式相互交融的情况。由于民间故事和文人创作的叙事作品同时具有同一故事类型多种演绎形态的特征，所以二者之间的相互交融就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很多民间故事一旦进入文本状态，很快就引起文人的关注，产生出在与文人文学相互渗透中向前变化发展的走势，如孟姜女故事的流传。还有一些史传传闻也在民间产生巨大的传说效应，出现民间传说与文人搬演同步推进的状况，如王昭君故事。

以上三种情况说明，同一故事类型多种演绎形态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过程中是十分普遍的情况。那么以这种产生流传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主题学，就不仅适用于民间故事，而且适用于整个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这就是中国叙事文化学可以借鉴吸收主题学方法的主要根据。

从异的方面看，尽管中国古代书面叙事文学具有承载民间故事流传的功能，但它毕竟不能与民间故事完全划等号。所以，不能把西方研究民间故事的主题学完全生搬硬套用来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主题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是民间故事，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范围是书面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对象范围的区别必然要带来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差异。从方法上来看，民间故事的主要方法是采风和田野调查，文字记载只是采风和田野调查的留存形式。这种记载的重心是在故事的内容，至于记载的口吻，叙事的角度等表现形式因素，往往都受到陈述者和笔录者的个人因素影响。而陈述者和笔录者的记录又与其生活环境有关。地域的广阔和时间的流逝所造成的各种文化背景差异应该是民间故事出现因此形态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认为：造成民间故事同一故事类型多种演绎形态的情况往往不是故事陈述和笔录者的自觉文学创造，而是因口头传承过程中由于传送失真而形成的形态差异[2]。

与之相反，记载民间故事之外的书面叙事文学则多半是作家的创作，其中含有作家对于该故事以往内容吸收认同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他对此故事类型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和主题立意等方面新的自觉开拓发挥。因此，书面叙事文学（特别是记录民间故事之外的那些）中同一故事类型多种演绎形态的情况产生，主要是作家自觉的文学创作活动，而不是口头传承过程中的传送失真。因此，对书面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关注研究，应该有与民间故事不同的角度和眼光。

其二，主题学研究的文化根基是西方文化中心，无论是对于号称“世界民间故事”的类型索引的编制，还是对于民间故事的文化解读，都缺乏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不能正确全面反映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在内的整个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真实面貌。有关这方面情况，笔者另有文详说，兹不赘述[3]。

综上可见，由于民间故事与中国古代书面叙事文学之间有多种相似性，所以使中国叙事文化学借鉴西方主题学方法称为可能；同时，由于民间故事与书面文学之间存在差异，主题学不能全面反映揭示和解读中国民间故事和书面叙事文学，所以需要在借鉴主题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改造，使之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叙事文化学与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异同关系所在。

参考文献：

[1] 陈鹏翔．主题学研究论文集[M].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

[2]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 班固．汉书・艺文志[M].中华书局缩印标点本1997

[4]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M].中华书局1979

[5]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M].中华书局1981

注释：

[1]参见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记得某电视台做过这样的节目：台上10个人用耳语方式传送同一信息，最终请第一个人宣布的信息内容与第十个人听到的信息内容相差巨大。说明口耳相传的方式的确会使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形态的多种变化。

[3]参见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什么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一》，《天中学刊》2012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