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无所适从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

读到陈季冰先生一篇在2011年10月《南方都市报》发表的文章，现在作为博文重刊,觉得颇有意思，季冰文章起源如是：“在网上看到一组照片，感觉滑稽、可笑、茫然和不爽，犹如欣赏了一出黑色幽默剧。照片展示的是十一黄金周第一天山西平遥古城上演的一场名为“古城•风韵”迎宾仪式。照片里，中共山西平遥县委副书记、县长卫明喜身着满清官服，亲自扮演清代“县太爷”，率领古城的“乡绅商贾”和“三班衙役”开城迎客――只见“县太爷”频频拱手，代表当地“官府”和百姓欢迎前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的中外游客……”接着他发表感想道：“我看到这组图片新闻的第一反应是，还好这是在10月1日，而不是10月10日。要不然的话，平遥‘县太爷’岂不是想要告诉我们：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个天大的错误，压根就不应该发生的！”“鉴于上述这些言论很可能引起的误解，我必须在这里立即补充一句：如果平遥‘县太爷’穿的是明朝（或更早朝代，比如至今还令国人无比自豪的唐朝）的汉人官服或民国初年仍流行于北方官场的长袍马褂（甚或弄些五色共和旗乃至‘青天白日满地红’的LOGO），也不会让我对他多生出一分亲近感的。我可不是因为看到满人的马尾辨才觉得滑稽、可笑、茫然和不爽的，这一点，恐怕要让那些昔年为‘掌掴’阎崇年喝彩的‘爱国志士’们失望了。问题在于，这位卫县长在娱乐人民群众的同时，似乎还想要通过这一套穿着和仪式向社会传递某种价值倾向，即我们应当尊重、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我粗粗察看了一下，网上挺卫县长的网民，理由差不多全都在于此。这使我这样一个对待文化问题一向比较严肃的人不由得心生疑窦。应该说，在所谓‘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语境下，要求社会尊重、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一边倒的新的老生常谈。粗略而论，这大概不失为一种可欲和可喜的价值转向，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一次。”

陈季冰因为平遥的县太爷假借一场“伪”传统文化的滑稽表演，而提出了一个在今日“中国崛起”背景下的理性盲区：原来我们至今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和堂而皇之光明正大的传统文化的LOGO符号标志系统，既无纯粹值得自豪的传统，也没有经得起全球现代化价值观默认的中国式LOGO系统图式。兹事体大，不可不察！传统文化耶？现代性耶？不知所从耶！一言以蔽之，文化价值观之系统缺失与理性空白也。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二难选题：为传统文化张目与追求现代性的二难选择。在中国，这个问题简直就是无所适从的癌症，因为事涉爱国主义泰山压顶式的意识形态高论，和批判“全盘西化”的绝对话语高地，同时又与五四以来全面颠覆烂熟的传统文化特别是鲁迅之批判国民性有关。对于一种仪式而言，无所适从是显而易见的：若果按照纯粹传统气场出牌，势必给人一种腐朽气息：太民间传统了是下里巴人，你敢不敢跳大神摆八卦风水阴阳阵？太士大夫文人传统了是儒学迂腐冬烘，你敢不敢召集十万弟子开坛摇头晃脑读经？太帝皇气派了显然是为封建专制独裁制扬幡招魂，你敢按照汉武帝唐太宗泰山封禅之仪式来排场？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现代文化出牌，则有蓄意充当洋奴走狗卖国主义之嫌，即使不被愤怒声讨，你太西化现代了也是阳春白雪，你敢不敢管弦交响晚礼服登场丰乳腻背大暴露？由一种最简单的仪式选择之困难，就完全可以看到我们内在精神的空洞混乱。非常滑稽尴尬的是：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年，中国人始终还在传统文化与西化的绝对冲突命题上左右摇摆东西徘徊无所适从，无论是官府，学界，亦或是民众，都始终无法达成默契共识，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徒然口水战纠缠不休，至今尚未有办法创造出一套合符理性的、理智平和而为人人接受的、具有文明合法性之现代中国的文化范式话语经典，结果常常以政治意识形态之权威的话语为裁决基准，每每想到这些，实在教人气短悲悯！吾宁说，这样为名教、面子、主义尊严和民族文化概念形式斤斤计较，表现了中国人永远无法脱离患得患失与狭隘心怀的意气用事性格，实在是民族低等性质之自我大暴露。我认为，这二者如果始终处在冲突之中，那么一个极欲进入现代化的传统国家，一定还在文化选择之艰难困苦的挣扎过程中。宜乎平遥县太爷穿着清朝官服向国人献礼了！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站在平遥县太爷的立场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假如我们要寻找出一套传统文化的形象符号图式，那么哪一种范式才是人人心中所有而可以获得国人一致喝彩或者认可的？我们既不宽容，也没有明智的创造性，更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解决具体的难题，且连最起码的共同探讨的合作精神也吝于贡献，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运用理性和常识整理国故然后为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基础。这种有共识的传统文化图式有吗？清朝满人的文化图式早在100年前就被辛亥革命之汉人愤而弃之了，那么是否远溯至明朝？宋朝？唐朝？汉朝？秦朝？先秦？肯定的，绝对没有一个所谓的封建皇朝可以代表正宗的传统文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样看来，我们在文化学上的难题实在太令人困惑了。陈指出：“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文化？如何看待和安放这一悠久的文化传统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却是如此地含混不清！依我之见，这正是造成当今人人都在痛陈的社会道德失范的根源，亦是它的逻辑结果。”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文化？”这问题提得很好，我们这个自称重新建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直到今天还是无法为自己的祖先文化做出清晰的、理智而中肯的正名定位。即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依然还是像1911―1949年代一样，左右摇摆，时而打倒孔家店，时而整理国故，时而祭孔读经，时而欺师灭祖，风流潮摆，无不过度。我们这个民族存在着太多的暴力基因，还有极其过度激烈的极端性格基因，文人可以把文化崇拜为迂腐之至的神化智障物，而无产阶级造反者却有着“焚书坑儒”的仇视文化之憎恨心理。49年后更有彻底的毁灭性废除，连封建主义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包括形态与内质，都表示要彻底抛弃和打烂，结果就真的彻底成了“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本来就没有任何值得自豪的地方，包括物质资产和文化资本，而且精神上的贫乏也是连他自己也要感到自卑不已的。历史上黄、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和义和团之类的造反者，除了杀人如麻残酷成性可以称为冠军之外，乱贼过处，遍地灭绝，所有文化都在他们扫荡之列。恩格斯曾经说过，贫穷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性。我们从来只看到过有“贵族精神”和“绅士风度”，还有“君子之风，山高水长”一类的说法，没有听说过“贫农精神”这样的范本。所以我认为首先要知道，在推翻了皇朝帝制和西方文化长驱直入之后，我们再经历了军阀混战时代，经历过日寇暴行，经历过两党逐鹿中原之大战，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彻底遍体鳞伤，一个濒危的昏迷的重症病人，是无法为自己正确地描述自己的本来面目的。尤为雪上加霜者，是经过了后来老毛之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专制扫荡。所以，且勿论如何看待和安放悠久的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之问题，首先是要明白：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回答的大难题。当现代化和世界普世文化价值观与西方文化汹涌而至,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文化大杂烩铺天盖地淹没华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精神世界之混乱无以复加,陈先生要我们回答的问题,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中华之大，已经无法为传统文化安放下一张小小的书桌了。

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难题是：假如不能够恰如其分地为我们的国家给现代性确定合法身份的话，那么也一定无法为传统文化确定一个合法的地位。首先是因为今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全球化”“世界村”时代，现代性不定位，则传统文化亦不能存在；其次因为我们一直受到“合法执政”的困惑压迫，那么就只能对“现代性”和“现代化”之学理概念搁置异延。在西方“现代性”是很清晰的定义，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公平制度之平衡，个人主义等等，只是这些东西在中国尚未得到“政治正确”的“合法性”，那么接下来对于“现代化”的定义就只好是模糊其事的：除了一些笼统的发达经济指标之外，连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和公平制度、人们的幸福生活指数、教育、环保、健康、安全等等指标也无法获得宪政资格。假如对于现代性的东西不能非常明晰，那么对于传统文化中哪些需要继承，哪些需要改良，哪些需要自然淘汰，哪些可以大度宽容轻轻越过，哪些允许慢慢淡忘，哪些需要保持形态而转换实质，哪些需要保留一种感情而改变形式，哪些需要夺胎换骨旧瓶新酒，哪些需要加加减减予以重组，等等，都无法有一个可以操作的平台和标准。于是，我们的文化学者都由是显得无所适从，也因此显得极其弱智混沌。追溯下来，一个简单的仪式和符号系统的表演表现当然就无所适从了。

相信我们任何一个人和平遥县太爷的文化智商是如出一辙的，连薄道台可以高唱的也只能是“革命红歌”，那么传统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资源又有什么合法性可言？我想任何一个现在的中国高官都不敢在公共集会上高歌贝多芬的《欢乐颂》或者刘邦的《大风歌》吧？除了继续高奏《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社会主义好》之类的政治正确的歌曲外，最多就是《春天的故事》罢了！至于要穿正式的官服，除了西装，或者毛式中山装，即如要找一套“汉服”或者代表传统文化的标准服装，也是没有的，正如今天依然没有国花，国歌还是灾难临头时的战斗呐喊之曲一样。我们的县太爷眼里也只有官本位的地位，自然最好是顶戴花翎最自然了。假如这位县太爷有一个国人默认的公共传统文化范式可以从容借鉴，那么他就不会这么无厘头地搞笑了――他可以借用的最亲切和最有深刻印象的形象记忆，就是电视剧清宫戏里的帝皇将相图式而已。只是毛润芝在九泉之下看到这个景象，该作何感想！自1911年以来，中国文化界始终无法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安全定位，也是这个民族始终在灾难中徘徊之根本原因也。县太爷之花翎顶戴，与薄道台之唱红打黑，与旅游景地让游客穿着日本兵之军服扮演进村扫荡，与学校强迫学生们早课背诵《弟子规》，与所有大学生英文都过六级而汉语不过关，与富贵人士都有海外护照，与达官贵人的子弟都在美国欧洲名牌大学留学等等，所有的故事都告诉我们，我们都无所适从，只好乱中取胜而已。从一身服装的选择表演之细节来看，我们的整体文化图式以及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真是够乱的。一切尚在颠簸动荡之中，总理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只是今天又有新的质疑向着孙大炮发问了：“革命”是否真的值得中国人无休无止地沿袭？“革命”可以休矣，我们只需要一种理性的常识政治和常识文化罢了。

其实我们最根本的还是对现代性的无所适从，因为它是完全陌生化的外来事物，我们天然地对此还有先天的抵抗拒绝心态，我们依然怀抱着清末铁帽子王爷们的对外恐惧心理，宁左勿右，宁腐勿洋，而我们总是很容易地回到习惯性舒服的传统化的途径依赖上去。然而又因为今日无处不现代性的高压心理障碍，于是导致我们对于种种传统文化物事的别扭感受，于是最终连带着对现代性和传统化完全不知所从。在我看来，我敢简洁地断言：如果我们首先大大方方地为中国式的现代性确立了宪法地位，在此前提下，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文化系统标志则可以顺理成章地明确下来。换句话说：现代性就是今日中国的一切之最高标准，而不是传统文化是最高标准，只有过了这一关，那我们才不会再顶戴花翎满清官服三跪九叩向国人拜年了！可以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