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历史与生命的双重空间：曹禺悲剧的人文意义

悲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它最强烈地体现了创作主体对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价值的关注。曹禺作为一位人类苦难的歌人，在他《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大杰作中，他那注入全部情感的特殊的生命体验，他所经历的人世的不公、冷漠、庸俗、卑劣，难以言述的愤懑情绪，对“家”的解构渴望，对畸形都市人际关系的厌恶，以及他对人生、生命的形而上的痛苦思索，则无处不在地浮现出曹禺那深沉的历史感悟和广厚的人文关怀。

一

在《雷雨•序》中，曹禺说，起初有了《雷雨》模糊影象时，逗起他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和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但“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曹禺前期创作对人的生命、对人类命运进行着紧张而痛苦的思考，甚至乐于使用乌托邦式的宗教情绪去审阅人的生活，但并没有割断人与其生活着的世界的联系，通过对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打量和审视，去发现阻滞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痼疾存在。可以说，曹禺的整个艺术世界，是建构在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与生命的双重空间之中的，他把悲剧的根系深深地扎进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土壤中，对传统的道德文明给予了决绝的批判。

家族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缩影。“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作他的表层构造”（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6页。）。家族制度最大弊害是家长专制，对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角色的心理认同，对“人”这个社会主体的个体价值的理性忽视，以及因之而扩张的外力压制。

周朴园是父权、夫权的象征。“他的脸带着多年的世故和劳碌，一种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逼出的冷笑，看出他平日的专横、自私和倔强。”（注：《曹禺文集》第1卷，第58页。）为了将家庭成员纳入“最圆满、最有秩序”的轨道，他说一不二，苛酷地要求每一个人，从精神上、心灵上折磨着妻子和儿女，扼制他们的人性，窒息他们跳动的心灵。周冲善良、天真而充满幻想，然而在严厉的父亲面前却很懦弱。繁漪是周朴园的妻子，年轻、聪敏，不甘于沦为丈夫的附庸、玩偶，即引起周朴园的不满，对她冷落之外，用种种可以利用的伦理标准来钳制她，直至给她扣上“神经病”的帽子，把她“磨成了石头一样的死人”。曾皓家道趋于衰落，已失去周朴园那样的绝对权威，但他仍坚持“以诗礼为不可更改的信条”。“他非常注意浮面上的繁文缛礼，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注：《曹禺文集》第2卷，第502页。），动辄教训儿孙。儿媳曾思懿是曾家伦理纲常的执行者，当瑞贞不肯听她的话喝下安胎药时，她勃然变色，声色俱厉地斥责道：“叫她喝，要她喝！她要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曾思懿尽管是女性，但在文化内涵上却是一种男权符号，一种父权符号。

家族制度表面上重视人伦亲情，然而温情脉脉的背后制造的是虚伪、荒谬和淋漓的鲜血。如傅立叶所说：“再没有比家庭小组（指家族制度――引者）占支配地位的文明社会和宗法社会更虚伪的了。野蛮社会比我们所处的社会更具有血腥味，更富于压迫性，但虚伪毕竟要少一些”（注：《傅立叶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曹禺笔下周朴园们的作恶，并非那样直捷痛快，他们要冠冕堂皇得多，也阴损得多。周朴园“真心”地“关心”繁漪“药喝了没有”，“请大夫来看看”；曾皓死死拉住愫方，却还言不由衷地表白“不肯嫁的女儿，我不是一样养么”。周、曾作为男权代表，对女性而言，带来的是无穷尽的压逼和眼泪。繁漪在这枯井一样的周公馆，闷得透不过气来；愫方在精致而死寂的曾家旧宅磨去青春和朝气，一点点地把世界缩成一颗寂寞的心。在周家、曾家还有焦家（焦阎王固然死了，但那张诡秘的相片却无时无刻笼罩着剧中每一个人，仇虎对他的相片连开三枪，或许也是一种象征，对其阴魂笼罩的反叛），他们是种种罪恶的制造者、支撑者，尽管他们最终去处是隐入历史的黑暗，但他们的力量依然那么强大，以至使所有人特别是女性，陷入孤立无告的悲惨境地。

生命活力的获得是以人对自己生命主体性的拥有为前提的，家族制度对人的主体性肆意践踏、玷污，生命活力于是被窒息和扭曲。在曹禺剧中，封建家族子辈形象都有着萎缩、怯弱、无聊、空虚的精神特征。周萍本来并不缺乏年轻人的激情，也不满父亲的专横，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了繁漪的爱情，周冲的敬重。然而他“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渣渣经过了教育、提炼，成为精细而优美了”，因此，“在他灰暗的眼神里，你看见了不定、犹疑、怯弱同矛盾”（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对繁漪的疏离是他“蛮力”销蚀的表现。半是慑于父亲的威严和所谓道德谴责，半是为着厌倦，他转向单纯善良的四凤；而对一心一意指望他的四凤，他也怯于门第观念不敢负起责任。在无法解决的重重矛盾中，最终只能发出“我够了，我是活厌了的人”的哀叹，饮弹而亡。如果说周萍因精神委靡而异化为“情感和矛盾的奴隶”，焦大星则有着相似的精神历程。他本来体貌不凡，“身体魁伟，亮晶的眼有的是渲泄不出的热情”（注：《曹禺文集》第1卷，第490页。），但母亲与妻子为他的争斗使他由苦恼而趋于怯弱。焦母在剧中代表着父权，她以挑拨儿子与儿媳的情感来维系自己的威势，焦大星怕极了疼他又控制他的母亲，他想躲开母亲与媳妇的争夺，终究只是白费了半天力气。像这样的男子，对女人来说是“恶”的意义上的好人，他的怯弱恰是最不能原谅的品格。无怪金子轻蔑地称他是一辈子没有长大，总是在娘怀里吮渣儿的“孩子”。与周萍、焦大星相比，曾文清身上更具有传统士大夫家庭的烙印，他外表清俊飘逸，谈吐不俗，琴棋书画，茶道养鸽，无一不精，然而他生活在“仿佛生来就该长满髭须，迈着四方步”的曾家，养成沉滞、懒散的个性。面对真诚爱他的表妹愫方，他不敢表达内心情感，只会躲到一边去吟诵陆游《钗头凤》。他从不敢涉足社会，即使下决心走出家门，外面的风雨一下就把他吓了回来。在安逸、寄生的生活中他已经泡酥了骨头，麻木了神经，就像是养惯了的鸽子，再也飞不动了。在宗法社会里，父（母）辈为了家族的延续，总是按照家族制度规定的行为准则为子辈们确定人生道路，铸造他们的灵魂。特别是家族中的长子，是家族文化的继承者，被赋予了极大的期望，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周萍、曾文清们除了心甘情愿地放弃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满足家族的要求，别无选择。

家族文化不仅肆意扼杀家族内人的主体生命，而且在更大范围内限制了人的心灵空间和精神视野，使社会各阶层的人性发生着畸形的异化现象。与世家子弟不同，仇虎不属于封建家庭，他是黑暗制度下的受害者和叛逆者，复仇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特定方式，然而他的复仇是典型的家族复仇，是以血亲利害为尺度的。按封建伦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按孔颖达疏：“父是子之天，彼杀之父，是杀之天，故必报杀之，不可与共处于天下也。天在上，故曰戴。”父仇子报以行孝道，成了仇虎唯一的生存价值；而仅从家族立场出发的报复行为具有极大盲目性，很容易违背普通世道人情，表现为非人性的残忍。当仇虎发现焦阎王已死，复仇对象不复存在，便在家族情绪催动下，以“父债子还”为由，残酷地杀害了焦大星和小黑子，以使焦阎王“断子绝孙”。然而这又使他陷进与人类道德本性的冲突之中，导致他的精神分裂，以至最后的毁灭。仇虎激烈的复仇行动最终演变为家族宗法观念的外化，他的反抗愈激烈，愈彻底，表明他受传统的束缚愈深，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悖论，文化的悲剧，作品由此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历史深度。

家族文化在“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品中受到了解构和颠覆，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遏制人的个体生命、造成人的异化，除古老的宗法家族制度外，还应包括现代都市文明。资本主义突破封建桎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是一种时代的进步，然而无限制获利的欲望，对物质、金钱的狂热追求，同样会束缚人性的健康伸展，使人在高度物质文明中间迷失了自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货币乃是对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的（现实）特性相矛盾的特性”（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曹禺作为一位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只抨击了传统家族文明，而且对现代都市文明的非人道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家族文明一样，畸形繁荣的都市文明同样是人性异化的渊薮。《雷雨》中的周朴园在家庭是暴君，在社会则是贪婪凶狠的资本家，他为积攒资本而不择手段，昧着良心故意让承包的江堤出险，淹死二百多名小工，为的是从每个小工性命扣下三百元钱。这同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充满了灭绝人性的血腥。为了煤矿公司的利益他叫警察开枪打死三十名工人；而当周冲指责他不给受伤工人抚恤金，他不屑一顾地训斥道：“现在一般青年人，跟工人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像是一种很时髦的事情！”这些场景和对话充分显示了人性在金融社会的极端异化。在《日出》中《雷雨》的血缘纠葛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人与人残酷的拼斗。从大都市的高级宾馆到宝和下处这人间地狱，到处是颠狂、混乱、挣扎和呼号，一片郁热、紧张和焦虑的气氛。金钱像一个紧箍咒，套在每个人心头上，摄去了他们的灵魂。人们在金钱的驱策下，疯狂着、格斗着、奔跑着、撕杀着，人人想尽办法抓钱。潘月亭耍尽伎俩，笼络异己又剪除心患，裁员减薪又虚张声势地加入公债投机，企图逃避破产结局；李石清为了钱，压抑着人的自尊，对有钱人阿谀逢迎，以无聊的凑趣去逗人家高兴。当金钱诱惑和肉体欲望结合到一块时，就会产生光怪陆离的交易：粗俗臃肿的顾八奶奶因为有钱，惹得油头粉面的胡四当她的面首；张乔治因为有钱，就可随心所欲地抛弃妻儿，朝三暮四地向一个又一个女人求婚。金钱在制造种种风流与荣耀故事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更多的欺凌和压迫的惨剧，小录事黄省三病入膏肓，还是一天到晚抄写，以图十块二毛五去养活三个孩子，然而这微薄的希望也不能满足，最后竟落入求生不得求死无门的惨境。

叔本华说：“欲望按其实质来说是痛苦”；“如果我们对人生作整体地考察，那么我们只强调它的基本的方面，那它实际上总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喜剧的意味”（注：转引自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2-413页。）。人们对金钱、物质的欲望越是强烈；她也就将承担更大的痛苦。陈白露曾经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女性，她有过对爱情的憧憬，然而平淡的婚姻生活击碎了她的爱情梦；她走进城市一心追求自由的理想，想扮演强者的角色，但受不住奢华生活的诱惑，他从婚姻的笼中飞出来，却投入更封闭的金丝笼。她讨厌自己的生活，厌恶把自己的青春买走的客人们，但腐朽的生活方式，使她丧失了挣脱牢笼的勇气和能力，在对世界彻底绝望后同自己的青春诀别。

弗莱德•R•多尔斯说：“我们把现代性主体性的兴起和以人为中心的个体主义看作是一种可以避免的错误，然而却是人的解放和成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尽管这一个阶段的内在缺陷现在已变得非常明显了”（注：（美）弗莱德•R•多尔斯：《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对家族文化的解构只是意味着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走向现代化的开始，如果对现代文明造成人性异化的一面缺乏清醒的批判态度，那么人们从封建主义精神束缚下挣脱出来，还会陷入新的精神危机之中，而无望真正获得救赎。尽管曹禺当时的认识还有不少困惑，然而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已经提出了现代人难以回避的这个重大的课题。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