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

第一节“新亚洲想象”的背景条件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概念与“反恐怖”战争中重新出现的“新帝国”概念相互呼应，极为深刻地揭示了隐藏在当代世界变动背后的支配力量：前者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主义原则――与私有产权相关的法律体系、国家退出经济领域、跨国化的生产、贸易和金融体制等等――对各种不同的社会传统加以彻底改造，后者则以这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所引发的暴力、危机和社会解体为由重构军事和政治的“新帝国”。“新帝国”构想的核心是一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控制机制和暴力功能，它离不开国家的或超级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等等，从而构成了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概念的某种区别：市场主义的“全球化”以经济范畴取消所有的政治干预的合法性，从而回避了新秩序对于某个或某些权力中心的依赖，而“帝国”概念则以超民族国家的市场一体化及其对秩序的需求为由，明确地提出了全球化过程与一个以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联盟为中心的跨国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内在联系。但恰恰是这两个表面看来有所区别的概念将军事联盟、经济合作组织、国际性的政治机构连接在一起，构筑了一个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层面的总体性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帝国或帝国主义”。

“帝国”构想是新自由主义市场论述的补充形式，它恰当地揭示了如下事实――正如十九―二十世纪的国际劳动分工需要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和军事结构一样，所谓“全球市场一体化”同样离不开政治和军事结构的支持。在这里，唯一不同的是：十九世纪的主流是以“民族―国家”反对“帝国”，而当今的潮流恰好是这一逻辑的颠倒：以“帝国”反对“民族―国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这位《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向他的国家建议：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同的管理体系，专门从事“国家建设”的新国际团体。她既不必像联合国安理会那样受到各种烦人的限制（比如苏联和中国的否决权）；又不用受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复杂系统的折磨。一个新的国际重建基金，可以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富国，以及现在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的那些国家赞助成立。她可以集中“国家建设”的经验和力量，并且可以在由美国领导的委员会同意下随时采取行动，从而可以代替目前要么乞求要么施压的维和方式。她的产生并不直接等于帝国主义的复活，却可以弥补帝国时代以后遗留下来的安全漏洞，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托曼帝国结束时实施的国际联盟委任托管体制。[1]

这一“新帝国”构想是一种维持全球秩序的机制，它以全球主义的姿态动摇了（如果不是取消了）民族解放运动和解殖民运动的基本成果，即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形式平等的主权单位参与国际交往的基本权利及其可能的制度条件。但没有人怀疑这一以“帝国”超越“国家”的姿态背后的“国家”阴影。

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伯（Robert Cooper）在《观察家报》也发表了题旨相似的文章《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帝国？》。库伯的“新帝国”建立在对于当代世界的国家类型的三分法的基础之上：第一类是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或“失败国家”，它们的混乱无序导致各种非国家力量以之为基地，威胁其它国家的安全；第二类是以欧洲的前殖民国家组成的“后现代国家”，其代表即欧盟或北约，它们超越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关系，以透明性、相互依赖性为原则形成多元性的社会共同体；第三类是由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组成的“传统的现代国家”。在他的分类中，“后现代国家”的两个典型类型是作为“合作帝国”的欧盟和作为“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组织都由一整套法律和法规协调运作，而不像传统帝国那样依赖于一个中心化的权力。库柏的“合作帝国”构想以及“邻国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neighbours）概念是在巴尔干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阴影中提出的，它把“人道主义干预”的概念与一种新型帝国主义的概念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人道主义”合乎逻辑地成为“帝国”的理论前提。[2]由于欧洲国家奉行内外关系的双重原则，即对内超越主权原则，对外实行“新帝国主义”，从而这个所谓的“帝国”可以被概括为一种泛民族主义的模式。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曾在一本讨论民族主义的著作中谈论过这种“泛民族主义”：“一方面，它们似乎建议为了更大的超国家和超民族的利益，应该摒弃现存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把民族国家和一个更宽泛的‘受保护’的国家的范畴联系起来，并通过反对具有文化差异的邻邦和敌人，明确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轮廓，加强了它的历史认同，从而使其得到巩固。……它们作为政治论坛有一些作用并具有区域性影响。但是，在政治或者经济关系方面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突破……它们的作用是使民族国家正常化，从而使其合法化。”[3]

由于概念的雷同，库伯的帝国概念与马拉比的帝国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反而被忽略了。这两个帝国概念存在一致的方面――它们均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肯定性前提，以全球进程中的不平衡发展为否定性前提，以超越主权范畴的干预原则为基本特征。就干预的主体而言，这两个帝国计划都没有真正摆脱民族―国家的逻辑。但两者的分歧也是显著的：库伯的“帝国”范畴以欧盟为典范，而马拉比的“帝国”则是美国，它们之间的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以法律、规则、相互依赖和干预为基础，接受有关武器核查、国际法庭等超国家原则，而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拒绝任何国家对其武器和军事计划进行核查；二，欧洲取消了内外的绝对界限，但保留着欧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严格分界，从而欧盟不是一个唯一性的帝国（库伯的文章标题用了帝国的复数形式）；与此构成对比的是，美国拒绝承认市场一体化的世界需要多极帝国，它认为欧洲式的“合作帝国”远不如美国这一唯一的“帝国”来得有效。马拉比不无针对性地说：

一个帝国并不总是靠计划产生的。最早的美洲殖民地，是英国宗教斗争不经意产生的副产品。英国的政客阶层对是否应统治印度的态度并不坚定。但是，商业利益还是把英国拖了进去。今天的美国将成为一个更加不得已而为之的帝国。一个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了。美国强大力量的优势迫使她不得不担任领导角色。问题并不是美国是否愿意弥补欧洲帝国留下的空缺，而是美国是否愿意承认她正在这样做。只有华盛顿承认了这一点，她才能保证以后行动上的一致。[4]

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叙述一样，这一“并不总是靠计划产生的”和“不经意产生的”帝国叙述将新秩序视为自然演化的产物，而不是像欧盟那样是一种政治规划或协商理性的成果。正如大英帝国是市场贸易的自然产物一样，美国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的守护神――它是唯一的、没有外部的普遍秩序，从而也只有那些没有外部的机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性组织，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才是它将取代或将吸纳的机制。帝国的单边主义就是全球的普世主义。

不同的帝国构想反映了美国和欧洲在构想全球秩序方面的冲突。在《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只有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欧洲大陆才能捍卫面临重重危险的文化生活方式》一文中，哈贝马斯以捍卫欧洲的社会模式和现代性成就为由，论证了将各民族国家组织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欧洲在这里是一项政治计划，它既是对建立在市场或欧元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欧洲概念的拒绝，又是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反抗。哈贝马斯引证法国总理若斯潘于2001年5月28日在德国议会发表的演讲说：

直到不久之前，欧盟的努力都集中在建立货币联盟和经济联盟上……然而，今天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要不然，欧洲就会蜕变为一个单纯的市场，就会在全球化中一败涂地。因为，欧洲决不只是一个市场，而是一种在历史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社会模式。

在引述了这段话之后，他评论道：“我们这些中小民族国家，面对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强权兜售给我们的社会模式，难道能够依靠自身的行为力量，反其道而行之，不被它同化吗？”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构想是一个针对更强势的霸权的保护性的计划。围绕着保护福利与安全、民主和自由的欧洲生活方式，哈贝马斯提出了建立“后民族民主”的欧洲的三个主要任务，即形成一个欧洲公民社会、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创造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他建议欧洲通过全民公决制定统一的宪法，“把当初民主国家和民族相互促进的循环逻辑再次运用到自己身上。”[5]按照这三个主要任务形成的欧洲宛如一个超级国家或帝国，一方面，它的内部包容着各具特色的和某种自主性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它又拥有行使政府职能的统一的常设机构、统一的议会和法律，并得到历史地形成的公民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的支持和保障。如果我们把这个继承了福利国家和民主宪政体制的欧洲视为一个“超级国家”或“帝国”的话，那么，这个“超级国家”或“帝国”与马拉比的“新帝国”并不相同：前者是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的扩展和延续，拥有明确的内外边界和主权，而后者却是没有外部的、唯一的、反传统的、以市场主义和政治/军事霸权为基本逻辑的世界秩序。

“帝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些概念的复活非常自然地引起了全世界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批判和道德谴责。但是，新帝国或新帝国主义有着不同于十九世纪帝国或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形式，正如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一样，它不仅是一个口号或政治计划，而且也是更为深刻的一个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实质性的问题与其说是拒绝这些概念，毋宁是寻找摆脱这一帝国体制的可能方案。那种认为“帝国”已经是新时代的绝对命运的看法必须首先得到拒绝。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欧洲统一进程是欧洲社会抗拒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政治计划（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内外双重标准也是这一计划的有机部分）；在萨米尔•阿明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视野中，跨国性的区域联盟也可能构成抗衡超级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和自然资源的垄断的政治方案。这两个不同的构想都建立在对民族―国家的限度和困境的反思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当左翼知识分子愤怒地拒斥库伯的帝国主义论调和相关的政治/军事实践之时，不应该简单地拒斥包括欧洲国家正在推动的历史实践在内的区域性实践，而应该参考这个实践以形成亚洲社会和第三世界对应“新自由主义帝国秩序”的方略。

伴随着新型的“帝国秩序”的浮现，亚洲地区涌动着一种双重的过程：一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能够有力地将各民族―国家权力吸纳到这一新型权力网络中的过程，例如在阿富汗战争中，亚洲各国家出于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积极参与以美国为中心的战争同盟；另一种则是在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之后强化了的亚洲区域合作的步伐。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举出下面的事例：二一年二月，以亚洲为立足点的地区论坛博螯论坛在中国海南岛举办；六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海六国”）。在“九一一”袭击事件之后，即二一年十一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决定在十年内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以致日本媒体发表评论说：“如果亚洲的地区统一加速，……日本和中国的距离感将在地区统一进程中自然趋于消除，最终以把美国排除在外的首个东亚地区的协商场合――‘东盟＋日中韩首脑会议’为基础，日中有可能实现‘亚洲版的法德和解’。”[6]以东盟＋日中韩为中心的地区统一进程是一项开放性的区域计划，它让人想起的与其说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欧洲统一计划，毋宁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亚洲版。一方面，这一带有强烈的市场主义取向的区域主义本身正是“新帝国”主导下的全球市场关系的产物：区域联合的构想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需求，在一个较之民族―国家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建立对于资本、信息、金融、劳动力等领域的高度的流动性的控制和调节机能；另一方面，这一区域主义又包含着通过建构区域自主性以抗拒全球霸权的意向。这一姿态可以概括为一种迎拒关系，即既反抗又拥抱的关系：迎拒的主体是以区域形态出现的国家和国家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