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汉语学习与中国少数族群的现代化

摘要：对于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国家，国内地区间在行政体制、经济制度、文化模式等方面进行整合是历史的必然，需要建立学校接受工业文明知识体系，也需要推行国内通用语。由于中国各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及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现代学校体系的发展呈现地区“梯度”现象。同时，少数族群人口规模制约了母语出版物的发展，汉语成为中华各族学习现代知识的主要工具。1949年后，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语学校”和“汉语学校”双轨制。由于“民语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少数族群劳动力很难进入“非农”行业就业，2000年后新疆等地少数族群劳动力就业形势愈发严峻。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加强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已成为中国少数族群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桥梁，这是国家教育政策调整所需研究的重要专题。

关键词：现代知识体系  国家通用语  双语教育

作者简介：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天的世界正从工业化过渡到全球化。在这一进程中，哪怕是在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从历史上继承延续的传统社会组织、经济体系、知识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被逐步打破。“资产阶级……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470）。地球上已没有任何空间让某个群体能够安享“闭关自守”的“世外桃源”。不仅各国之间的政治交往、商业贸易、人口流动、司法纠纷需要尊重国际法规，各国生产的各类产品如要出口必须参照国际社会通用标准，甚至在国内销售的食品、服装、电器等也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否则会对在本国居住、旅行的外国人造成困扰。

同时，为了适应现代国际秩序，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提高内部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各国政府必然推动国内各地区在行政体制、经济制度甚至文化模式等方面完成相应的整合，从传统的“多元化”形态逐步向“一体化”过渡。各国内部的这一社会整合是完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进程。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封闭的打破，各族交往交流的增多，会极大地促进族际交融，这是历史趋势。尽管各群体的社会传统之间存在差异，在整合过程中各自主动性的程度不同，群体互动中的竞争态势不同，但是，国内大大小小的地方性群体不可避免地将被纳入全国性经济体系，使用共同的政治话语，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在文化领域，各地区将保持一定程度的地方和族群特色，但是全国通用的工具语言、相似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相通的文化和娱乐业市场等也使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的文化模式在“多元”传统之上出现“一体”的结构性特征。同时，只有全体国民中真正建立起一个国家层面的整体性文化认同，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才算取得成功，全体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才有牢固的情感基础。

1．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工业文明的现代教育为基础

最早开启工业革命并持续引领世界经济、贸易、科技发展的欧美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出了一套政治话语、经济组织、知识体系和技术标准，与之相应的教育制度在知识创新与传播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与之相比，亚非拉各国传统知识体系和传统教育制度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贸易中都无法与之竞争，所以“变法”、“改制”成为这些国家救亡图存的必然出路。进入21世纪，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与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因此，提供现代知识体系（中小学的语文、数学、自然等课程，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课程，大学中的各专业课程）的学校教育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的涵盖和层级不断提高，发展优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设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成为各国政府推进本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战略举措。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鸦片战争前，中原王朝早已发展出由私塾、书院、官学、科举制度等构成的一个完整教育体系和考试制度，与此同时，居住在今天中国境内的边疆群体也建立了各自的地方政权和教育体系，并与中原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交流和相互学习。为了促进边疆群体与中原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中原王朝吸收边疆部落青年或接受“外藩”派遣人员来内地学习，专设以讲不同语言异族人员为对象的语言教习机构，如唐太宗在长安设立的“国子监总设七学馆（国学、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各置博士。……增收中外生员多至八千余人”（范文澜，1965：762）。中原与边疆之间的教育交流历史悠久。“科举制就是一个推动不同族群融合的有效政策之一。通过基于共同文本的科举取士，不同族群的人有了共享的文化与语言”（白彤东，2016：82）。正是这样一个既共享文化基础又各具特色的“多元一体”的教育体系，推动着中国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代又一代地继承和延续了中华文明。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内地的下层人士和边疆精英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并有力地推动国家内部的文化整合，启蒙时代的一些欧洲思想家（如伏尔泰）认为是坚持世袭等级制度的欧洲社会应当效仿的榜样。

尽管中华文明丰富灿烂，但是毕竟没有从中国传统知识和教育体系中发展出来一个工业化和现代科学系统。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领略了工业文明的利害。1905年，清朝最终下决心“废科举、兴新学”，引进国外教材[1]，仿效欧美工业国家教育体系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校体系。这些新建的学校不仅全面接受了西方国家理工科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建筑、机械以及医科、农科、军事等学科体系和教育程序，而且接受文学、哲学、考古、历史、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教育程序。外国教会、基金会在中国创建现代教育体系的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现代学校首先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中国沿海都市建立，逐步推广到乡镇和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现代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为中国在民国时期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也为坚持14年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各领域急需的人才队伍。

2．我国不同地区在现代教育发展方面的“梯度”差异

这些现代学校建立的时间、规模、层级和教育质量，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推进速度是不一样的，形成了我国不同地区在现代教育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而学校教育发展的“梯度”区域，与各地区在现代产业发展起始时间、速度和水平方面呈现的“梯度”现象之间，存在着直接和密切的相互关联。现代学校培养了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就业推动当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因此，分析各地区学校学生的人数（规模、比例）和学业的层级（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以及他们的就业、发展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该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今天中国各地区在现代教育发展方面出现的“梯度”差异有其历史根源。在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如云、贵、桂、甘、宁等省，自元朝之后就开始推行中原地区的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推动当地族群逐步接受中原地区的语言与文化，许多少数族群精英讲汉语、读经书、参加科举并加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在新疆、蒙古、藏区等地，清朝政府实施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多元化”行政体制，体制差异对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造成负面影响。清朝晚期在西藏推行“新政”并开始兴办学校，1938年民国政府在拉萨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多杰才旦，1991：57）。光绪年间新疆开始建立学校，1919年新疆有各类学校141所，但是教材多为四书五经类，私立学校则主要是讲授《古兰经》的经文学校（白振声、锂渊信一，1992：115）。学校教育起步时间有早有晚，普及速度有快有慢，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现代教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要想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在现代教育领域的地区差异，需要一个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

3．语言差异对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在新疆、藏区等西部少数族群聚居区，民族语言仍然是当地民众的主要工具性语言，语言文字差异是导致我国西部现代学校教育发展与东中部地区出现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直至今日，南疆地区和广大藏区基层社会的通用语言仍是当地族群的母语（维吾尔语和藏语），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部地区推行和发展汉语文学习和双语教育就成为在这些地区推动全国性文化整合的必然措施。这将为中国各族之间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必要的语言工具。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推广“国家通用语教育”是中华民族“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中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在国家层面建立“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左”的做法，政府强调加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如西藏自治区要求藏族学生必须在藏语班学习，对民汉合校合班的办学方法进行调整，推动民汉分校分班[2]，对通过母语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实行高考加分制度等优惠政策。这些做法起到了加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的目的，但是民汉分校分班的做法客观上构建了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3]，不利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建立对各族共享“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假如当年不是采取强制性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允许学生/家长自愿申报不同类型学校（汉语授课的普通学校、民语授课的少数民族学校、兼用汉语和民语授课的双语学校），同时在汉语授课的普通学校加授民语课程，这样的思路可能更加有利于各族学生之间学习了解彼此的语言与文化传统，更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这一新思路可以说是对当年做法的反思与调整。

4． 各种文字出版物能够向读者提供的知识体系

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需要保护和继承，这一点毋庸置疑。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学习母语，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力。与此同时，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时，还有一个方面也需要加以关注。那就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文字出版物向掌握该文字读者所提供的知识体系的规模与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这一差异与少数民族学生在完成学校教育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密切相关。

中国正式出版物约97%是汉文出版物。2010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97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9,429种，仅占2.87%（国家统计局，2011：902）。汉、满、回等通用汉语的人口规模超过12亿[4]。现代知识体系源自西方国家，许多领域的经典文献和知识创新成果多在西方国家出版，因此，翻译工作的规模和速度对于中国人学习并赶超先进工业国家十分重要。自20世纪初，中国开始翻译国外各学科经典文献，庞大的汉族文化科技队伍是翻译国外文献的重要力量，上亿的汉文阅读人群则是支持这一翻译出版事业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