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宽重：台湾人文学的困境和突破

一、前言

今天向各位报告前段时间个人所关注的一个议题──「人文学在台湾的发展」，以纪念宋史研究的奠基者邓广铭先生一百周年冥诞，并弥补我十六、十七号这两天不能参加纪念会的缺憾。

1984年，我在香港和邓先生第一次见面，那是海峡两岸宋史界老、中、青学者的第一次聚会。不过，当时由于环境因素，在会议之后并没有往来。1989年十月，我藉赴四川钓鱼城参加国际会议之便，先来到北京大学拜访邓先生。阔别五年，邓先生相当高兴。在他的刻意安排下，我曾做了一个报告，向北大师友介绍台湾一些史学界年轻朋友筹划中的新工作──出版《新史学》杂志。邓先生听了有很深的感触，同时劝勉海峡两岸人文学或宋史的学者，应该密切联系、合作，共同提升人文学在两岸的学术地位。

从那次以后，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到大陆向前辈请教。我的研究专业性很强，一辈子有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在研究南宋史；但专业性强，相对地宽广度就弱，因此每次有机会拜访前辈学者，都虚心请教，广听建言。后来，我逐渐参与了一些行政事务，有中央研究院内的，也有一些院外的行政职务，从中体认到整个学术大环境中，不止作为一个专业人文学者的个人，视野有许多不足之处，人文学科本身，亦有许多需要发展与增强的空间。

不过，学术是一个整体，人文学科发展的问题，不能由单一、个人能力来解决。台湾的学术和社会环境，跟大陆有类似之处：执政者长期以来处于追赶先进国家的压力，讲求立竿见影的成效，不管是各种工程建设，乃至大学里面的学术追求，都明显向理工自然科学倾斜。表面上，大家都说人文学科很重要，实际上，人文学者在学界与社会上的发言权逐渐式微，人文学科很明显地被边缘化。

三年前，我也在此地作了一个报告，谈二十一世纪人文学面临的一些挑战。当时所谈的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问题，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与北大师友们切磋、请教：面对数字化时代，人文学科如何因应；当学术界高唱国际化时，人文学科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在整个学术走向跨领域整合的情况下，人文学者又该如何响应。

二、从台湾的几项人文学发展计划谈起

回台北以后，我生了场攸关生死的大病。在休养期间，朋友对我说：「你情况还好，能不能做些有助了解及提升人文学的工作。」于是，在前年八月，我接受了一项任务，重回台湾教育部顾问室担任行政工作，着手规划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方向。过去身为一个足不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非常专业的学者，虽然因缘际会参与了一些院外工作，但多是提供意见或从事审查的咨询性角色。作为旁观者，对整体学术的大环境了解还是相当有限。这一年多以来，由于职务之故，必须去了解学科之间的关系，视野较广，感触较多。今日藉此机会到中国人文学龙头的北大历史系，跟各位老师、同学报告我这段时间的心得和想法，并表达对邓广铭教授提携后辈，及关切人文学发展的感念之意。

我曾在台湾教育部顾问室担任了十年的顾问，未曾涉足行政事务，但这次为便于工作推动，挂了个行政头衔；也因此一职务，必须参与几项与我本身专业不同的工作：

第一，是设法增加人文社会学科的经费。在台湾，教育部顾问室占教育部经费的比例很少，年仅新台币十二亿左右，其中人文社会学科占的比例更少，只分配到八千万新台币。现任部长极希望提高人文社会学科在顾问室经费中所占的比例，所以我的任务之一，便是设法去「抢」其它学科或领域的资源。

第二，是设法透过计划争取经费，落实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规划，通过层层审查，我们从今年开始执行四个人文学科的「中纲计划」。所谓「中纲计划」，是为期四年的计划执行方案，经费从原来的八千万增加到三亿六千万。这些经费当然很少，但顾问室所规划的多属实验性、试探性、创新性的先导型研发工作；透过先导性的试验，才能较确切掌握未来实施的具体效果，也才能在各级学校全面推动。因为需要跟其它学科共同竞争有限的资源分配，所以需要更深入了解不同学科的工作内容，与学科间的差异。

第三，是检视研究型大学推动人文社会学科的成效。从去年起，教育部推动「五年五百亿计划」，由政府每年提拨一百亿，支持包括台湾大学等十二所经审查选定的研究型大学及重点研究项目，希望能够跻身亚洲顶尖或国际一流。台大所得经费最多，一年三十二亿，大约相当于七亿五千万人民币。五年五百亿是相当庞大的经费，核定时多由理工为主的学校或科系争取到，本应以理工发展为主。然而，现任部长要求获得「五年五百亿计划」支持的学校，必须同时兼顾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原则上希望这些学校，将十分之一的经费，用以支持人文社会学科。

在去年十一、二月间，我与许多位专家共同考核这十二所学校第一年计划执行状况，针对这些学校的理工与人文发展作整体评估，我负责的是人文领域。由于访视报告将成为未来调整学校经费的依据，各校都相当重视，但我们在考核中发现，各校对人文学科的经费支持不足，而人文学科本身也存在太多需要检讨、反省的问题。

有鉴于此，行政院最近着手规划一项人文社会学科的五年发展计划，我也参与其中。这项工作，主要透过了解以往人文社会学科在高等教育中的问题，设法增强其体质，使之正常发展。

基于上述种种工作经验，我认识到台湾人文社会学科所遭遇的困境，亟思以后人文学科应该如何发展，才能改变这些状况。今天所讨论的「台湾人文学发展」问题，可能与很多人预期中的想法有落差，但我愿本着务实的态度，就实际工作中所观察到的问题，和自己的想法，向各位报告。

三、人文学科弱势的外在环境

人文学科在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在台湾，任何一个大学校长都会说人文学科很重要，应该重视。但若进一步追问人文学科为何重要？只会得到诸如「人文素养的养成」、「视野的开阔」等空泛的理由；但既然人文教育是如此值得重视的问题，为什么其重要性需要一再被提起，却依旧没有成效呢？这必须从台湾的中等教育体系日渐狭隘开始谈起。

原本高中教育应是全面的学术训练和教养学习。不幸地，在考试制度下，要选读大学理工、医农跟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生，在高中二年级时就分组了。高二分科以后，学自然科学的，就不太学人文；学人文的，也很少去了解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过早分流、分科，本就不利于大学教育，而当学生进入大学之后，这种分科意识更为强化。大学所有系所的主管，都认为本科最重要，为了增强学科竞争力，便不断加强专业学科所占的学分比例，除了128个毕业学分之外，有些院系更要求他们的学生多修学分，或加重本科专业必修学分数，其结果便造成了学生专业性很强，视野却相对窄化了。其实，大学应该是养成学生宽广的学术基础，才会对其未来发展有所帮助，若自始就训练学生在狭窄的领域中钻研，便只能成为单一学科的专家而已。

台湾各大学为弥补此缺陷，积极推动所谓的「通识教育」，也就是大陆的「素质教育」。然而，台湾通识教育的发展和欧美不同：欧美的通识教育着重核心能力的训练，旨在培养大学生宽广的视野，目标明确；但是台湾的通识教育，则是从早期的「共同必修科」发展而来的，具有思想教育性质。所谓「共同必修科」，就是大学生必修的「国父思想」、「中国现代史」、「中国通史」、「国文」、「英文」等课程。在特殊时代里，由政治力所主导的课程，除了知识外，更强调思想教育。好比，「中国现代史」就是讲国民革命史，偏偏这方面的史料未开放，政治忌讳多，研究成果不足，学术性很弱。

共同必修科老师的专业背景不一，学术素养不齐，有时更不乏党工人员滥竽充数。当时，就历史学而言，学问好的老师留在本系、研究所教授，指导博士班的更是一流的老师，到外系教「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的，往往是资历较浅或研究素质较低的老师，学术水平有限。这些科目中，部分教材全校一致，甚至全部大学通用统一的课本，课程内容枯燥乏味、流于八股、毫无生气。对只重视专业性的各学科教师与学生而言，这些课程索然无趣，却又无法逃避。强迫学习的结果，反而让学生越来越抗拒这些课程；但若因为这种无聊的科目而使学生挂科，又将影响学生前途，引发很多连带问题，因此，老师不得不降低学科的要求，让学生及格。这种情况师生间心知肚明，共同必修科便慢慢被视为营养学分。其中，人文学科在这些课程中所占比例很高，但课程设计和内容普遍缺乏学术深度，大部分的老师又不认真教学，久而久之，学生就看不起这些人文学科的课程，连带也越来越轻视人文。由此可知，在大学教育中，人文通识课程虽然重要，但是在台湾实际施行的过程中，却反而对人文学科造成很大的伤害，后遗症存留至今。

人文学科在台湾高等教育中的困境，和整个社会与教育体系的价值认知有密切关系。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人文学科只是讨论、观察与人有关的事物，是无形的，也没有具体可见的改变或发明、专利等成果。此外，部份人文学者缺乏课程的设计、规划，讲课内容过于空泛，也有部份虽然认真教书，但讲课内容却过于艰深或零碎。这些上课方式，往往让讲究效率与成效的其它学科师生轻视人文。加上近年来提倡国际化、数字化，人文学科找不到立足点，便使人文的弱势现象更为明显。近十年，这种弱势的情况更急遽恶化。

人文学科的弱势，特别表现在下列几方面：首先，人文学科教师授课的时间，较其它领域教师多。目前，大陆教授还可以享有上课时间不多，自己研究的时间较多的待遇。然而，台湾各大学教授每周授课时数在八个小时以上，副教授九个小时，助教授更高达十个小时。如果时数不满，就会被转为兼任，因此，形成最低授课时数要求（目前若干研究型大学已有调整）。在通识教育的三十二个学分中，多数是人文学科，由中文、历史等人文系所教师负担，如果再加上夜间部（现改名为推广进修班）或研究所的在职进修班等的学分需求，每一个教授的负担量都很重。有些情况严重的学校，人文学科教师每周上课时数，平均比自然科学教师多六个小时，尤其是中南部的大学，教授的授课时数甚至跟高中老师差不多，这样的情况必然影响该校人文系所的研究成效与质量。

其次，理工科系是以实验室为据点，由大教授带小教授、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所组成的研究团队，这个团队所发表的文章，凡参与者都可署名，教授当然也可以挂名，一路挂下来，有时一篇国际合作的文章，挂一百多个作者的情况都所在多有。在理工科，主持实验室的教授扮演提出问题、组织定期讨论、争取资源等角色，一年下来，研究成果、数量非常多。反观人文学者，多是单打独斗，每个人都要花费相当多时间去收集数据，整理文献，建立架构，乃至撰写内容。即使教师花了很多时间指导学生的论文，学生的研究仍不能算是教师的成果，因此，在业绩量的检讨时，人文学者的付出虽多，成果却比理工科少得多。

再者，就是学术评鉴标准，这点人文学科跟自然学科有极大不同，我参与访视获得五年五百亿计划支持的学校时，感受最为明显。自然学科各期刊的学术地位较为精确、明显，排名很清楚。学校据以制订经费奖励机制，学术表现到什么程度，能获得多少经费奖助，较少异议；但是人文领域没有类似标准，就鲜能得到奖励。当问到这些学校校长为什么不支持、奖助人文学科？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人文学科客观的标准在哪里？我不知道哪一个好，该怎么奖励？如果能说出哪一个刊物是好的，发表在哪一个刊物的文章是有价值的话，我可以支持。」实际上，在台湾的确没有大家公认的标准，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另一方面，人文学科解决的是殊异性的问题，自然学科解决的是共通性的问题，彼此的差异性很大。人文学强调专书写作的重要，因为重视体系的建立，单篇论文的组织性和整体性是不够的；自然科学则每分钟都在比赛成果，发表以论文为主，几乎完全不看重专书。同时，人文学到目前为止，仍重视个人聪明才智和研究能力；理工科，除了数学和某些领域外，基本上都是团队研究，这些团队越滚越大，发表的论文越多，在这个领域所占的地位就越重。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差异性很大，但这种差异的表现却不受重视，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同时，理工科系设有许多奖项、荣誉，人文则很少，但论文、奖章却是评比成绩的重要基础。尤其自然科学以在各领域国际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为评比基础，标准较为明确，而人文学者的讨论往往具本土或区域性，不易用外文表述，也较难有客观的评量标准，加上人文学科文章的好坏，不易判断，也不能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文章的影响力。因此，在争取各类奖项和经费时，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差异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