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连：论“辞”

中国古代训诂史上，以“辞”作为训释术语，一般认为始见于西汉毛亨《毛诗故训传》。毛传训释用语极简，其中有一类词，毛传只简单地以“辞也”或“×辞”释之。如“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传曰：“思，辞也”[1]；“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传曰：“於，叹辞”[2]。其他尚有载、忌、且、今、猗等。《公羊传》与《谷梁传》也以“辞”作为训诂术语，前者有所谓君子辞、兄弟辞、内辞等说法，用以解释《春秋》用语的微言大义；后者与之相类，有内辞、外辞、疑辞等。毛传“×辞”是对某一个具体的字的解释，如“猗，叹辞”[3]。但《公羊传》与《谷梁传》的所谓“×辞”，是指的一种修辞手法。如《公羊传》释“取”为“内辞”，《谷梁传》却释为“易辞”。所谓“内辞”与“易辞”，都是解释何以要用“取”字，并不涉及“取”字的含义与语法功能。因此，二传中的所谓“辞”，与毛传所指并非同等概念。武帝时孔安国作《论语训解》并注《尚书》，《论语•雍也》：“子曰：女得人焉耳呼?”孔注：“焉、耳、乎皆辞。”[4]《尚书•大诰》：“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孔注：“已，发端叹辞也。”[5]孔注对“辞”的理解，与毛传是一致的。

系统地运用“辞”训释词汇始于许慎《说文解字》，但他把“辞”改成了“词”[6]。许氏用“词”与毛传相类，但表达形式更为多样：一是只简单地注为“词也”，不作其他解释，如“曰，词也”。二是作“×词也”，如“各，异词也。”三是作“词之×也”，如“尔，词之必然也。”第一类只指明词性，后面两类除词性还包括词的语法功能及含义。据统计，许慎明确注为“词”的词有近三十个，基本上都是有关语气的词。许慎改“辞”为“词”后，似乎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何休、郑玄等仍用“辞”而不用“词”；其后的注疏家们或用“辞”，或用“词”，用“辞”者仍占多数。对我们而言，用哪一个字来表示并不重要，因为二者所指是一致的，重要的是，被称为“辞”或“词”的这一类词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因为“辞”在古代书面语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我们正确认识古代汉语的一把钥匙。

一、何谓“辞”？

（一）“辞”非指虚词

究竟如何理解古代注疏家们所说的“辞”？现代语言学家几乎有一个共识，即“辞”就是虚词。如王力先生就说：“《说文》所谓‘词’，大致等于今天所谓虚词。”[7]吕叔湘先生则更加肯定：“古时候所谓的‘词’，是虚字的意思。”[8]他还将自己《文言虚字》一书的书名直接改为《文言虚词》，可见他认为“词”、虚字、虚词三个概念是完全等同的。我们也注意到，不少论者在把“词”与“虚词”画等号的同时，会像王力先生一样，加上“基本”、“大体”之类的限制词，原因是，大家都看到了凡许慎注为“词”的，涉及词类甚多，既有语气助词，也有副词、连词、感叹词等，甚至还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与现代意义上的“虚词”概念明显不符。尤其是那个文言中使用极其普遍的“曰”字，也赫然列于“词”的行列，释为“出气词，象口气出也”，无论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挺怪异。长期以来，国人培养出一种“抓主要矛盾”的习惯性思维方式，语言研究者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大部分“词”都属于现代观念的“虚词”，就干脆将二者等同起来，顶多加上个“基本上”以作限制，似乎矛盾就化解了。其实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与传统观点更为矛盾的是，更多的虚词许慎却并没有注为“词”，而是作为“字”来训释的。如“也，女阴”，“而，颊毛也”等。这样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注为“词”的，有非虚词混杂其中；而更多被后人视为“真正的”虚词，却并没有注为“词”。这就有力说明，许慎的“词”与“非词”，不是指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虚词与实词，而是另有所指。[9]

（二）“辞”与“字”之别

《说文解字》的宗旨集中体现在书名中，即说解文字。许慎在叙中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10]段注云：“析言之，独体曰文，合体曰字；统言之，则文、字可互称。”[11]《说文》既是说“文”解“字”的，那么全书所收理应皆是文字，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每个词条都注明是“文”或“字”。但令人不解的，那二十几个所谓“虚词”为什么要特地注为“词”呢？它们与其他九千五百多个“文”或“字”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问题正在这里，在许慎看来，“词”与“文字”是不同的，“词”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字”。

“辞”作为训诂术语虽始于毛传，但“辞”的概念产生比毛传要早得多，在《周易》、《尚书》、《周礼》等早期经典中已普遍使用，有的还用得相当多，如《礼记》中就用了109个“辞”。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辞”是与“名”、“文”等概念对举出现的。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12]《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战国策》“繁称文辞，天下不治”，《墨子》“以名举实，以辞抒意”，《荀子》“正其名，当其辞”等。这些地方的“辞”应该作何理解？既然孔子说“书之重，辞之复”那么“辞”与“书”显然不是同一概念。孟子说的“辞”与“文”，《墨子》、《荀子》中的“辞”与“名”，当然也是如此。那么何谓“名”，何谓“书”，何谓“字”？刘师培曰：“字，本谓之名，犹人之先有名，而后有字，出于口者谓之名，著于书者谓之字；故古曰名，今曰字也。”[13]邢公畹所说稍有不同：“有许多人把先秦诸子所说的‘名’等同于现代的‘名称’，这是不对的。先秦诸子所说的‘名’，也不指书写的‘文字’，而是指口头说的‘字’。先秦的人称语言里的字叫‘名’，称‘文字’叫‘书名’或‘文’。”[14]二位先生所论与许慎有所不同，是更明确地从口语与书面语的角度区分“名”与“字”之别。要言之，“名”只是一个口语或声音概念，口语中只有“名”而并无“文”或“字”，只有当口语中的“名”进入书面语，才能成为“文”、“字”或“书名”。段玉裁说“名者自其有音言之”[15]，是说口语中有发音的才可称为“名”。《文心雕龙》“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也是说的“言”表现为声音，“字”表现为形体。马建忠谓《说文解字》“原其初所以成此文字者，必有所指名”[16]，钱钟书说“曰‘字’，谓声出于唇吻，形著于简牍者也”[17]皆是此意。如此，则“字”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声出于唇吻”，二是“形著于简牍”，二者缺一不可。“词”之所以称“词”而不能称“字”，正因为它们并非口语词，虽然“形著于简牍”，却并非“声出于唇吻”。钱先生又说：“名皆字也，而字非皆名也，亦非即名也。”[18]因此，“词”这个概念与“名”、“文字”的分野，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含义的虚实”，而在于是否来自口语。正因为“辞”与“名”、“文”或“字”既有这种区别而又共同构成了文言书面语，所以古人才经常将二者对举。

《说文》所注的“词”中，有一个词很特别，即“鬼堇”（鬼+的右边）字。对这个词加以分析，也许对理解许慎“词”之所指有帮助。“鬼堇”，许慎注为“见鬼惊词”，也就是见到鬼以后发出的惊叫声。按照现代语法观念，应该是感叹词，属于名词。但许慎将之注为“词”。既然是“惊叫声”，书面语中又有“鬼堇”这个字，何以只是“词”而不是“字”呢？问题就关键就在于，口语中有没有这个惊叫声？如果有，则理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世上确实是有鬼的。二，世上有较多的人见到过鬼。三，见到鬼的人口里都（或大多数）发出了一种声音。四，这种声音只能是“鬼堇”的声音，与其他声音有明显区别。为什么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呢？如果世上没有鬼，就不会有人见到鬼，当然也不会发出惊叫声。退一步说，即使世上有鬼，或者把某种东西误认为是鬼，不同的人见到，是否都会发出惊叫声呢？再退一步说，即使见到鬼的人都发出惊叫声，难道都是发出“鬼堇”这种特殊的叫声吗？综上几点可以肯定，“鬼堇”这个声音在古人的口语中，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造字者何以要造出这个字呢？只是为了书面语的需要，模拟出来的一个声音。古人信神鬼，有关传说故事很多，为了在书面语中将神鬼形象表现得更为真实可信，所以才有造出了这个独特的“鬼堇”字。正因为“鬼堇”字在口语中并无这个特定的声音，所以许慎才把它注为“词”。除了见鬼惊叫声是“辞”，还有很多类似的像声词，是模拟自然界的声音而成的，毛传皆注为“声”，也属“辞”之一种。如《诗经》中的伐木声，有的模拟为“丁丁”，有的模拟为“坎坎”，有的模拟为“所所”，不一而足。这种模拟的“天籁之声”既非发自人口中，声音又不固定，与口语中的“名”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称“字”而皆称“辞”。故段玉裁把“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皆归为“辞”，原因就在这里。《说文》口部有“啐”、“吁”，皆释曰“惊也”，却并没注为“词”，因为这两个词在口语中都有相对应的声音，所以它们是“字”。

（三）“辞”何以要假借？

古今语言学家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被称为“辞”的那些所谓“虚词”，大多假借自实词，也就是说，其本身并没有相对应的“字”。假借的产生，按照许慎的说法，是因为“本无其字”，所以“依声托事”。为什么“本无其字”？语言学家一种说法是为了省字，避免汉字太多，造不胜造。但造字之时，汉语中不可能只有实词，也应该有虚词。不可能只造实词，不造虚词。汉字中一义多字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为了省字，何必造这么多同义词？虚词的语法作用不可替代，而且数量有限，怎么可能为了省字而不造虚词？比如口语介词“在”甲骨文中就有，说明一开始造字并非只造实词；既如此，其他虚词为什么要假借？事实上，有些虚词尤其是语气词，假借的真正原因是无法造字，而非为了省字。“字”在口语中都有相对应的声音，所以可以造字。刘勰《文心雕龙》说“形立谓之文，声具谓之字”，也就是有形的名物，可以象形之法造字；有声之名物，可用形声之法造字。徐锴传注云：“形声者，以形配声，班固谓之象声，郑玄注《周礼》谓之谐声。象则形也，谐声言以形谐和其声，其实一也。”[19]只要是口语词汇，无论虚实，皆可造字。比如现代口语中的“啊”、“吗”、“呢”之类，不都是以形声的方法新造的吗？如果“之乎者也”系古代口语，当然也可用形声之法造字，不必从实词中假借。然而，语气词可以造，语气则不可造。因语气无形无声，是为“虚言难象”（郑樵语），故以象形、形声之法皆不能造之，只得假借实词以作符号。其后戴侗说得更清楚，其云：“凡虚而不可指象者多假借，人之辞气抑扬最虚，而无形与事可以指象，故假借者十八九”。他说的“辞气抑扬”就是指人说话的语气声调的高低徐疾，而不是指的语气词。

孔颖达《诗•关雎》疏云：“句必联字而言……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义，‘关关雎鸠’之类也；或假辞以为助，者、乎、而、只、且之类也。”[20]孔氏说“假辞以为助”，也明确表现出“辞”与“字”的不同性质。“假”者，《说文》曰“非真也”，《广雅》曰“借也”。书面语中的“字”与口语中的“言”是相对应的，有一“言”即有一“字”，因此不需要假；而书面语中的“辞”，口语中并不存在与之对应的音节，故假实词以代之。宋人陈叔方《颍川语小》也说到这个“假”字，其云：“文之隐现起伏皆由语助，虽西方之书犹或用之。盖非假此以成声，则不能尽意，其精微杳眇，惟在所用之确而不问乎少多也。”[21]他首先说“语助”在“文”、“书”中起作用，并不包括口语；如果口语中有“语助”，那么他应该说“语之隐现起伏皆由语助”。其次，他说“假此以成声”，与孔颖达所说的“假辞以为助”意思是相同的，说明“语助”之“声”本不存在，故需假实词以表示相应的语气。如果语气词也像大多数实词一样在口语中有一个对应的声音，书面语中自然要有一个字，何用“假”“语助”而成声呢？其三，他说语助重在“用”得正确与否而不在于“用”得多少，明确是说“语助”出现在书面语中，并非语言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人为的主观行为。如果语气词本为口语，常人口语都不会出错，文人反而把用得确否当成著文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