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丽：中国该如何参与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

随着中国介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的步伐加速并逐渐有力，关于国际文化新秩序下中国角色问题的谈论也日渐深入。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原则如何，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中国内在驱动力怎样?这些问题的思考与答案将成为崛起的中国面对纷繁的国内外政治、经济事务必然要呈现的大国视域和命题方向，也是有着强烈文化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中国面对诸多国际文化领域的质疑必然要作出的策略性调整和本质性回应。

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内在驱动力

在“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共存论”的学术交锋和现实演绎中，实际上隐含着不同政治经济体对于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趋利避害的归属定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法则尽管还在相当大的领域留存，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资讯信息传播的极度发达，以及现代性文明危机的加剧，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这种交流和冲突甚至抗争绞缠在一起，让更多国家、民族、种族发出文化表达的声音和呐喊。

对于中国而言，漫长而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时代变迁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常丰富亦可说是非常复杂的内涵。古老礼仪之邦的东方哲学与伦理体系、近现代历史催生的社会主义实践路径、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实力崛起，赋予了中国敞向世界格局的多维面孔。尽管西方知识分子不断分析“西方的没落”，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格局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自我优越感已经随着各类文化产品快速渗透进其他文明体系，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移植功效。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备受世人瞩目，但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产品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对于文化殖民主义的快速泛滥，我们有必要在学术领域和文化交流领域提出“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可能性分析与实践路径。因为在诸多文明共存的时代，一种绝对本真的文化认同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中，才能找到钱钟书所说的对自我文化的回家的感觉。杜维明认为，“差异”与“统一”相对立，但不与“和谐”相对立，全球化的时代是走向对话文明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对话不是折服对方的工具，而是为了向对方学习、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的途径。黑塞的小说《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中有相近的文化隐喻。当两人谈到各自特性时，纳尔齐斯对哥尔德蒙说：“我俩的任务不是走到一块儿……我们的目标不是相互说服，而是相互认识，并学会看出和尊重对方的本原面目，也即自身的反面和补充。 ”人类文明的积淀靠的就是多元文化的不同维度景观中的价值绽放，单个人无法孕育的完整生命力、单种文化无法涵盖的人类价值，最终将通过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制度，宽容的民主原则为支撑的文明史的形态予以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在对文化的自省和求同存异的社会发展中，人类追求和谐共处、向善向美的脚步才不会停止。

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有效路径

不论是实施以庇护为诱饵的“文化霸权主义”，还是易于走向“原教旨主义”的“文化封闭主义”，都难以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获得普泛的认同与共同平等发展的机会，但是文化交流与互动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语境与接受期待。随着中国国家影响力在国际视域的日渐壮大，文化输出的主动姿态变得必然而且必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中国问题学者克里斯托弗・休斯曾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指责孔子学院是中国的国家宣传工具。具有类似冷战思维的西方媒体人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府扶持的文化交流项目保持一种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且不说 “英国文化协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等文化交流机构的存在，据《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等。这说明我们的文化交流尚处于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批判语境中，这种批评也引起我们在国际文化新秩序建构之路上的一定反思。中国文化内涵的重新界定、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决然割裂、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以及文化核心价值传播的有效性等问题，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在国际文化新秩序中的定位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些我们还缺少深入的分析与有效落实。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如果我们将文化交流的实绩仅仅落实到包饺子、打太极拳等具有奇观点缀的层面，而不注重强化文化交流背后对于自我文化的反省与创新，或者仅仅满足于文化传播的空间性而不注重文化传播的深入性，那么这种文化传播的主动姿态将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附庸性花边，这与国家实施的文化外交的政策性调整将有很大的落差。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打造具有明显指认性的传统文化交流标签，还应该传播以现代文明内核为标识的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精神，同时积极建构文明对话机制，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转型中的有效对接，以一种更为自信和包容的姿态面对世界的质疑与批评，在更为顺畅的沟通和理解中建立真正的和谐共处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中国在国际文化新秩序中的角色定位还需要经历从自我介入到他者认可的发展阶段。文明古国的强烈文化使命感与现实中遭遇的文化危机已经成为中国增强软实力的内在驱动力。但是必须认清的现实是，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会处于颇具争议的风口浪尖，这是历经内外煎熬重焕生机的中国必然要接受的历史命运。同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有效性会在社会群体不同的层面产生效应，认识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进而对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存在与作用表示认同，也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持续性，不仅需要自信而不盲目的大国姿态，也需要主动承担对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本体职责。我们不可能按照他人的意旨，在既定的路线上设计自己的文化复兴之路，但是世界的点评和自我的纠错将使我们走得更稳更远。我们以怎样的文化身姿融入到依然纷繁的国际文化秩序中，是强调古中国的伦理秩序，还是深化新中国的民主理性;是展示传统文化的东方情调，还是宣传复杂中国的文化重塑，抑或是各方要素的有机融合，这些本质问题的探讨和回应将决定我们在文化交流与普及中的中华文化形象底色。这些远远不是孔子学院一项工程所能涵盖的事情，因此纠结于“孔子学院”抑或“鲁迅学院”的命名并不重要，即便是儒家文化，也具有追求知识和理性为旨归与充满刚健勤奋与自强不息的双重正面文化力量，更需要重新梳理与转化。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先导者，鲁迅先生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反省精神与自我文化批判意识，也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一，纳入到中国文化传播的主导价值观中。关键是我们的文化输出能否克服形式的敷衍与本质的自我弱化。同时，文化的主动输出必然映衬与纠结着现实中的自然文化交流。近年来，国人的文化素质颇受国际诟病，这无疑与我们传递中华文化的正能量产生了一定的抵牾，这使我们认识到，现代文明进一步建构需要更大的教育投入与社会合力，因此要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任重道远。但是正如我们从愤怒地对世界说“不”，到我们以更加从容的姿态说“和”，背后是我们不断深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现代民主建设带来的成果支撑，从争取发声的权利到自主选择发声的路径，我们的百年抗争史也将成为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改善国际文化秩序的宏大推动力，并且赋予中国对于世界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更为迫切的参与意识与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