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红萍：简论“自然诗人”莎士比亚

“自然诗人”的提法并非笔者的发明，自从莎士比亚象一颗耀眼的星宿升起在世界文坛之后，历代各国的不少评论家、作家如约翰孙、兰姆、赫士列特、歌德、弗•史雷格尔、雨果、斯图厄特以及我国一些学者都曾感受到他创作中“自然”的气息，并在他们的评论中对此有所涉及，其中的约翰孙、赫士列特甚至明确把莎士比亚称作“自然诗人”。但遗憾地是这些作家、评论家对此问题也多只是“涉及”而已，在莎学研究越来越深入广泛的今天，我们对作为“自然诗人”的莎士比亚进行一番专题探讨应该是不无意义的。

一“自然诗人”莎士比亚的经验感知层次

阅读莎翁的剧作，观看莎剧表演，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受：即莎翁的剧作有着“大自然”般的强烈诱人的魅力，他的作品就象大自然一般丰富、博杂、真实、鲜活。这是稍有戏剧观赏或阅读经验的人，在接触到莎剧之后，把它与生活、与其它剧作家的创作相比，就不难得出的“经验性”结论。

大自然般的丰富博杂、真实、鲜活，体现了莎剧经验感知层次最突出的特色。

几乎很少有人能象莎翁那样把历史的春秋、他所生活时代的众生百象和时代风云，气魄宏大地尽数囊括在他的剧作中，而使其创作呈现出一种博大、丰富、繁杂的“自然”奇观。

没有什么不可以做为莎翁创作的题材，举凡政治、社会生活、风俗时尚、历史的演变更替都是他拿手的展露才华的表现领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眩晕之中，我们看到他作品中的人物如何从历史中走来，理查二世、理查三世、享利四世、享利五世、享利六世……透过这一组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三百年的英国历史清晰、丰厚而富有力度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莎翁把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驱遣上舞台，搬演着一出出或喧闹，或愁惨，或喜悦，或悲哀的“人间喜剧”。从中我们看到那些封建帝王们如何腐化淫糜、争权夺利、篡位谋杀，或者厉精图治、开明治国；看到那些时代的精英――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们如何投入改造社会英勇而又孤立无助的战斗，壮烈而又悲哀地牺牲，以及鲍西娅、朱丽叶等新青年们如何为争取自由爱情、婚姻幸福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同时也看到伊阿古、爱德蒙这些从资产阶级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制造的桩桩阴谋和罪恶；听到人民群众冲击封建王宫怒吼的声浪。

莎剧的取材以及表现的内容是一种生活原质态的广博丰富。他的剧作不是人工修饰的玲珑的假山、剪裁精巧的盆花秀草，而是雄伟壮观的崇山峻岭、连绵茂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不是清纯涓涓、曲折通幽的溪流，而是阔大汹涌、鱼龙混杂、泥沙裹挟的黄河大江。他的“博”是和杂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在他的作品中堆积着无数的事件，目不暇接的各色人物，迭出不穷的种种意象、观念和思想。有时甚至作者在表现这些繁富的内容时，因疏于遴选而失之于相互矛盾冲突。如作者曾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等许多作品中讴歌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斗争，但在《驯悍记》中却把具有泼辣强悍个性的凯瑟丽娜置于令人十分尴尬的受人嘲弄的地位，写她如何在大丈夫主义者彼特鲁乔的羞辱调教下，被磨掉个性的棱角和斗争的锋芒，而最终被训化为忍气吞声、事事顺从丈夫的贤妻良母。剧本所表现的惩“悍”观念与作者其它剧本中表现的主张妇女个性独立、爱情解放的思想是颇存龌龊的。

莎剧的真实不同于其它作家的创作。他所注重的主要是对事物发展规律、对生活本质真实和人性真实揭示，而不是象其它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拘泥于对生活表象和细节的描摹刻划。对这些生活表象与细节的真实，作者甚至以大智若愚的态度予以漠视。正如人们所知的他把发生在不管什么时代哪个国家的人物事件，都写得如同发生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英格兰。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他的剧作反映的事件在本质上是无比真实的，他的人物也是最具人性深度的。

莎翁的那句人所尽知的名言：“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正是作者独特的“真实观”的体现。其中所说的“善恶的本来面目”以及“演变发展的模型”就是指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作者追求的乃是这样的一种高层次的真实性。比如，莎翁的《哈姆莱特》借用的是12世纪丹麦史就曾有所记载的历史传说题材，这一题材甚至在基督教传入丹麦以前8世纪的丹麦民间就已流传，但作者把剧本的主人公哈姆莱特却写成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这显然和历史传说人物的本来面貌不符，剧中所写哈姆莱特就读的人文主义文化中心――德国的威登堡大学也是只有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的事情，在公元8世纪，或12世纪是根本没有的东西。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其它剧本中也经常出现。在这里作者刻意表现的并不是什么历史事件的真实，其目的也并非复现历史的原貌，他只是以此现成的历史传说为框架，利用历史人物反映人文主义者同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揭示时代的本质；通过人物面临困境艰难的选择行动过程，对生与死、善与恶、坚强与软弱一系列人生课题进行探索，表现作者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洞悟。事实上，观众和读者在接受这一人物时，也是完全把他当作与他们同时代的英国人来看的，他们为他的命运、他的性格所吸引，与他同忧虑共悲愤，没有人苛求计较他与历史传说中哈姆莱特之间的区别。人们从中所感受的是对时代本质的深刻揭示以及人性、人类精神表现的高度真实。

接触莎翁的剧作，我们往往会感到有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他的剧作似乎刚刚从生活、从大自然中脱胎而出，还带有大自然泥土的潮湿和芬芳，沾有晶莹的朝露，象自然一般鲜活。这种生活的气息往往是通过剧中“弄人”、“小丑”的谈话及其活动营造出来的。比如在《维洛那二绅士》第一幕第一场中描写普洛丢斯让仆人史比德传达情人朱利娅对他的话时，史比德竟要求主人“打开你的钱袋来，一面交钱，一面交话。”通过这段谐谑的对白，表现了当时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渗透人们的灵魂，世人对金钱趋之若鹜的时尚。在第四幕第四场普洛丢斯的仆人朗斯带着他的狗克来勃一出场，那段关于他的狗的独白，更是谐趣横生，这些场面与剧作主人公诗意般的爱情故事相交错，传达出作者所生活时代特有的欢快、乐观的气氛。

有时剧中主要人物一针见血、针砭时政的精辟对白也能起到揭示生活，把读者、观众拉入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去的作用。《哈姆莱特》中主人公“……这三年来，人人都越变越精明，庄稼汉的脚趾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可以磨破那上面的冻疮了”的话，反映了人民群众日益觉醒、封建等级制度受到冲击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李尔王》第一幕第二场中葛罗斯特的慨叹：“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敌；城市里的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也强烈地反映出英国伊丽莎白“盛世”的余辉已尽、王权走向反动、封建贵族日趋腐朽、资本主义罪恶愈益猖行社会的现实生活的风貌。剧中李尔王有关穷人的议论：“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则反映了血腥的圈地运动给广大农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莎剧中这一类型的俯拾皆是的人物对白或独白，使观众或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种社会生活的气氛，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并使人们明白无误地感到这就是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这就是他所生活的英国。

此外，在莎剧中出场的活跃在市场、酒馆、原野、山林、宫廷的各色人物，频繁出海的商船，往来于各城市港口之间的商贾，流浪的艺人、农民，也炫示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特定的时代氛围。

二“自然诗人”莎士比亚的戏剧审美层次

自然般的丰富博杂、真实、鲜活只是我们在观赏莎剧时感受到的一些外部特征，这些感受还只是表层的、经验性的，如果我们深入一步，从戏剧审美角度进行理性分析，就会发现莎剧在主题和思想内涵上的多重建构，情节结构上的多线设置，人物塑造上的多元素组合，语言使用上的大肆铺排和堆砌的特色。这是莎翁的“自然”品格在戏剧创作中深化的表现。

多年以来，我国评论界习惯于从作家的创作中，寻找什么主题的表现，当以这种思维模式套莎剧创作时就难免产生一种困惑，即许多莎剧作品很难找出一个大家公认的主题，于是出现面对同一部作品有人从历史角度，有人从政治角度，有人从社会角度分析认定，见仁见智，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的情形。比如对悲剧《李尔王》有人从伦理道德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剧作的主题在于揭示詹姆士一世时期社会秩序紊乱、道德衰颓、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有人从伦理道德角度分析，认为剧作的主题是批判忘恩负义、骨肉相残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歌颂人文主义的道德原则；有人从政治角度分析，认为是抨击分土裂国的倒行逆施，主张王权统一；有人则从对人性的表现角度，认为作品表现的是批判封建极权对人性的腐蚀作用，表现人物在经历苦难磨砺后的人性复归。实际上作者在这部剧作故事中所摄取的思想内涵并不仅仅限于一个角度和方面，他以恢宏的气度把有着自然般丰富内涵的故事搬入剧作，对其进行社会、历史、政治、道德等方面多角度、多方位审视，从而形成作品的多重主题。这一多重主题的形成由多方面因素所促成。早在这一剧本创作之前，李尔王和他女儿的故事就在英国中世纪的民间流传，不少文人学者都曾以此为题材创作，后来还被写入霍林希德的编年史。此外，在莎翁之前还有一个无名氏的剧本《真实的李尔王编年史》上演。莎翁接手这一题材的创作时，故事的主干部分李尔王及其女儿的故事已基本定型。在这一故事主干中已经隐含着恶女虐父的伦理道德主题，而且这一主题已经被莎翁以前的改编者所认同。莎翁创作时又从其文博的社会阅历以及对生活的透彻把握出发，从锡德尼的小说《阿刻狄亚》中借来与李尔王的故事同一性质的葛罗斯特父子的故事，作为剧中的一条次要线索，从而大大拓宽了剧本表现生活的范围与深度，同时还籍以对其它社会问题（如农民问题）的揭示，使作品具有了深广的社会主题。此外，作者还把自己对人生、人性问题的思考融入李尔王转变的经历中，把自己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人文主义政治观有机地渗透到剧情中，从而又使剧作获得了政治、人性方面的意义。

其它类如《李尔王》这样的具有多重主题和思想内涵的莎剧，无论是悲剧、喜剧、正剧都可以举出很多。可以说除了《雅典的泰门》这样的情节较单一、主题内容相对来说不太复杂的少数几部剧作外，他的大部分作品的主题和内容都是比较复杂的。如《哈姆莱特》除反映复仇主题外，还写了爱情、友谊等内容，在复仇主题的表现上也不纯粹写复仇，而是通过人文主义王子哈姆莱特的活动，把复仇与改造社会相结合。《威尼斯商人》既写了两种不同的生活原则之间的冲突，两种不同的资本形式的碰撞，同时也包含着作者对人性、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即使《雅典的泰门》其思想内涵和主题也不仅仅限于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一个方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的鞭鞑也是剧作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莎剧情节结构的多线设置早已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事实，不需太多的笔墨去论证。诸如《哈姆莱特》的三条复仇线索的“比照”结构、《李尔王》的双线并列交错结构、《罗密欧与朱丽叶》封建家族的血仇与男女青年的爱情相交织的双线结构以及《皆大欢喜》两对兄弟相残、几对情人相爱的六线结构，不少莎剧爱好者和研究者都是耳熟能详的，笔者在此所要强调的是莎剧的这种多线结构所体现的“自然”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从戏剧美学角度来看，传统戏剧的单线结构主要价值在于有助于促成戏剧故事的集中、洗炼和完整，而莎剧的多线结构则有利于表现生活的广阔、丰富和复杂。前者便于作者的艺术把握和调度，而后者则更接近的生活的“自然”与真实。当戏剧形式在古希腊刚刚从酒神祭仪中脱胎而出时。不仅观众的观赏水平比较低下，复杂而头绪繁多的戏剧故事会使他们感到头脑混乱，难以理清线索，而对于缺乏戏剧艺术经验积累的剧作家来说，过多过于复杂的情节线索也会使他们显得才力不济，力不从心，何况大段的歌舞表演已占去很大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