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问题

一、 “现代性”与现代性建构

十九世纪法国诗人、批评家波德莱尔是西方现代文明批判诸潮流之一的审美现代性的典型代表，他不仅贡献了作为审美现代性经典之作的诗集《恶之花》，而且最早使用“现代性”一词来指谓他的那种对于现代文明所带给人们的独特感受的描述。以至于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波德莱尔是“现代性”一词的最早使用者，至少，“现代性”一词的被关注是由于波德莱尔的使用。而在波德莱尔这里，现代性一词是用来对现代文明带给人们的心灵感受和文化景观进行批判的，其意谓根本上是文化的。

“现代性”（modernity）概念的使用，在西方，正是起于对现代文明的文化批判，尤其盛行于后现代主义将后现代性区别于现代性的论争之中。尼古拉斯?布宁 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中，“现代性”这一词条的解释是：

“现代性”，“是一个含糊用语，用来一般性地指称由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现代（近代）时期所具有的特点。后现代主义者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立起来。……关于现代性的主要成份，作家们和批评家们的说明多有不同。一般讲来，现代性与纯粹理性的至上和近代自我的自我肯定相关联。依据理性，现代（近代）的人们寻找那看待世界的统一形而上学构架。他们追求自己主体的独立性，忽视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限制。他们以科学为利器得寸进尺地试图安排和控制自然环境，通过经济利益来衡量美学对象并形成自己的评价。现代性在工业资本主义上升期间是有效的。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已成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首要论题。每种批判都从某个特殊立场出发并基于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1]

可见在西方，“现代性”概念主要地是在现代文明批判意义上被使用的，但这一批判根本上是文化批判，而不是经济、政治批判。所以，“现代性”概念，其意谓在西方当主要是文化的。

在中国语境中，现代性概念在思想界、学术界的普遍出现，则当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同样地也是起于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经济现代化与文化保守化的吊诡现象，现代性一词是在这一氛围中传播开来的。不过，由于中国语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现代性概念在中国的使用，逐渐地改变了其基本负面的所指，而渐趋中性，对于认同当下中国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阶段的论者来说，这一概念还具有更多肯定的意味。

但是，现代性一词在中国语境的这种变化，却似乎伴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泛化使用。由于中国学术界突出的跟潮和流行现象，人们显然越来越经常地用现代性一词，来代替“现代”（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现代世界，即16、17世纪以来的人类的这样一个文明史阶段）。而这就使现代性概念的涵义变得模糊和混乱了。

有论者认为人们对“现代性”一词的理解或解说通常有三种：其一，“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或‘现代世界’”。将其“等同于现代社会（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形式”。其实也就是将“现代性”概念等同于“现代”概念。其二，“将‘现代性’理解为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某种内在精神或体现、反映这种精神的社会思潮。从这种角度来加以理解的‘现代性’，往往成为‘现代主义’或‘现代精神’的同义词。”其三，“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性质或品质，以及人们对这些特殊性质或品质所获得的某种体验。”[2]

这里，对“现代性”概念的第一种理解，即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现代文明”、“现代社会”），我以为是不妥的，尽管在西方，尤其在中国，如此这般的理解和使用者都大有人在。仔细辨析一下，在汉语中，“现代性”当是“现代”+“性”，是现代的性质与状态，如何能相等于“现代”（“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呢？例如，我们能将“人性”与“人”这两个概念完全划等号吗？

我认为，“现代“（“现代文明”、“现代社会”）所指谓的应当是自16、17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中出现的一个文明史阶段，是这个文明史阶段的总体性，一般性概念。而“现代化”概念所指谓的则是“现代”这个文明史阶段的整个过程，是这个文明史阶段的全部运动。

“现代性”概念所指谓的却是“现代”（“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内涵，即文化，首先是“现代”这一人类文明史阶段的理念，亦即区别于“传统”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性质或本质。而“现代主义”概念则是以“现代性”为起点和归宿的，为在理论上、文化上探索“现代性”而发生的思想运动、文化思潮，是“现代性”文化的发生和实现过程。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一文中引用了台湾学者叶启政给“现代性”所下的定义：“现代性这个基本概念基本上是‘历史的’, 也是‘文化的’，其所呈现与反映的是欧洲人自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起的一种认知和期待心理、价值、信仰、态度与行动基调。”[3]这一界定我以为是较可以予以认同的。

刘小枫将“现代”分为三个层次：“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与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4]这一区分中在“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各自的比较功能分析上不够准确，但二者所共同指涉的内容却也是较可以认同的。

总之，“现代性”概念不应当是现代文明的另一个指称，它所指谓的只是现代文明的内涵或曰文化。

作为现代文明的内涵或曰文化，我以为“现代性”概念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现代性”首先关切的是现代文明的理念，现代文明的质的规定性，即性质或本质。这一内容属符号文化（作为符号生产的文化）层面[5]。

其二，“现代性”要探索的是现代文明的价值理想，现代文明的应然，属价值文化或理想文化（作为价值、理想或人化的文化）层面。

其三，“现代性”是现代文明之理念与理想的直接现实――生活方式，属生活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层面。

而“现代性”作为现代文明的内涵或曰文化，其现代文明的理念、理想和生活方式的现实，则是现代文明的经济与政治。

所以，现代性建构，首先不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建构，不是所谓总体性的指向“现代”的文明转型或社会转型，而是朝向现代文明的文化转型，亦即现代文明之文化的建构。而中国现代性建构，也就是中国的现代文明之文化的建构。

二、 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问题的要义

（一） 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问题的边界与格局

中国现代性建构，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建构，或曰，发生于中国土壤上的现代文明、现代社会转型总问题中的一个分问题。

在较粗略的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性建构，也就是在说区别于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建设，但当我们说“文化现代化”时，更多指涉的是这个问题的普世性方面，而说中国现代性建构时，则明确了现代性+中国性这一基本格局,并将现代性+中国性作为中国的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所以，当我们提出以文化现代化作为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战略路径时，我们要进一步地说明，文化现代化的任务就是要完成中国现代性建构。

文明转型或曰社会转型，是近200年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而1978年以来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现代文明转型中的经济转型成为了首要问题，取得了非凡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严峻问题，成就的继续增长和问题的切实解决显然都不可能继续依赖经济转型路径，因此，文化转型和制度转型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我认为，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与经济现代化具有类似意味的作为社会有机体系统恢复战略的文化转型，比之制度转型又具有更为突出的前导性、现实性和可能性。

中国现代文明之文化转型，亦即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当下中国的突出问题，要解决的是中国现代文明的理念和性质问题，中国现代文明的价值理想问题，中国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问题。不具有充分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经济转型难以最终完善，制度转型事实上也缺乏具有明晰指导性和有效推动力的理论、理想和现实路径。

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或曰中国现代文明的文化转型问题，内孕着两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其一，人的现代化与社会（分立于政治国家、市场经济之意义上的社会）现代化的统一问题。

其二，现代性与中国性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在中国的现代性与具有中国特征的现代性的统一问题。

关于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现代性的普世性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说主要是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现代性”问题），我在《文化现代化：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见《学术研究》2011年第1期）一文中已作了较具体的讨论，本文要着力提出的是上述第二重矛盾：现代性与中国性的统一问题。

（二） 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中国性”问题

在西方，现代性概念主要是由于后现代性的提出，而用于区别于后现代性，并作为后现代性的批判对象而被突出地呈现出来的。然而在中国，以及在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地区，现代性却是一个远未解决，而又亟待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在中国以及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地区，显然都面对着一种奇特而又困难的语境：两个历史时间既叠加又冲突。

第一个历史时间是，我们（中国以及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地区）目前都实际上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阶段。第二个历史时间是，正在我们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时，先发现代化国家、地区，已对现代性和现代文明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并在试图尽快超越现代性和现代文明。

那么，我们，中国以及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地区，该如何办？原地不动，滞守前现代状态，可以吗？不经过“现代”阶段，直接进入“后现代”（这是一个至今还属想象的历史时间），可以吗？如果滞守前现代和直入后现代都不可行的话，那我们又该如何办？

因此，当我们提出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中国性”问题时，我们实际上已然确立了两个基本而又重要的立场：

其一，中华民族，绝不应该也绝无可能滞守前现代，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势在必行，势在正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国性”问题，其思考向度，就应当是如何使特殊性的中国性适应于普世性的现代性。这里“适应”，绝不是取消中国性，而是在于强调一种意向和意象，中国性向现代性敞开胸怀的意向和意象。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性建构，也就是在说后发现代性建构。

其二，现代性弊病已然突显，现代性必须批判，必须超越。中国，一切后发现代化和先发现代化国家与地区，都应当和必须去努力建构一个完善的现代性，一个完美的现代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中国性”问题，其思考向度则应相反，普世性的现代性如何向特殊性的中国性开放，现代性应如何汲取中国及其地球上一切古老而又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以与既有的现代性融合，创化新的单元或结构要素，以补现代性之偏，以超越现代性，或曰实现现代性超越。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所谓中国现代性建构，也就是后现代性（我更愿意说“后期现代性”）建构。

总之，当我们提出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中国性”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所谓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后发现代性建构与后（期）现代性建构的统一。

（三） 凝固的“传统文化”与流变的“文化传统”

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中国性”问题，不管是中国性向现代性开放，还是现代性向中国性开放，都会涉及到中国（包括地球上一切古老文明）的“传统文化”问题。

传统文化（有时又被称为“国学”）是近20多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域中的一个炙手可热的关键词。从一般而言的弘扬传统文化，到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宣扬的复兴，甚至是全盘复辟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卷土重来，尽情狂欢，甚至是开始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可以说是出现了走火入魔的趋势。那些在跟风跟潮的，想以“国学”教育作为业绩的老师们的逼迫下读经背经的幼儿园的孩子们，小学的孩子们，他们的正常的已然十分繁重的课堂学习已受到严重冲击，甚至有的地方还被要求完全放弃，一心向古。

因此，我们有必要十分仔细地来区分和辨别一下“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

“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凝固的，封闭的池塘或湖泊。当我们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时，很明确地，我们是在指谓辛亥革命和作为现代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之前我国数千年所累积的全部文化内容、形式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