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精神虚无与价值共识

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文学出现了颇为盛大的消解性思潮，后现代主义性的先锋写作、新写实、"痞子"文学、身体或欲望的书写等等，构成了对过去那种唯政治功利文学的胜利大逃亡。文学的消解性，作为一种针对着唯政治功利文学模式的反拨策略，在特定时期所起的特定效应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性和负面性也是明显的。消解由于不是正面批判，也不是积极超越，而是侧身而避，四下而逃。因此若不可收拾地演将下去，便很容易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成为溃散、颓败的瓦砾场。其实，文学消解对于制度文化层面的作用十分有限，文学的本质在于精神文化层面，文学的真正作用也主要在于个人精神方面。因而，对于一种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高度合一，或者说，超越文化附庸于现实政治的社会文化形态的文学消解，其结果会是，制度文化层面的问题触动甚少，而精神文化却被虚无化了。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现实政治与超越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是应该有着一定的分离与距离的。精神文化或曰超越文化关乎的是终极价值问题，个人精神高度，生存本体建构的层面。可是，出现的不是分离与距离，而是超越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丧失，是精神上的虚无主义，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严重的危险就会出现。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从未有过被普遍接受的宗教，更未有过宗教凌驾与政治之上的历史阶段，向来主要依靠哲学、文学、艺术和艺术化宗教来作为超越性精神承当的传统来说，文学消解所造成的精神虚无主义的危险就更其严重。眼下，这种严重的危险事实上正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

精神虚无主义的危险之一是导致欲望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

欲望问题，这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至为敏感，特别关键的问题。欲望并非一个可怕的字眼，欲望就是人的种种需求。对于欲望的肯定，对于人的应有需求的肯定，相对于"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文化形态，相对于"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文革式的政治专制来说，意义无疑是十分巨大的。现代社会肯定欲望，意味着尊重和保障公民所有个体的应有权利，尤其是尊重与保障弱势阶层、弱势人群的应有权利。现代社会的确立，事实上，是一个欲望解放的漫长过程，是一个公民个体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漫长过程，直到今天，对于下层平民、妇女、儿童、老年和残疾公民、第三世界、有色人种、少数民族等等的欲望的肯定，权利的保障，仍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但是，欲望的解放必须同时伴随着对欲流秩序的构建，如果没有这种构建，如果欲望的解放是在一个传统的法律、伦理、文化秩序里实行,事情就会非常地可怕起来,欲流就会失序,亦即所谓人欲横流,一些权势人物就可能会在欲望主义的旗帜掩护下,使社会风气迅速地腐化下去。一些权势人物就会对自己,也对所有人大声喊道:欲望是应该肯定的!同时毫没有心理障碍地从国库,从公民的口袋里掏取绝不属于他的巨大份额 。可是他一点不以为,肯定欲望的基本前提是不损害任何他人和社会全体的任何权利。而他之所以没有这种意识，没有心理障碍，精神虚无主义是不能说没有一份责任的。

经济意识的高涨，对于过去那种唯政治的社会生活形态来说，当然是极有意义的事，但是仅仅是从政治决定论走向经济决定论，却决非是一种进步。政治决定论的思维，以为政治变革或社会控制等可以一了百了地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决定论的思维则以为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达可以一了百了地解决一切问题。这两种思维其实属于异质同构的同一种思维模式。而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因素的有机系统，任何单维决定的思想，都是对于人类历史的简单化的，非常有害的认识；任何决定论都很容易成为专制的观念基础。精神虚无主义导致了精神文化因素在社会有机系统中的缺席，事实上助长了经济主义的膨胀，这种膨胀有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科学技术对于现代人类的意义无需多言，但科学技术所引致的工具主义的危险也在日益凸显。工具主义意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陷入了马克斯 韦伯所谓"工具理性"，或者海德格尔所谓"技术阱架"的牢笼，丢却了价值理性、终极意义与生存本体的根本性问题的观切因而发生了严重的异化。这一危险，海德格尔将其描绘为"自从上帝死了之后，人类便进入了漫长的黑暗时代"。这也许是危言耸听，但今天人们日益深入地检讨现代性问题，越来越急切地呼唤一个超越现代性的，更为有机的后现代社会，这就证明工具理性的威胁正在向人类生活迫近。在我们国家，工具主义与在一个相当时间里都很难克服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维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扼制力量，构成一种高度异化的工具化生存，使我们的生活变成一种纯粹的僵化的形式，掏空我们生活的内容，掏空民族的生命力，扼杀人的个性与创造性，消泯人与社会的存在意义。而我们的精神虚无主义则无疑在加剧这一危险境况。

精神虚无主义的危险之二是伦理规则的无序与道德精神的荒芜。这种无序与荒芜在一个社会的文明转型时期是自然而必然的事，问题在于是听任虚无还是抱持建构的态度。今天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积极探索功利伦理，即"底线伦理"这类理性伦理的问题，而文学因为批判道德主义的热度持续，既无力也无意关心功利伦理这样的理性伦理问题，又不关心非理性的属于美德伦理的良心问题，一味放逐本应为文学题中应有之义的本体性的道德精神的言说。于是，象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民族，和政治捆绑在一起的道德已日见力疲，也没有一种有力的宗教来关心国人的道德良心，又没有一种真正独立的，勇敢的这方面的文学与哲学的知识分子言说，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非常危险？

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之一是所谓道德主义，讲道德讲得太多了，所以今天要批判道德主义，少讲点道德，甚至不再讲什么道德，不再要什么道德这是一个极为荒唐和有害的谬见。且不说我们一向既有儒家，也有法家，亦不说历朝历代从不缺乏苛律酷刑，我们只须稍稍辩析一下所谓人治首须治心，治心即是讲道德，即是重视道德这样一个逻辑，便很容易看出，这里治心即讲道德的目的乃是治人，所以这不是重视道德，恰恰相反，是轻视道德，甚至是蔑视道德。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之一，其实是德政不分，政为德本，以德辅政，以政役德，也就是说是道德为统治者的统治服务。而道德，不管是功利伦理这样的理性伦理，还是关于良心与美德这样的非理性伦理，从根本上说，都是超政治的，是超越现实政治的层面，是人类共同生存中比现实政治要恒定、广远和根本得多的层面。所以，精神虚无主义否弃和悬置道德问题，文学不再关心人的良心，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负面的批判，相反倒是构成了对传统文化中症结问题的遮蔽。

精神虚无主义的危险之三在于超政治，甚至也超伦理的生存的终极问题的突现。在一个现实政治与超越文化高度合一的，意识形态性的信仰主义时代过去之后，虚无主义又把一切不管传统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的有关终极价值和生存本体问题的文化资源，以玩世的名义嘲笑和扫荡干净之后，这个领域的空白就出现了，而填补这个空白的很可能是更为极端，更为可怕的精神现象的出现，这类精神现象显然是危险的。

警惕和批评精神虚无主义，并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大一统的政治迷信时代去。我们呼唤的只是重建精神规则。规则不是天理，不是"存天理，灭人欲"那样的天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客观真理，精神规则仅仅只意味着价值共识。重建精神规则，或曰重达价值共识的基本原则，我以为必须是首先肯定价值多元，在价值多元的基础上，通过解释学意义上的不同视域的，多层次，多向度的长时间的对话，逐渐达成相对普遍的价值共识。

而文学，我以为我们的文学，必须参加到这一价值对话中去，当然，应该是以文学独特的审美身份，从文学独特的形式视角参加到这一对话中去。

（发表于《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收入金岱思想随笔集《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