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科学名义下的迷信

文风是时代文化的突出表征。繁荣的我国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于文风上却有着让人担忧的病相。观察此病相，是洞悉我们的时代文化之究里的重要门径。

科学的对立面已成历史了吗？

我常狐疑地想道，科学，作为一种精神，或作为一种观念文化（而不是作为工具性的认知方式，也不是作为偏正词组科学技术之技术意义，亦即"生产力"意义上的实操概念，更不是作为意识形态信仰）的科学，它的反义词是迷信，这一点应该没有错吧？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文明的滥觞，皆与批判迷信，倡导科学密切关联，这一点应该没有错吧？

针对着中世纪的上帝即真理或真理即上帝，弗兰西斯・培根发现了通过观察、归纳才能获得真正的真理的"新工具"；此后达尔文、牛顿等科学巨星正是以观察-归纳的方法，作出了近代以来人类几乎所有最重大的科学发现。如达尔文就以毕生的辛勤工作，搜集大量资料，通过观察-归纳，终于得出人不是上帝造的，而是猿进化而来的石破天惊的结论，这也应该没有错吧？至少今天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仍然是培根的观察-归纳方法，亦即通过实验和观察实验，找出规律、证明规律的方法。

同样针对着中世纪的上帝即真理或真理即上帝，更确切地说是针对着中世纪所谓上帝是绝对大前提的神学演绎方法论，笛卡尔在更高阶段的意义上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以常识为大前提的原始公理演绎方法论，提出了以"我思"作为根本性大前提的现代理性演绎方法论，强调不是上帝的思，而是我自己的思，才是真理真正可能发生的路径，使人类抛弃了一切听从上帝，服从神旨（其实是一切听从教会，服从教士）的愚昧、迷信的时代，而开始了一个一切皆须放到自己的头脑中，即理性的天平上来称一称的时代。这一点应该也是没错的吧？

针对着圣旨即真理，真理即圣旨，一切听从和服从帝王、父母官以及父母之思与言（更准确地说应是一切听从和服从毛泽东所谓"政权、神--不是西方上帝那样的神，而是因地因人群而不同的各式神鬼--权、族权、夫权"之四大绳索的执掌者们的思与言）的时代，上一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我国现代文明的先驱者们从先发现代化社会请来了"赛先生"，即科学理性，用以批判和反对各式各样的迷信、盲从和愚昧。这一点应该也是没错的吧？

我之所以要如此很没有自信地，不厌其烦地絮叨这些个老生常谈，乃因为我们不知什么时候忽然来到了一个据说是可以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时代，这个"后现代"要反对一切的"现代"，包括九十年前我们请来的"赛先生"--科学理性（此处的科学理性不是指的已经过度扩张、越界乃至荒诞了的非科学理性的"科学主义"）。

然而我却更为疑虑地经常想道，自我懂事起（我13岁时起开始文化大革命，那应是我开始懂事的年纪），直至现在我已近退休的年纪，不迷信，不盲从各式领导或各色权威，而是凡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这种所谓现代性的最基本的观念在我自己心中是否真正扎根了呢？这样的习惯在我自己的行为中是否真正养成了呢？而在我们的社会，这样的观念和行为习惯，是否真正蔚为大观了呢？

文化大革命时不用说了，那时毛主席的话叫做"最高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虽说现在也有人要为文化大革命"平反"），就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尽管这方面的进步比起文化大革命时已是天壤之别，但若问科学或理性，作为一种现代性精神和文化，已落实到什么程度了，是否已到了要用"后现代"来反掉的时候了呢？老实说，我心里仍是要惴惴不安的。

且不说受教育程度还不算太高的农民、工人和一般市民，单说人文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人文科学吧（尽管人文研究是否应冠以"科学"之冕还需商榷[1],但人文研究总也是追求真理的，这一点绝不会错）。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其文风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是否真正、彻底地走出了中世纪，或曰前现代的阴影，亦或是否真正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迷信、盲从、愚昧等是否真正地已成为了历史，实在还是不能十分肯定的事。

如果就连我们社会的最尖端的人文科学研究，仍然在科学的名义下，在科学的外壳中，潜藏着种种迷信，那么由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之文风所表征出来的我们社会的时代文化，是否已然真正地完全脱离了前现代，甚至超越了现代，而来到了"后现代"呢？

谁也不明白的"自明的大前提"与"假哲学"

我们可以非常经常地看到，在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的论文或论著中，常有着一些作为绝对的或根本性的大前提的自明的概念，这样的一些未经由"我思"论证的自明的概念，既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自明的常识，甚至也不是西方中世纪的自明的"上帝之思"（尽管"上帝"之思实际上也是来自凡人，但毕竟有着超一切凡人的名义），而仅仅是来自某位西方的或我国古代的人文研究权威的已被尊崇为经典的论说或红极流行一时的论说。这些已被尊崇为经典的论说或红极流行一时的论说中的某些概念一旦不经任何论证地放到了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中，我们的这些人文科学研究便似乎立马真理在握，神气活现，不可一世，且也便立马流行了起来，甚或立马便成了准权威或权威，且紧接着就要被尊崇为经典了似的。

例如"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我这里主要指文艺研究）中，大约自1990年代以来，"存在"就成了许多论文或论著中的绝对自明的大前提。在近二十年的我国文艺研究方面的人文科学论文和论著中，大概不会有第二个词具有象"存在"这个词一样地被使用得如此普遍、广泛和经常，并具有如此地不证自明的权威性。

这个自明的权威概念不仅出现在当代最上乘的文艺研究类人文科学刊物和当代第一流的文艺研究方面的人文科学研究者那里，也出现在更大多数的一般这方面的研究作品中，包括出现在博士生、研究生的论文中。我有时会好奇地问这些博士生或研究生，你们论文中的这个"存在"，究竟是什么意思？几乎没有人回答得上来。我私心里很惶恐地思忖，我们的当代最上乘的人文科学刊物的最上流的研究者们的论文论著里出现的这些个"存在"概念，其作者自己是否一定搞清楚了含义，也是不能说得很定的，至少在这些论文中，你多半看不到对"存在"概念的确切理解和真正有意义地使用。

但是"存在"这个概念，就是这么牛气地流行了开来，以至于我们的文艺批评家们，常喜欢以此来衡量我们的文学创作，如有的批评家十分鄙夷地将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绝无例外地一律斥之为没有人能达至"存在"的境地；而我们的有些作家亦声称，经过了许多年的文学形式的操练，现在我们可以抵达"存在"，或象米兰・昆德拉一样地去勘探"存在"了（我特别搞不清楚，作为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要象西方作家米兰・昆德拉一样地勘探什么样的"存在"呢？）[2]

相较而下，当代我国的哲学界，就"存在"概念的讨论却曾是热闹非常，且莫衷一是，迄无定论。

依我看来，"存在"这个来自西方哲学，作为西方哲学思维结构中的最核心的概念，至少有着以下的种种内涵十分不同的意义：如巴门尼德的所谓唯一全一，不生不灭，不动不变的充实的空间那样的存在；柏拉图的作为影像之现象的对应者的理念、理式或相的意义上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作为与属性相对应的实体或本体意义上的存在；康德的作为与可以对象化可能认知的世界相对应的不可知的物自体或曰自在之物意义上的存在；黑格尔的与物质世界相对应，能创造物质世界的自身辩证运动的绝对精神意义上的存在；马克思的与意识或思维相对应，能创造世界一切的自身辩证运动的物质生产方式之实践意义上的存在；海德格尔的与存在者相对应的，由存在者之一的此在开展出来的作为存在者的存在的，据说是穿越了西方哲学数千年，而直接与巴门尼德相接应，因而颠复了数千年来西方知识理性传统之意义上的存在……我们的文艺批评家们笔下所使用的汉译西方哲学"存在"概念，究竟是哪一个意义上的"存在"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路线的开启了西方知识理性意义上的"存在"？海德格尔自己从来没有说明白过，谁也没有说清楚过的重新回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抑或是反形而上学，反"存在"的康德、马克思意义上的"存在"？

而"存在"这个汉译西方概念，又至少有着两种意思既有重合处又有很不相同处的西方原文（这里只取英文，如果把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法文弄进来，怕就更为复杂得多了）：一是ontology(旧译本体论，今多译为是论、是态论、存在论等)意义上的being；另一是当代更多在exixtentialism philosophy(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所使用的existence。（后者更准确地应是译为"生存主义哲学"和"生存"）。这两种意义复杂交织且在当代哲学中所指有明显不同处的存在概念却被我们用"存在"两个字不分清红皂白地使用得如此普遍而含混，让人没法不觉得云里雾里，不知所措。

再进一步说，ontology意义上的being，有人认为应译为"存在"，有人认为应译为"是"或"是者"，有人认为being只是"存在者"（海德格尔意义上），还有人认为"存在"应是being，而"存在者"乃是beings。而ontology本身亦有着"本体论"、"存在论"、"是论"等等的不同争论。这些个不同意见在我国哲学界一直还在争得不亦乐乎，看上去是永远都不会有个了结的了。

当然，有人会认为，我们的文艺研究中所使用的"存在"概念，只是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m philosophy）意义上的"存在"（existence），这一点已成为学术共识，成为普遍被理解的学术术语，所以可以作为常识性的自明前提了。但是，这个在西方已是歧义多多，在汉译和我们东方人的理解中变得更其复杂的概念怎么可能成为被普遍理解的学术术语呢？而且，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存在概念有什么理由要成为我们的如许众多的文艺研究论文和论著中的一端上来就权威无比的绝对自明的大前提呢？况且，1990年代以来的我国文艺研究中所使用的"存在"概念，更多是与海德格尔相关，而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存在"或"生存"（existence）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德文SEIN）是一码事吗？存在主义哲学之"存在"或"生存"（existence），所切近的究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德文SEIN），还是他的"此在"或"亲在"、"缘在"（德文DASEIN）概念呢？

我们再退到最后来说，管它巴门尼德、柏拉图、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反正他们著作中的那个最高概念，一律都不过是超验的唯一者，绝对者，即上帝的各种说法，因此，当我们使用"存在"这个概念时，不过就是在泛指上帝。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不就是一个不是道成肉身而是"肉成道身"的上帝吗（一位美国宗教哲学批评家正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我们的用汉语言说的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者们为什么会如此自信自觉到完全不假思索地将西方的"上帝"象中世纪的西方人那样作为一个绝对自明的大前提呢？这里面有着怎样的人文潜意识呢？

不管怎么说，连罗素都认为："多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假哲学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未能明白'存在'。"[3]那么，用汉语写作的中国的学者们为什么要毫不理会这个概念的歧义百端，复杂非常，而要挤进无数"假哲学"的行列中去呢？

除了"迷信"（绝非信仰），我们无法找得出任何说得过去的解释理由。

自明的贬义词与思想追星

还有一些流行的概念，虽未见得是用来做那至高至尊的自明的大前提的，然那铁定的褒贬之义却也一样自明得厉害，毫不需要论证和理解的。这些褒贬铁定的自明的概念当然也是来自西方或我们自己的古人那里。

例如，"宏大叙事"就是一个近二十年来流行的铁定了的自明的贬义词（当我讨论"宏大叙事"这类褒贬铁定的"自明"的概念时已不再局限于文艺研究，而是遍及所有人文科学研究）。这个利奥塔用来批判启蒙和反对现代性的词汇，也是一个1990年代以来流行极广的概念。（上中国期刊网搜索，可以得到如许结果：题名101；关键词909；主题2015；摘要1742；全文41500。这个结果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就这个词而言，大体应是接近的。）。问题并不在于一个词使用的广泛好不好，而在于非常奇怪地，当我们使用"宏大叙事"这个概念时，竟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其当作一个自明的贬义的概念，不假思索地，甚至盛气凌人地就放进了自己的论文或论著中。

我并不是说，启蒙是不应该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