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益：文化复兴：现代世界观条件下的道统回归

题记：《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若把中华民族复兴看作是一条历史长河，当代中国人或许仍然是难识圣人却离不开圣人的郑人……

内容摘要：如同完整地解决任何问题一样，完整地进行文化建设也必须包括五个部分：为什么要建、为谁建、怎么建、建什么、谁来建。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很多，但总问题是人类处于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当中，其他问题都从属于这个总问题，解决其他问题必须围绕这个总问题。这个总问题的根源在于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造就的划时代世界观变革，推翻了古人“天在上、地在下”的常识，否定了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解答，但是有破无立，人类至今尚未建成现代世界观条件下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这两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建”中的现象认识和本质认识部分，由此清楚了民族自身是“为谁建”的主体、也须面向人类。我们主要是从社会历史上去认识世界本原，这就得识定文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发展规律，洞悉历史到底改变了什么和没改变什么。再从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由这些规律所支配的社会发展脉络和机制，尤其要找出决定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科学历史动力系统，从而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史鉴。这两个问题是“怎么建”中指导方法和历史方位部分。温故而知新，由此我们明晓了文化复兴的实质是实现基于科学认识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自觉运用宇宙真理科学地构建社会发展诸部分的和谐秩序，也就是实现现代世界观条件下的道统回归，这是“建什么”。文化强国当然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但也离不开伟大思想家的发现和指引，这是“谁来建”。这六个基本问题有机地组成了实现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终极设计系统。

关 键 词：文化复兴，孔子，毛泽东，唯物辩证法，道统，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

中华民族复兴是当代最宏大的声音。就具体内容而言，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不远的将来晋升世界第一也应该不是太难的事，经济复兴已成基本事实。然而就文化建设来看，文化强国尚是时代呼声和奋斗目标，如何真正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面临一系列重大难题。与经济建设不同，文化建设更具全局性、根本性、艰深性、抽象性、动态性。在开展经济建设时我们可以向西方学习，在文化建设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已经向西方学习了170多年，由于西方文化至今仍不能给自身乃至世界带来普遍富足、文明、安宁、和谐，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越来越凸显，现在是到了无以为学的时候了，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必然的复兴之路。然而，正是由于文化建设的特殊性，我们不宜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必须对有关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有清醒认识，必须对构建和谐文化的基本理论有突破创新，这样才能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性、快速性，从而才能保证社会大变革大转折的正确方向和稳定态势。正是本着这种目的，本文以宏阔的视野和精微的逻辑对文化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阐述，以期在文化基本理论，核心是哲学理论突破创新上找到攻坚的目标、克难的方法，从而在宏观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廓清发展思路。

直面问题：人类处于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当中

中国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要正确地解决问题，首先当然是要从整体上、从本质层面看透问题。之所以要构建和谐文化，也就是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问题，十七大六中全会的《决定》已讲得很清楚很全面，全党全国业已形成广泛共识。概言之，中国处于一场“五千年未有”的全面、深刻的浩大变局之中。就国内而言，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文化建设方面，信仰、价值观、荣辱观、伦理道德、人的精神需要等一系列问题亟待重建和解决；在政治建设方面，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亟待提高；在社会建设方面，社会矛盾多发，社会焦虑严重，必须尽快健全稳定高效的社会管理秩序；在生态建设方面，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就国际而言，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核心、以美国为当代主要代表的西方文明历经三四百年仍然不能给世界带来普遍富足和安宁，世界至今尚未建立稳定秩序，特别是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越来越凸显，西方国家处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等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和价值观局限性越来越凸显，国际秩序处于深刻的变革、动荡之中。特别地，当代人类以只能适应无数个地球的生产生活方式消耗着唯一的地球家园，人口、气候、资源、能源、环境等问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意识形态，突兀而坚硬地摆在奔行的道路上，绕不开、躲不过，人类处于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当中。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面对这样的全球化大势，中国不可能偏安一隅、独善其身，中国迫切需要全面深刻理解浩大变局的总根源，迫切需要探索出系统性解决巨大危机和困惑的总方案，迫切需要全景式地健全完善和谐稳定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生态秩序乃至科学秩序等，这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复兴，也是为了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我们必须以宏大的视野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建设和谐世界具有同质性。

之所以可能是中国能够化解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基于两个事实：其一，中国是唯一具有五六千年甚至更久远连续历史的文明体，同时也具有完整的两百多万年的进化史；其二，中华民族在经历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九十多年波澜壮阔、急难险重的奋斗，又重新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足以表明，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内在秉性，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内在秉性一旦被人们所认识、掌握并加以改造、运用，很有可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很有可能为世界和谐、人类永生发挥引导和支撑作用。其他文明都不具备这种内在秉性，所以能够为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起引导和支撑作用的可能性很小。

中华文化的这种内在禀性，反映了我们民族品格中最伟大、最根本、最深刻当然也是最深奥的东西，作为本质上就是系统化世界观的哲学，理所当然地应该探明这种内在禀性。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落后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血脉不张的历史，我们需要先找到病根，然后对症下药，这样才能使血脉完全恢复新鲜活力。化解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中华民族必须开阔视野、提升智慧、锤炼意志，必须修炼出真理的洞见力和历史的穿透力。

问题根源：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造就的划时代世界观变革

要建设文化，当然得清楚文化的本质及其决定性因素。

历来地来看，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就形成民族。一个民族对整个客观世界的认知来源于其所生活的地域范围，一般地说，这种认知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正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认知，决定了各民族对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从而形成其特殊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等，这就是文化。归根结底，文化的本质就是民族的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和人生观，三者浑然一体。

在文化的诸多内容或者方面中，哪一项是根本的，决定其他内容或者方面的呢？只能是思维方式。思维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控制力量，思维方式是当然的决定民族文化本质的因素。在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思维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和身体一起，既受内因的影响，也受地理和气候环境等外因的影响，思维与身体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地理和气候环境提供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条件，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给予了思维进化的视野和线索，在劳动的基础上，和人脑自身一起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基础。大自然和劳动创造了人的身体和思维，大自然和劳动的差异也创造了民族的身体体格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这个本质定义和决定性因素出发，我们就能以宏大的视野和精微的逻辑通融地考察关于文化建设的若干基本问题。

这个定义表明文化与作为系统化世界观的哲学在本质层面有着天然的联系。世界观是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其核心是世界本原问题。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天然地要对世界本原和人的起源感兴趣，天然地要对此进行探索，概括地说，这些兴趣、探索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一切民族、一切文化必然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解答并以此作为世界观的根本，这是民族和文化最具标志意义的地方。世界本原问题在解释世界的同时也解释了生命的本原，从而使民族、文化凝聚共识、明晓准则、形成合力、统一方向、获得皈依，构筑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根基。

近代以前的中国是有着五千年乃至更久远神圣信仰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信仰是天地，把天地看作是世界本原。古人看世界是“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上下关系不能转换的无限世界，基于这种经验认识认为天地生万物、主万物、和万物，天地这种运动规律性就是天命，由此建立了“天尊地卑、皇权天授”这种“天然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这是道统的根本。在古代中国，天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社会聚合的思想根基，是政权存在的法理基础，是文化繁荣的筋骨灵魂，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终极审判者。“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华文化光辉灿烂、连续不断，与古代中国人稳定的天命观和道统有着最大关系。古代中国文化和哲学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天和道，对古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本质认识以对天和道的通透认识为标志。

与古代中国不同，古代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古代西方的社会主流认为是神创造了世界，宗教信仰在古代西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揭示了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粒尘埃，人类是由古类人猿进化而来的，生物进化乃至地球形成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规律性过程，形成了现代世界观，从而推翻了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迫使宗教和儒家走下统治地位。现代世界观在西方是在与宗教的直接斗争中不断发展定型的，对近代中国的致命打击是：至高无上的天猛然间坍塌了，自上而下的道猛然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尊地卑、皇权天授”猛然间成了断了根的朽木，中华民族猛然间失去了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猛然间失去了作为精神家园的根基。近代中国的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天和道认知的落后，晚清以来的持续社会大变革归根结底就是探求对天和道的科学认知。

必须以最宏大的视野看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是人类探索世界本原过程中最伟大的突破和跃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具有最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在此以前，人类都以为大地是无限的，在此以后，人类方看到地球是有限的；在此以前，人类对世界本原的探究主流是基于经验认识的逻辑推测，在此以后，对世界的认识开始走上科学；在此以前，最正确的哲学也因天地上下关系不能转化而无奈地包含着逻辑矛盾，在此以后，为完全不具有逻辑矛盾的哲学提供了可能。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撼动了儒家、宗教的世界观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人们常说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的浩大变局，这个浩大变局的根本要求就是中华民族必须科学探究世界本原，解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完整、彻底、准确地建立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

近代以来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以现代世界观为基础建立了自成一派的世界观体系，使人类对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渐次深化。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人类对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一直是不完整、不彻底的，完全适应现代客观世界的世界观体系并未建成，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打破了旧信仰，但并未建立本原意义上的新信仰。马克思本人对其哲学的定位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现在，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表明：只有认识准世界、解释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