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立联：包容性增长的人口政策含义

一、包容性增长的含义与溯源

普遍认为，“包容性增长”是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来的。其实，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只是“共享式增长”的概念。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 ，分析了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共享式增长与包容式增长并不是内涵完全相同的概念 。共享式增长着眼于“共享”，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包容式增长，既指增长方式是包容式的，增长过程是包容式的，增长后果也是包容式的。共享式增长注重的只是增长的后果方面，也即增长成果共同分享。显然，包容式增长比共享式增长内容更全，要求更高，实现难度更大，意义更深远

“包容性增长”是由胡锦涛首先提出来的。2009年11月15日，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上发表讲话，第一次提出“包容性增长”，并认为“ 实现包容性增长，既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有利于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因此，胡锦涛代表中国主张亚太经合组织各个国家和地区 “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在2010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胡锦涛再次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由此观之，包容性增长既针对解决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也是针对世界经济不均衡导致的“南北”分化。因此，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逻辑延伸，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体现和反映，不仅具有中国意义，也具有全球意义。

二、包容性增长与人口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

迄今为止的人口发展是在原始经济和自然经济、市场经济状态下进行的，反映的是原始经济、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过程。包容性增长作为国家或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与原始经济、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排斥，彰显的是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过程，虽然干预本身是在遵守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干预目标或后果则是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过程和后果向包容性转变。因此，在国家或政府力量主导下的包容性增长，人口发展的过程、方式和后果也将与原始经济、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所不同。如果说市场经济下的人口过程是资本主导下的人口过程，那么包容性增长的人口过程则是资本主导与国家、政府干预相结合的人口过程，这个过程既要避免“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同时又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包容性增长就是要避免过剩人口的产生，即使产生了过剩人口也要从其他方面予以救济，比如职业培训重新就业、社会保障促进稳定、倾斜分配构建和谐。

包容性增长方式影响人口发展的方式、包容增长后果影响人口发展的后果既是必然的，也是应当的。如果说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理论的背后是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规律在起作用的话，包容性增长下的人口过程既是人口经济过程，又是国家或政府干预下的人口过程。中国的计划生育就是国家和政府干预下的人口过程，也是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大国家两、三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的根本原因。这种压缩式的人口转变与西方人口转变过程截然不同，后果也是迥异的，因而未来人口发展目标以及与此相一致的人口管理改革也有着较大的差别。压缩式的人口转变导致的非均衡人口发展增长使社会问题更加突出，比如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城使得人口红利主要由城市享用，而人口老龄化的后果则主要由农村承担，加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迟缓、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距，如不及时有效相关制度改革比如户籍制度、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将使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由此看来，推进与人口管理相密切的社会经济制度改革既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

三、计划生育为包容性增长创造了条件

计划生育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没有增长的包容性增长是不可能的，没有较高速度的增长包容性增长也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年的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研究表明，计划生育对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贡献率达1/4以上 。

计划生育改变了城乡人口增长的轨迹和城乡人口格局。实行计划生育之初，全国人口增长的重点在农村，农村总和生育率远高于城市。实行计划生育后，农村人口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并成为全国人口增长下降的主要力量，并致全国人口增长重点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不仅如此，计划生育改变了城乡人口结构，城乡人口比例已由1978年的17.9：82.1转变为2007年的44.9：55.1。由生育率降低导致的出生人口减少，减缓了公共服务的压力，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如适龄儿童基本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明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及时有效，人均预期寿命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计划生育减少了贫困人口总量。农村贫困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9年的3597万人 。农村贫困人口成规模急剧减少，计划生育做出了重要贡献。计划生育改变了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格局，减少了贫困人口发生率。同时，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减少了贫困人口再生产率，也减少了贫困人口规模及降低了贫困人口的相对比例。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成为公平分享增长成果的一部分，有效地改善了国民收入再分配，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除了国家层面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外，还有地方实施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晚婚晚育奖励、长效节育措施奖励、城镇计划生育夫妇年老一次性奖励、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加发5%退休金、计划生育保险等，保守估计全国每年用于计划生育奖励的资金在1000亿元以上，如果包括处罚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资金规模将更大。

四、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人口政策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和谐人口 的目标,是人口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包容性增长对人口发展提出的要求。因此，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人口政策应包含以下内容：

在目标上，追求和谐人口。和谐人口是指人口发展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环境可持续、与政治进程相一致，也就是规模适度、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代际和谐、层际包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态。

在路径上，总的原则是，在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着力于解决人口结构性问题。与生育水平过高不好一样，生育水平过低同样不好。目前，除部分地区外，全国绝大多数生育水平已处于极低水平，城市极低生育水平已保持了近20年时间，极低生育水平的后果已显而易见。应当放宽生育限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全国生育政策的统一。同时，推进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趋势、农民工（流动人口）市民化和社会保障网建设，促进人口老年化后果代际负担的公平化。

在方法上，既要从完善人口政策入手，也要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着力，甚至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更加重要。完善人口政策，就是要从更高的层面更宽的视野更长远的角度，把人口政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的“大政策” ，按照和谐人口目标，按照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完善人口政策体系，既要有人口数量的要求，也要有人口质量的要求，还要有人口结构、人口安全和人口权力保障方面的要求。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省成都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调研员，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兼职教授）

参考文献

1.孟立联《从节制生育到和谐人口：中国人口与发展政策关系及演进》，《人口研究》增刊第27卷

2.孟立联《人口安全与人口政策》，《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3.蔡荣鑫《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形成及其政策内涵》，《经济学家》2009年第1期

4.唐钧《社会政策视野中的包容性增长》，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10/10/18/192982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