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引 言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像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有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彩的。国画，像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的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该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