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同呼吸共命运与任性的对抗

一部《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视像片，在精心安排的发布之日公之于众，一时之间曾经惹得沸反盈天，使人人一下子挑起了面对日日生活着的恶劣困境之强烈危机感，本来就积聚压抑着的心理焦虑激发起舆论的轰动，但是随着信息管治的权力效应，风潮迅疾归于寂静。其实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人人都在迫切的利益及享受之当下滚动着，眼前压力大于长远危机，只要不会立即陷入绝境，得过且过是人人通性，遗忘的心理功能特别发达。不知道这是悲剧感还是喜剧感，这么快的，我们早已不再纠缠着在穹顶之下的窒息危机感了。其实何止于此呢，中国事情永远如此，百废待兴，全都是茫无头绪的，习而惯之，就适应如如了，见怪不怪，所有丑陋困局之危机感，都可以在国人的健忘症下，顷刻烟消云散。

不过我始终不会忘记《穹顶之下》当时最有戏剧性的反应声音：柴静非诚勿扰的认真追究态度，惹来了利益集团的代表方中石油的愤怒反感，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质量与标准管理部副总工程师万战翔凛然发声，最震撼地直言道出真相：“其实一句话就可概括中国雾霾之殇：每个老百姓都是雾霾的制造者，但是，管控、治理、消除雾霾，责任在政府!!!世界各国治理雾霾的成功之路也证明，责任在政府!!!”――这个结论直指雾霾根源和治理出路，当全社会、所有人由于陷入过度失控的利益追求和权力分割，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状况恶化，社会生态问题严重积聚，然而政府无意于亦尚未重视治理。

万战翔所说的，其实也是在重复柴静片子里所陈述的部分内容：全社会、各地区一蜂窝、无序争夺资源利益，重复开发和任意消耗能源，过度制造劣质产品，各行各业条块分割，以最大、最任性的劣质消耗获取最低的产值，但是以最自私的方式，来推卸和转嫁自身的责任，不惜造假，不惜掩盖。全社会都趋向暴发户式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费，人人奔跑进入奢侈消费层次。――这种生存方式和无序的竞争方式，可以归为“任性的对抗”之状况。

万战翔一面愤怒反驳柴静等，一面重复柴静的意思，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式争论难题。中国式争执一个特点就是：重复对方的观点而反对对方的立场，你所反对的对方，总是和你具有共同的论点和论据。争辩的目的只是发泄感情，首先急需为自己撇清关系，而从来没有认真分析弄清楚反对方的事实证据和论证逻辑。――这也是另一种的“任性对抗”，即心理上、意见观念上互相对立不能合作的对抗，非常任性。缺乏证伪基础的愤怒反驳，是我们任性对抗的惯例。

对于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人人都想有蓝天白云、舒畅清新的空气、清洁安全而充沛的水资源和健康的富于再生力的土地，然而并非大家都知道或认同“每个老百姓都是雾霾的制造者”，这个责任归因从心理上不可能让人人接受。在社会生态系统低端的人们，并不认为自己微末的消耗会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他们都会把责任指向获得巨大利益好处的权贵或既得利益群体。一般的中产阶级，每个人都认为我的利益所得只在合理范围，并不过度，都希望优质生活更上层楼，小车继续开，高消费生活依然挥洒自如。现在人人的典型心理就是，谁都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万战翔整个态度之潜台词也是：人人有责，怎么拿我们中石油来开舆论之涮！气急败坏之际，索性把真相说破。

目前的状况非常需要社会认同但很难认同。当所有人都要住上150平米的公寓、都要天天吃鲍鱼龙虾海参鲑鱼和32种新鲜蔬果、都要自驾私家车、都要获得平均80岁的寿命，那么必须付出的代价便是在穹顶之下呼吸着窒息的雾霾，吃转基因的粮食、用种种化学元素催生的蔬果肉类副食品，住在外表现代化的豆腐渣公寓楼里，然后跑到香港去抢购世界奶粉，到日本去批发马桶盖和优质大米，到欧美去购置药品，到澳大利亚去呼吸新鲜空气。

这样的平等结果，反而会导致人人恐惧。一面是巨大的两极分化，一面是人人都希冀迅速暴发、尽速获取最好的资源，整个民族的欲望都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了。把前现代的权力等级差距与后现代的全社会民主福利利益发展同时放在一个容器内，集中在一个制度不健全、法治非常薄弱的社会上，再加上种种利益集团、地域、行业以至人人都处于任性的对抗之状态，你想不恶化是不可能的，你渴望治理，也是不可能的。其一是急剧和过度的城市化；其二是农村人口不加节制地涌入城市，堵塞一切空间，消耗、争夺和浪费有限的资源，使状况严重恶化；其三是人人利用有利的形势占据权力和资源；其四是物质过度生产与奢侈式、全民娱乐狂欢的生活方式之普及，其五是需要经济高速发展作为爱国主义强国策略的强心针，等等，不胜其负的压力和环境恶化只是一个表象，在太多过度争夺、任性发展之下形成的困局和瓶颈而导致的心理生态危机才会令人感到恐惧，人心生态的恶化才是难以治疗的根本。

其实柴静的片子，单从题目看去，便知道是和全社会的对话，最大的价值在于提出“共命运”的社会问题：同呼吸共命运，人人有因，需要的是人人意识、从我做起的治理解决。没有意外、没有例外地，它收获的是全社会的互相归因和互相指责，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愤怒反驳发泄情绪。佛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现在人人畏果（雾霾），却并非人人愿意接受自我承担归因的责任。简言之：全社会造成雾霾，你愿意从自己开始反思么？不反思，出于情绪反应就要对抗。当然，对抗之后，最后归因于政府，它确实是最终的责任方。假如它最终不了了之，那么我们就会一天天任性的意见分裂，任性的对抗下去。坏社会就是这样来的。

此间我们是否置身于一个坏社会，似乎不再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而是我们大家都被一种弥漫性的“众生畏果”之忧郁情绪折磨着。“穹顶之下”道出了人人压抑着而找不到解决之道的恐惧感。“穹顶”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我们何止生活在空气雾霾之下？我们生活在一切不良的雾霾笼罩之中。所以我们格外畏惧一切结果的恶化。

万战翔对自身所处的利益集团极力撇清责任，转而向全社会提出责任追究，虽然说的是事实，但是当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将自己的责任抹去，而归因于全体社会成员，这样的态度一定会更加激发起全社会互相对抗的心态。因为责任有程度大小之分，在责任之外，还有利益收获巨微之比的区别。在将“平等”作为全社会最敏感诉求的“心理民主时代”，正是在权利和责任的问题上，人人为此产生分裂心态。

显然，万战翔的“愤怒反驳”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当代众人的态度：这是一个互相推诿责任和互相争执的时代，没有共识，不可能达成共识，除了权力介入，社会无法达成妥协和共同合作解决问题。正如在公车上是否需要让座，以旧道德优先权自居的当然享有者之老人，与新权利意识观的年轻人之间的任性对抗；又如，在是否可以任性地跳广场舞的问题上，大妈们以身心健康愉快之老人活动权益为理直气壮的权利诉求，与住户维护社区生活环境质量为权利诉求之间，互为张扬，各执一词，“权利”二字被任性的分割，以至形成任性的对抗。可惜中国的法治和共识规则习俗在社会管理方面是最失效的。

“任性”已经凸显为中国式社会问题的重要标志。除了传统道德、国民性人格习性中没有民间合作妥协成功的经验和范例、范式可以继承借鉴，在此基础上，人人不顾一切地（任性地）争取发展自身权益，追逐享受和分割权力，由此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社会乱象急剧扩张积聚，而我们始终没有相应的法治制度解决难题。

当旧道德解体之后，迅速出现了一个巨大变革的社会，清空了道德的灵魂置身于一个空窗期，一方面是丧失了主宰人格的道德主体，另一方面填充的是强烈发动起来的贪婪动力和享受性欲望。任性之下，最缺乏的就是“限制”。13亿人最具有共识的是三件事：追求、成功和享受，却最没有共识的是如何限制。这样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空窗期需要尽快进入有序，需要法治、制度规则为欲望戴上笼头，新道德的内化建构需要法治和规则的基础，可惜中国管治在这方面一直阙如。正如在欧美出现的事情一样：大规模消费和高水平生活、享乐主义和恣情妄为的生活方式淘汰了清教精神和新教伦理，“限制”成了最大的难题，包括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开发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经济和技术的限制，对自大狂的限制，等等，对此，丹尼尔·贝尔说：“我们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P40，三联书店，1989-5）

格哈特·阿德勒说：“现代人最需要的是认清邪恶，首先是认清他自身内部的邪恶：他自己‘黑暗’低劣的人格和他自己的阴影。这一面极经常容易地从别人身上（被投射到别人身上）看出来――这是一种为自己的缺点找替罪羊来满足大家所熟知的需要的方法。”（为诺伊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所作的序言）

中国传统是一个道德社会，道德总是由上而下（统治者和士大夫制定）贯彻，但是中国悖论总是权贵至尊者不守道德，导致占据优势地位者（包括既得利益者）都不会遵守道德，但是习惯教训处于低端状态者要守道德，整个社会都以道德为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但道德本身并不能解决具体难题，只能靠人治的力量处分事情，最后道德成为虚伪和空虚、又有强大威慑力的工具。在今天，每一个人都演变成为“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之后，旧道德完全失效，法治制度又尚未建构起来，那么我们在内在混乱的秩序下，凭什么来限制自我和社会？

“在我的邻居眼里，‘我的’邪恶也许根本就不是邪恶，反之亦然；正是这点构成了这种情境的道德困难。没有普遍接受的标准的赞许能消除自我对它的行为是邪恶的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