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 单慧玲：中国走廊学发凡

摘要：20世纪80年代前后，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最初是为从宏观上看各个民族的演变、进而进行民族识别，后来逐渐将其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希望以藏彝走廊为中心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发展西南民族经济。其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目光投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族走廊。现今，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日渐兴起，中国人类学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国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提出，“一带一路”将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形成世界民族走廊概念。无论是海外民族志研究，还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都为走廊学从对概念的定义与范围的界定走向实地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摘要：藏彝走廊  海外民族志  “一带一路”  走廊学

从一种民族走廊的概念去理解中国多民族关系的往来互动，由此而提出“藏彝走廊”的概念，这是费孝通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而提出来的对既有民族关系理解的新尝试，由此而在民族问题的基础之上带动了诸多不同地区民族走廊的发现、识别和确认，并且无意之中带动了中国走廊学研究的全面拓展，同时也带动新兴之国际路学研究在中国走廊学基础上的实际应用。而伴随着全球化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度影响，国家发展战略中所选择的“一带一路”战略着实又将中国的走廊学带进一个全新的世界性的场域之中。对这样一种世界秩序的新格局，中国人类学家必然是全身心地参与其中，而如何从具有民族意义的走廊研究拓展并提升至世界意义的“一带一路”，必然是中国人类学最为急迫的一个研究主题。

一、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历程和用意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古代的匈奴、契丹、鲜卑等族，到现在的藏族、彝族、瑶族等，我国始终保持着多民族的特性。然而，匈奴、契丹、突厥、鲜卑、女真等族群的名称已经消逝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现在的我们只有在中国古代史中才能寻找到他们的存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的族群名称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全部确认。然而，尽管五十六个民族的族群名称已经得到确认，但民族识别工作却并未结束，其中就包括“西藏东南部珞渝和察隅等一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尚有待将来实地调查后才能识别”。[1]20世纪80年代前后，费孝通关注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

走廊概念之提出与实际的对于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的紧迫需要密不可分，比如费孝通最初提出藏彝走廊概念，就是因为在对四川平武县“平武藏人”和西藏自治区东南角察隅地区的“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遇到了困境，过去的以孤立的民族为单位的调查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民族识别的需要。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费孝通提到，根据他们最近的调查，平武藏人“自称‘贝’。他们的语言和藏语之间的差别超过了藏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在语法范畴及表达语法范畴的手段上有类似于羌、普米等语的地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较原始，崇拜日月山川，土坡岩石，而无主神，虽部分地区有喇嘛教的渗透，但不成体系”[2]，由此可看出，平武藏人在历史上有可能并不是藏族。那么，平武藏人究竟是什么民族的后裔呢？对此，费孝通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3]对“人”进行识别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费孝通认为“上面提到族别问题的‘平武藏人’和这里所说的‘人’，可能就是在这走廊中在历史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受到藏族、彝族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两个民族集团的遗留”。[4]这是费孝通第一次提出藏彝走廊的概念，也是中国走廊学研究的一个起点。尽管费孝通是针对当时的平武藏人和人的民族识别工作而言的，但却对其后走廊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r

费孝通从多个维度迂回论述走廊学的问题，对广西大瑶山的学术关注就是其一。1981年12月7日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费孝通在思考如何继续进行瑶族调查这一问题时，又一次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这一次，费孝通实际上是在提出南岭走廊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在谈到苗族、瑶族、畲族的关系问题时，费孝通提到他的老师潘光旦的一个设想，即“苗、瑶、畲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有密切的关系，可能是早年从淮水流域向南迁徙的中原移民”。[5]这个设想是企图从历史上去寻找这三个民族的关系，从流动的角度去思考民族识别问题。受此启发，费孝通想到，对民族进行微型研究时，也要有一个宏观的整体观点。于是，费孝通提出希望把云贵高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一次综合调查，并指出“我们现在在广西大瑶山进行的调查，其实是另一个地区，即南岭山脉这个走廊的综合调查的起点”。[6]在这一基础上，费孝通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并从宏观层面入手，划分了全国的格局，提出“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去，西南角的青藏高原，曾被拉铁摩尔所称的‘内部边疆’，即我所说的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7]在此，费孝通不仅重提藏彝走廊的概念，而且还指出了藏彝走廊在全国格局上的重要地位。

在之前几十年民族调查工作的基础上，1982年5月27日晚在武汉同社会学研究班及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费孝通谈及如何深入开展民族调查工作，并且从历史形成的角度对藏彝走廊这一民族地区做了简单介绍，这是费孝通第三次谈及藏彝走廊概念。座谈会上，费孝通提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特点就是，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深，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深。因此，企图把不同民族界限分明的划分开来研究，是很难了解清楚其真实情况的，“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8]对此，在提及白马藏人的识别界定问题时，费孝通曾举例，在贡嘎活佛的老家、甘孜北面的一个乡生活的人出去讲藏话，回家讲另一种话。费孝通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推测这个地区的人很有可能之前只讲现在在家里才讲的那种话，只是后来需要与藏族沟通，才开始在外面讲藏话，这就存在一个历史演变与形成的问题。因此，费孝通主张把白马藏人放在其所在的那条民族接触地带来考察，指出“白马藏族所在的地区，正是一条民族接触的地带，这个地带是夹在汉族、藏族、彝族三者的中间”。[9]在此，费孝通重申藏彝走廊概念，提出“上面所讲的那个地带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珞渝地区”[10]，明确了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费孝通还指出“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11]在这里，费孝通明确提出，以走廊为线索，把处于这个走廊上的多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更有利于深入了解各民族特点，进而对各民族进行识别判定。

以上三次提到藏彝走廊概念，费孝通都是为了解决民族识别问题，这也是费孝通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所在。再进一步说，费孝通之所以要解决民族识别问题，并不全是因为国家民族政策的需要，更是他自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12]理论构建的需要。“多元一体”并不是单方面的强调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也包含了费孝通自己“隐而未能述及的‘一体多元’的另一面”。[13]而解决民族识别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新中国这个“一体”之中，去寻找中华民族的多元性，“真正去透视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中多元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14]在当今时代，“确实已经不再有一个单独的‘一体’和单独的‘多元’的时代可以孤立地存在，而是真正被容纳到费孝通所概况出来的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的整体论框架中，发挥着各自的独立作用。”[15]因此，正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自觉促使他逐步明确藏彝走廊的概念。也就是说，从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时代背景来看，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现实用意，是从民族流动与演变的历史上去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民族识别问题；而从费孝通个人的学术生命发展史来看，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是费孝通学术发展的一个阶段，从之前的以点为基础研究一个村落一个民族，到现在的以走廊为线索研究一个地区的民族演变，再到之后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开始关注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自然而然地，藏彝走廊这一概念也开始被费孝通应用于发展民族经济上。

1982年，费孝通对当时的人口问题提出了做“两个眼”的建议，即要解决人口问题必须从两方面着手，做两个“眼”，一个是发展小城镇，另一个就是对边区进行开发。[16]对于边区开发这一问题，自1984年起，至今八九年的时间，费孝通曾多次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考察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状况，其中就包括对四川大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访问考察。在访问过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后，费孝通提出建立攀西开发区的设想，“我建议由彝族主要聚居区的中心西昌凉山和60年代起发展成为钢铁生产中心的攀枝花联合建立攀西开发区，并以此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从德宏出境、西通缅印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17]费孝通期冀最终这一地区的经济可以辐射整个大西南地区。这是费孝通第一次明确提出以攀西开发区为中心，重建南方丝绸之路，以发展西南民族经济。把藏彝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考虑，这是对藏彝走廊概念地理范围上的延伸与拓展；把藏彝走廊这一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用于发展西南民族经济，这是对藏彝走廊概念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的扩展。

二、中国走廊学的兴起与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前后，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概念伊始，已有不少学者先后对走廊概念与中国不同的民族走廊做了论述。费孝通笔下的走廊是历史民族走廊，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根据费孝通的论述，上世纪90年代初，李绍明在《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一文中首次对“民族走廊”做出了自己的定义，即“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18]在此基础上，进入21世纪，李星星分析了民族走廊的形式、性质及特点等，将民族走廊定义为“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属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求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这些特殊地带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摇篮。”[19]

费孝通从全国格局考虑，提出中国存在三大走廊，即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与西北走廊。相对于此，李星星将其丰富和具体化，提出自己对于全国走廊格局的认识，认为全国的民族走廊共有五条，并提出“二纵三横”的构架，“二纵”是指南北纵向的藏彝走廊和土家-苗瑶走廊，“三横”则是指东西横向的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和古氐羌走廊，壮侗走廊即费孝通所说的南岭走廊，阿尔泰走廊则大致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西北走廊。[20]李星星还提出，构建民族走廊学说可以为建立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学派提供基础，具有世界性意义。[21]

关于藏彝走廊，这个概念是费孝通首先提出来的，稍后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李绍明详述了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时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