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明：从好言到好智

本文中将使用的“语文学”一词是对西文philologia的并不理想的翻译。Philologia的词根意义是好/hào/-言phileo-logos，在构词法上类似于我们通译为哲学的philosophia，其词根意义是好-知或好-智phileo-sophia。然而好言跟好智――或者说语文学和哲学――的亲属和平行关系并不只限于其类似的构词结构；好言和好智是西方人文传统互为作用、互为前提的两极。从好言到好智之间的跨度涵盖了西方人文传统的核心甚至全部，而从好言到好智的运动曾产生了这个传统的最强有力、最引人入胜、最深厚的内容之一。在近代，这种好言―好智传统尤其在德国文化圈内得到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取得了最伟大的成果。

要了解德语文化圈中的好言或语文学传统，原奥籍罗曼语语文学家列奥・施皮泽（Leo Spitzer）用英文写作的《语言与文学史》（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New York,1948）一文可以当作是一个导言。在该文中，施皮泽十分具体地回顾了他的学术训练经历：他在大学本科时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古典语言的底子之后，决定献身于罗曼语语文学（romanische Philologie）、特别是法语语文学的研究。在德语国家和地区的所谓的古典和罗曼语语文学机构，在别处会叫做古典语言文学和罗曼语语言文学系或所。所以施皮泽最初想要学习的，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法国文学。然而当他开始在研究所学习的时候，他要学的功课同他所喜爱的法国文学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想要学的是以拉辛、莫里哀以及十九世纪法国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可他实际上不得不念的却是语言学：

当我跟我伟大的老师迈耶―吕卜克（Meyer-Lübke）修法语语言学课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一幅法国民族的图画，或是他们的语言的法国性质：在课上我们看到拉丁语的a依照无情的语音法则向法语的e移动（pater>pêre）；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变格系统凭空滋生出来，在这种系统里，拉丁文的六个格减少到两个，进而减少到一个――同时我们得知同样的暴力被施于其他罗曼语言，的确，被施于许多现代语言。在所有这些中有许多事实，而这些事实的建立过程中又有很大的严苛性，但是这些事实下面的普遍观念却全都很模糊。在拉丁语的发音或格拒绝滞留和安于本分后面究竟有什么奥秘呢？我们看到语言中不停的变化在运作，可是为什么？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迈耶―吕卜克只是提供了一个法语的前史（他是通过同其他罗曼语言的比较把它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其历史。他从不允许我们对一个现象在其平静的存在中进行反思，盯住它的正脸看：我们总是察看其邻居或其先例――我们总是往前后左右看……为了说明一个给定的法文形态，迈耶―吕卜克会援引古葡萄牙文，现代贝尔加摩语（Bergamesque，意大利北部一省，引者注）和马其顿罗马尼亚语，德语，凯尔特语，以及古拉丁语的形态；可是在这种教学里，我的感性的、机智的、有纪律的存在了大约一千年的法国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得到反映呢？我们在对其语言的讨论中冷落了他; 实际上，法语不是法国人的语言，而是彼此无联系的、分别的、逸闻式的、没有道理的许多演化过程的汇集：法语的历史语法，抛开其词汇材料，完全也可以是日耳曼或斯拉夫语的语法：它们中的变格变位式的抹平和语音演变完全也可以出现在法语中。（《语言和文学史》，2―3页）

的确，这种枯燥的训练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距离似乎是十分遥远的，施皮泽承认自己曾一度因无法忍受这种枯燥而打算放弃学业。但是一点一点地，这种刻板枯燥的语言学训练渐渐揭示出其价值和意义：在对看起来似乎琐碎的语文学的钻研中，最终浮现出一幅更大的画面，用施皮泽自己用其母语德语所说的话来概括，就是“Wortwandel ist Kulturwandel und Seelenwandel”，――“词的变化就是文化的变化和灵魂的变化”。这是支撑着那个时代罗曼语语文学乃至古典语文学的基本信念和原则。施皮泽本人和他所属的那个传统的学者们正是依照这一原则通过对作品的词语细节进行风格学上的讨论、通过语言学达到了对文学史的认识和构建。对于施皮泽以及他所属的那个传统而言，这种从语言学或语文学到文学史、从词到魂的过程并不只是一个方便的、为长期的经验证明为顺手的技巧；在这种看似技术性的操作程序后面，有着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关怀。对这个哲学问题，施皮泽本是这样表述的：

[一个文学学者]必定得要做的，我相信，是从艺术品的表层进展到其“内部的生命中心”：首先观察某一特定作品的表面现象的细节（而一个诗人所表达的“观念”也只是一部作品的表面特征之一）；然后把这些细节集合起来，试图将它们容纳到一个可能在艺术家灵魂中存在的创造原则中去；最后回到所有其他观察的集合中，以便检验出我们尝试性地建构的“内在形式”是否可以解释其全部。……[这个]循环不是恶性的；正相反，它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基本操作，狄尔泰（Dilthey）将这一发现命名为理解的循环（Zirkel im Verstehen），而这一发现是浪漫派学者和神学家施莱耶尔马赫（Schleiermacher）做出的，即语文学中的认识的得出不仅是从一个细节到另外一个细节的渐进过程，而是通过对整体的预期或猜测――因为“细节只有通过整体才能被理解，而对细节的任何解释先定了对整体的理解”。（同上，19页）

施皮泽在这里扼要描述的理解上的循环，日后为伽达默尔（H-G. Gadamer）发扬光大了，如今通常以“解释学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这一说法著称（见伽氏《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 Grü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Tübingen, 1990; 270―280页）。同施皮泽的这段话相比，伽达默尔的贡献在于表明了这个循环作为一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文学史以及其他某一具体的人文学科，而且也适用于人的理解和认识的一般，适用于探讨这种理解和认识的哲学本身。依照伽达默尔，现代解释学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如狄尔泰所指出的那样，宗教改革后从新教所强调的对圣经本文的理解发展出了一套针对传统神学的解经学；另一个就是人文主义者为了解读新发现的古典文学和文献而发展起来的语文学（《真理与方法》，177页）。伽达默尔不仅在理论上这样阐发，而且也在其哲学阐发中实际运用了作为解释学基础的语文学。在他乃至其师海德格尔那里，语文学（或者施皮泽所谓的语言学）的路数被运进到哲学写作中，从而将施皮泽所描述的把语文学或语言学带到文学史这个理解延伸到把语文学带到哲学这样一个更大的循环: 好言最终导致好智，而好智就是好言。《真理与方法》一书很多地方可以被看作是依照施皮泽对conundrum一词溯源的那种语文学原则而对某些相关的解释学词汇和概念所进行的语文学考证与阐发，这些词汇和概念包括例如Bildung（教育），sensus communis（常识），Erlebnis（体验）等等。通过对这些词的起源和用法的考证，伽达默尔讨论了作为哲学的解释学中一些最根本的问题; 而且通过实际运用这种语文学的方法，伽达默尔为语文学和哲学、特别是和解释学哲学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做了申辩，并且为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树立了具体的操作榜样。

如果在《真理与方法》那里，古典语文学在哲学讨论中的实际作用显得已经不那么突出，它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明白无误的：古典语文学对于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确实是根本性的（grundlegend）。海氏的《存在与时间》实际上就是从对先苏哲人乃至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人著述中最基本的动词ειναι及其各种变位形态（例如ον，ουσια等等）的使用分析着手的（3―4页）。而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形而上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Tübingen，1987）更是专辟一章，“论‘在’一词的语法和语源”（“Zur Grammatik und Etymologie des Wortes Sein”，40-56页），用语文学的手段讨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通过对印欧语系中最重要的古典语言之一的希腊文中这个在语言学和哲学上最基本的动词的阐发，海德格尔重新申明了在的问题（Seinsfrage）的根本性和迫切性。实际上，除了“在”这个概念以外，海德格尔哲学中其他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是建立在古希腊语语文学基础之上的，例如真理（αλεθεια）被还原为α-λεθεια（解为将隐藏的揭露出来），而λογο?被解释为“使某物得见”（Sehenlassen von etwas；不过应该提醒的是，海氏的希腊语源学并不是没有争议的）。而《形而上学导论》中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Antigone）中著名的合唱“恐怖的事很多”πολλα τα δεινα（112―126页）来诠释帕尔门尼德（Parmenides）论人的在的残篇则更是从语文学入手谈论哲学的范例。

实际上，没有十八世纪末以来主要是德国古典语文学的成就，海德格尔的哲学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再远一点说，没有十八世纪末以来主要是德国古典语文学的成就，尼采的哲学也是不可想像的。从历史上说，导致了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写作的这个时期德国古典语文学的巨大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从文克尔曼（Winkelmann）到荷尔德林的浪漫派作家和诗人们对希腊文化的迷恋和认同；而具体到古典语文学上，那一两代人中没有谁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对于启发和促进特别是希腊的古典语文学起了更大的作用。他的《论希腊诗歌的派别》（Von den Schulen der Griechischen Poesie，1794）、《论希腊和罗马研究的价值》（Vom Wert des Studiums der Griechen und Rer,1795―1796）、《论希腊诗歌研究》（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1795―1797；均见于施氏《批评文集与残篇》（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卷一，Paderborn，1988）等一系列讲座和文章乃至《希腊罗马诗歌史》（Geschichte der Poesie der Griechen und Rer，1798；《批评文集与残篇》，卷二）等著作为古典语文学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奠定学科的基础，开启了日后发展的方向。步施莱格尔的后尘，德国古典语文学在十九世纪直至二十世纪前半期产生了一批里程碑式的成果。我们只需提一提勃克（August Bkh）对品达竞技凯歌格律的发现、被后人不断增补为几十卷巨著的保吕（Friedrich August von Pauly）的《保吕氏古典学专业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clop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初版1839）的出版，库纳尔（Raphael Kühner）权威的《希腊语详尽语法》（Ausführliche Grammatik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初版1834）的发表，狄尔斯（Hermann Diels）对先苏哲人著作言行的辑佚（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初版1903）、直至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有直接启发的赖因哈特（Karl Reinhardt，伽氏在其自传《哲学的学徒期》（Philosophische Lehrjahre：Ein Rückschau，Frankfurt am Main，1977）中对他有回忆）权威性的索福克洛斯研究著作（Sophokles，Frankfurt am Main，1933），而无需列数不计其数的其他更专门的权威性著作和人物，就能给人一个对这一学科的规模的大致概念了。这一伟大的传统甚至超出了德语的区域，在英国曾影响了从柯勒律治（S.T. Coleridge）――这位因大量剽窃德国文学和学术成果而有争议的英国文人自然不会对德国文化的这个重要潮流视而不见――到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小说《密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