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王炎：“反恐时代”与“好莱坞出品”――国际恐怖主义影片之喻（上）

主持：赵雅茹

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  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雅茹：“9・11”后，“反恐”已成为国际新秩序意识形态的底色。两位能否谈谈国际恐怖主义的源起以及命名的历史？有哪些影片反映了这段历史？

王炎：美国政府智库兰德公司，出版过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年表，给出一个简史。说现代恐怖主义开端于1968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事件。“国际恐怖主义”或“反恐”的表述第一次进入官方词汇，是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发生后，德、英、美、法相继成立反恐机构，这年便成为恐怖主义史的转折点。这中间欧、亚、美各国发生大量恐怖事件，直到“9・11”，达到恐怖主义的巅峰。其实93年已有一起袭击世贸双子塔未遂的爆炸案。我们当今时代因此被命名为“反恐时代”。

为何兰德公司如此定义？现代国际恐怖主义与传统暴力或恐怖有何区别？归结下来，自68年劫机开始，现代恐怖主义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极具表演性、舞台性，追求轰动效应和世界性影响力；二是有鲜明的政治诉求，精心利用舆论压力实现政治目标；三是袭击的目标不限于本民族/国家边境之内，常为跨国联合行动，不同国籍、肤色的袭击者协同行动，也在本土袭击外国目标。三项特征最突出的是，媒体成为现代恐怖主义的盟友。暴力恐怖不再以破坏与摧毁为目的，它要求大众媒介的参与，要在媒体聚光的大舞台上表演政治秀。68年劫机已有大批电视媒体跟踪报道，最经典的当属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那年电视已经在西方国家相当普及，但卫星转播奥运却仅有4年的历史。首次卫星直播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在1968年，接着ABC（美国广播公司）计划继续直播下一届慕尼黑奥运会，结果被“法塔赫”下属一极端组织“黑色九月”盯上了。他们在慕尼黑劫持人质后宣称：征用奥林匹克这个大舞台搞一次亮相，以实现20多年武装抵抗也无法达到的宣传目的。当时奥委员会很傲慢，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在奥运村宿舍里，却决定运动会照常进行。结果ABC的电视节目上，出现两个不断切换的画面：一边是体育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另一边转播劫持实况：僵持不下的谈判、枪杀人质、恐怖分子转移人质、警察狙击射杀、激烈枪战场面，直至人质全部被炸死。整个恐怖影像与比赛实况平行直播，就像惊悚“真人秀”、或“真实电视”（reality TV）。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同时观看，巴以冲突从此在大众视野中噩梦般挥之不去。

以色列把慕尼黑事件视为“第二次犹太大屠杀”，虽然只有11名运动员罹难，但视觉冲击给心灵的创伤、以及在世界各国媒体上的展示效应，足让以色列政府与巴人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以总理发毒誓报复，派摩萨德实施“上帝怒火”行动，追杀“黑色九月”首脑们。很多文学作品、电影围绕这一事件演绎故事。“9・11”之前，影片如1986年的《基甸之剑》（Sword of Gideon）、77年的《雷霆行动》（Operation Thunderbolt）、76年的《慕尼黑21小时》，基本上把恐怖事件作为个案处理，渲染其戏剧性、暴力血腥和悬疑紧张。但“9・11”之后，这类片子的风格、主题变化了。斯皮尔伯据《基甸之剑》重拍的《慕尼黑》（2005）、斯通的《世贸中心》（2006）等，都把恐怖主义提升到“冷战”后西方文明困境的层面，在哲学和伦理意义上寻找根源，似乎要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经典的例子是斯皮尔伯格式的追问，《慕尼黑》一片与原型《基甸之剑》同样是以情报局摩萨德追杀“黑色九月”的故事，但加入许多思辨元素。在雅典行动一场中，摩萨德与巴勒斯坦组织被安排在同一藏身住所，主人公与巴人彻夜长谈、一夜未眠，辩论巴以冲突的正义性。双方为捍卫家园以暴易暴、恩怨无休，纠纷始于暴力而终于仇恨，陷入无解的恶性循环。片尾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远景镜头，隐喻“9.11”的不可避免。而“冷战”时代拍摄的《基甸之剑》，还在思考什么是爱国主义，主人公真诚爱国，却不肯沦为以色列政府的杀人武器，爱国之情与官僚利益的冲突不可调和。同一情节，两片主旨的变化，恰好说明“冷战”与“反恐”两个时代，西方社会核心议题的变化。

“9・11”后还有些恐怖主义题材的影片，更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内容。一般我们对“9.11”以来恐怖主义的基本叙事是：沙特人本・拉登参加阿富汗游击队抵抗苏联入侵，“冷战”后转向穆斯林极端主义，因仇恨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策划世贸大厦的袭击，一经典的文明冲突论。但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Der Baader Meinhof Complex）（2008）、《豺狼卡洛斯》（Carlos）（2010年）、《通往浅间山庄之路》（2008年）等，却建立另一种叙事，让人耳目一新。现代恐怖主义肇始于欧洲“68学运”、以及学运后出现在欧洲、日本等地的左翼政治极端组织，它们与阿拉伯政治激进分子在60、70年代协同作战，一起开启了一个时代。“五月风暴”是戴老师的研究领域，请戴老师讲。

戴锦华：我想先从几个层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做一下回应。的确，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及其命名的前提因素，是大众传媒时代的莅临。具体地说便是深入家庭生活“内景”的电视普及，及由此产生的即时、同步的实况报道。恐怖袭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展演性：以公共事件场所为舞台，以媒体的在场为先决必要条件。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奥运会举办前夜，会突然变成了举办国政府的危机关头：因为这一体育嘉年华已集结起全球媒体。类似以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动成就的“符号学展演”几乎无例外地联系着地缘政治中弱势、无声（/被消声）的社群（和种族）。劫机、绑架、扣押人质、自杀式袭击等等，与其说是有效的政治-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发声行为：借助国际事件舞台和媒体，令世界“记起”他们的存在，进而，“理想”状态下，获知他们的苦境、绝望、愤怒和无助。许多美国学界的朋友告知，911之后，他们首先必需在课堂上回答学生痛苦的提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当教授们开始陈述美国的国际政策与全球暴行，多数学生是如此震惊。因此，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便不足为奇了。在此，媒介的角色是双重的：充当着为行动者借重的目击和见证之眼；同时曝光着战后全球政治实践的变化：权力分配份额也是媒体占有份额。现代政治游戏正转化为媒体事件和“行为艺术”。

其次，依照兰德公司的描述， 以1968年出现了巴解组织劫机事件开启的国际恐怖主义年表，似乎是一个针对着西方世界的、外在于西方世界的、自为的邪恶力量。但一个有趣的平行现象，便是也是在此前后，好莱坞动作片英雄开始“获得”了一个新的敌手类型：在冷战对头--苏联恶魔、心理变态杀人狂之外，开始出现了异族、异教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他们丝毫不珍惜或尊重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他们仇恨美国和自由世界；他们会以无辜平民为人质对自由富足的西方世界发动毁灭性攻击。如果我们以好莱坞片单对照兰德公司编年，很难说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映”，甚至难于简单判断：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可以说，恐怖袭击、乃至国际恐怖主义，好莱坞的想象力可以对其注册“发明专利”。即使说，巴解组织的袭击行动为好莱坞电影工业提供了最初的灵感，那么好莱坞则将其充分地“发扬光大”。借助恐怖主义想象，好莱坞的动作片、灾难片获得了新的叙事增长点，获得了造型奇观、视觉冲击不断升级的剧情“依据”。事实上，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已有诸多美国学者论及国际恐怖主义是道地的“美国制造”，准确地说，是“好莱坞出品”。

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七十年代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降，是好莱坞电影先在地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提供了想象的天际线和范本。几乎所有国际恐怖袭击、包括（尤其是）911，都有好莱坞电影在先。我们可以问，911之前，世贸双塔座以多少次在好莱坞大片中遭到爆炸、占领？甚至是其最骇人听闻的形式：飞机撞向摩天大楼。我自己经常谈到一则个人经验：911袭击发生的时候，我坐在电视机前，目击了第二架飞机撞向双塔座，直到大厦轰然坍塌。当时一个怪诞的感觉是，在五内俱焚之中觉得这一场景似曾相识。这以后，我试图追问这种感觉的由来，结果，答案相当简单：来自好莱坞灾难片《独立日》。其中的外星袭击、轰毁的场景，是极为接近、几乎是同一机位拍摄的画面。911也外化了恐怖主义行动作为“符号学展演”和借恐怖行动发声的特征：双塔座作为纽约--金融帝国之都的标志性建筑，本身早已是关于美国和金融资本帝国的符号。911之后，没有了双塔座的纽约景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遭阉割的形象。所以世贸大厦必须也刚刚修复。

与兰德公司的年谱不同，国际恐怖主义当然并非出自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固有”邪恶，而是残酷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结果，是高度内在于美国、多重意义上始作俑于美国的怪胎和癌肿。因此，911袭击之后，好莱坞电影工业主体陷于低迷、甚至失语。我曾称之为全方位的“不及物”状态。始终保持着敏感与自觉的好莱坞工业当然清楚地知道国际恐怖主义与好莱坞的内在互动。因此，不仅是动作片、灾难片的拍摄陷于停顿，而且其他片种也陷于张口结舌之中。结果近十年的延宕，好莱坞才开始修复：一边是小心翼翼地区触碰911创口：《世贸中心》、《战栗航班》、《特别响，非常近》……；但另一边，却是十足的健忘症与故态复萌。《变形金刚3》再开先河：芝加哥、纽约、华盛顿特区的地标性建筑再度成为袭击的对象。--这固然是好莱坞自身枯竭的征兆，但也是后冷战之后的全球症候：多情而健忘，拒绝痛定思痛、拒绝反思--因为全部另类实践的可能和空间已遭封闭和否决。

王炎：戴老师提到“9・11”后好莱坞失语，我再补充一点细节。奥利弗・斯通在“9・11”发生几天后曾作了一个演讲，说如此创伤必须通过电影表达。斯通对现实极敏感，反应也快，关怀现实政治。但我觉得五年后他拍的《世贸中心》很无力。此片纠结于个人心理、家庭伦理、以及落难人物在惊恐中产生的宗教幻觉，以再现纽约人的伤痛经验，却回避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避免涉及袭击者的动机。2011年的影片《特别响，非常近》很精彩，却也同样以回避国际政治的方式，处理纽约人的创伤记忆。

有位普林斯顿大学古希腊史教授曼德尔松，写了篇影评：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上演一出悲剧《米利都的陷落》，就在希波战争中米利都城失陷后两年，剧情是希腊人被波斯人残暴蹂躏，深深刺痛了希腊人。21年后，波斯战败，雅典又上演一出《波斯人》，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从敌方波斯王薛西斯的角度，伤悼失败的惨痛，同情波斯人。古雅典人尚可从敌我双向去理解战争的悲剧性，而斯通这位以反思和批判著名的导演，却把敌人小心翼翼地屏蔽了，一心营造正面人物的英雄主义、人道关怀和牺牲奉献。历史整体被割裂和肢解，此片委身低就，充当“9・11”五周年的安抚奶嘴，一个轻飘、甜俗、没有历史深度的肥皂剧。说好莱坞失语，是无力触及悲剧根源，不敢面对现实，也即戴老师常说的“不及物”。

戴锦华：兰德公司的、准确地说是美国社会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和想象，勾勒和定位出了一个事实上“异族异教”的邪恶敌人，早在911之前，已然内在地包含了某种种族主义、不如说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视点于其中。因此，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论，只是迟到的帮闲说；美国高官称阿富汗战争为（基督教）“圣战”也是不慎吐真言。但是，如果我们止步于此，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近年来《胡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等一系列著名“恐怖分子”传记片的涌现，也无法触及全球恐怖主义及反恐意识形态的核心。

为此，我更倾向于把《胡狼卡洛斯》（六小时版和两小时版）、《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等放到与上述影片相关、但不同的脉络中来讨论。尽管两小时版的《胡狼卡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