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焰 张莎莎：儿童劳动与家庭再生产：一个粤西农村的经验研究*

【内容提要】这是一项关于农村儿童劳动参与的研究。本文运用2010年―2013年期间收集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口述历史以及田野研究的资料，呈现粤西农村地区儿童劳动参与的过程、类型以及特点，旨在从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探讨农村儿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全球范围的劳动雇佣弹性化趋势不仅导致农民工这种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更进一步将农村儿童广泛而深入地卷入劳动过程之中，他们不仅普遍承担着家务劳动和农务劳动，并且越来越多地提早卷入到家户劳动和雇佣劳动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不仅仅是家庭再生产中的客体（被抚养者），更是家庭再生产中的主体（承担者）。儿童劳动一方面是农民工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强化并支持了农民工家庭的日常和长期再生产。

【关键词】儿童劳动家庭再生产农民工

一、导言：走近儿童劳动

周末你一定要去虾厂看一下，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特别投入，很疯狂的。有些带孙子、孙女的阿婆啊，早上四五点就起来，做好早餐，然后五点多就过来排队抢位置。剥虾是六点半才开始，但是早点来的人可以抢到好一点的虾。八九点才来的人拿到的虾肯定没有五六点那么好。所以，我要准备好明天的冲刺。（冲刺？）当然啦，在那里，每个人都想比别人剥得快，那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地方。我剥虾的速度大概可以排到前十吧。没有专门的比赛啊或是计算，但是每天谁剥得快、大概能剥多少大家都能看到，心中有数嘛。不过，虾厂很臭，呆久了可能会反胃，一开始我都受不了啊，一天下来衣服会变得很臭，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2011年12月23日对阿惠的访谈）

2011年12月下旬，就读于粤西T镇中学的初三女孩（16岁）阿惠带我们走进了她周末和放假时打工的虾厂：广播里播放着嘈杂的流行音乐，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虾子腥味，大约两百人的剥虾工人中，80％是儿童，儿童中95％是女孩；她们大都是附近中学或小学的学生，不少人还穿着校服；她们脚穿水鞋，头戴帽子，手戴橡胶手套，左手抓起冰冻过的虾子，右手拿小刀剥虾并清洗，动作飞快得总让人担心她们的手会被划伤，但动作娴熟的她们还能时不时说说笑笑。当天傍晚，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她们卸下手套，露出因冻伤而红肿的双手，冰冷而粗糙。

这间虾厂的厂棚外表毫不起眼，距离省道两百米左右，距离镇政府六百米左右，距离镇上的四所中学、一所小学以及附近的村小学都不过十分钟的自行车车程。每个周末和暑假都会有大量学生去虾厂做工，赚的钱则主要用于缴纳学校的学杂费和资料费，补贴家用，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如购买手机、衣服、零食，以及上网和交手机话费。

虾厂的工作受季节和天气影响，没虾可剥的日子，阿惠和她的朋友们会在家帮母亲做蒲草编织的传统手工艺活。阿惠的理想是上中专学医将来成为护士或者药剂师。中考日益临近，阿惠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她在家的劳动作息时间却丝毫没有改变。

中午放学后大概12点回到家，如果虾厂有虾就去送饭给在虾厂做工的妈妈吃，顺便帮忙剥一个小时虾，如果虾厂没虾就在家帮妈妈编草篮，做到2点休息一下然后去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大概5点半回到家，做饭做菜，帮5岁的妹妹洗澡，洗自己的和弟弟妹妹的衣服，妈妈回来后洗妈妈的衣服，如果爸爸也在家就要洗更多的衣服；8点左右吃晚饭，洗好碗后帮妈妈做编草篮的手工活到10点，然后开始做作业，有时一不小心就做到了12点；如果（手工艺厂的）老板要赶着交货，不仅自己会帮忙做更久，平常不帮忙的弟弟也会帮忙做。（2011年12月23日对阿惠的访谈）

儿童劳动①对家庭生计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Psacharopoulos，1997； Silver，1993；谢国雄，1997），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对2004年至2008年全球童工状况所做的分析，仅2008年，全世界童工数量增加了2.15亿，而且在全球各地区中，亚太国家童工最多，已经超过11亿。报告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大部分童工属于无偿工作，全世界无工作报酬的童工占到了80％之多②。无论从人类文明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儿童问题都具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反思价值。一方面儿童从事超过他们生理能力或意愿的体力劳动对生理发育有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过早地成为劳动力会减少年轻人的人力资本积累，而这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包括个人生活机遇和社会收入，受教育减少正是人力资源受负面影响的一个方面。而且如果没有给予家庭以潜在激励去保证儿童远离劳动力市场，简单的法律对于控制儿童劳动并无效果（Psacharopoulos， 1997）。在现实世界里，儿童劳动普遍存在，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贫困（蔡萌，2008；陆士桢，2003；尹明明、鲁运庚，2002； Edmonds， 2005）、教育不平等（Psacharopoulos， 1997；尹明明、鲁运庚，2004；卢德平、刘，2010）、社会文化（夏鞍宁、吴异光，1996；陆士桢，2003；尹明明、鲁运庚，2004；王媛媛，2007）、早期工厂雇佣儿童的生产力优势（Douglas， 1997）、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性结果（畅红琴、董晓媛，2009；韩莹莹，2009），以及劳工标准的缺失或者不足（Kolk Tulder and Welters， 1999； Kolk and Tulder， 2002）。

在当代中国，学界、媒体和政府都非常关注伴随着农民外出城市务工而产生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但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心理、安全等方面（谭深，2011），对农村儿童劳动的关注相对欠缺，并且主要集中在儿童劳动的成因（韩莹莹，2009；畅红琴、董晓媛，2009；叶庆娜，2009）和辍学打工的现象（谷宏伟，2006）等方面。

我们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时空压缩与弹性积累（Harvey， 1990）实践赋予了儿童劳动更深刻的社会意涵。继泰罗主义和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以大型生产装配线、大型政治组织以及福利型国家干预为特征）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灵活积累生产方式（flexible accumulation）（以灵活生产、临时性劳动力使用、国家干预撤离及私有化为特征）之后，一种生产的跨国政治经济正在全球化时期逐渐形成，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它在新的经济空间中对时间和空间都进行了广泛的重新组织（Harvey， 2000：23-24）。

在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带来了农村社会与农村家庭的深刻变化。农村儿童作为农村家庭再生产的主要对象以及潜在的劳动力，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劳动都需要从一个更加宏观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框架出发进行深入而细致地系统研究。儿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对于理解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以及反思社会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1年―2012年笔者对阿惠的家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跟踪访问，探访的田野包括阿惠的家庭、邻里、田间、学校以及阿惠打零工的工厂。本文将结合质性研究方法中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③，以粤西一个普通村镇T镇为田野④，以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家庭即阿惠的家为核心个案⑤，较为完整地呈现儿童劳动的过程、类型与特点，探究形塑儿童劳动的结构性力量（国家、市场、社会），借助具体而微观的鲜活个体生活经验，从再生产的视角出发，探讨农村儿童在弹性劳动供给和家庭再生产中的重要性，进而对儿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进行系统地分析。

二、劳动力再生产理论与中国地方性实践

人需要衣食住行，通过这些物质实践，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代际的基础上不断对其自身进行再生产，而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物质基础亦被重新建构。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首先提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马克思，2004：660）。劳动力再生产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耗损的劳动能力（体力和脑力）的恢复与更新，以及劳动技能的积累；二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一代又一代不断地培养和补充。因此，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工资作为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包括以下三部分：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马克思，2004）。由此，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研究，就可以落实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是如何被满足的供给模式上，并具体到劳动力的衣食住用行、医疗、教育等日常再生产和长期再生产的日常实践里。

哈维（David Harvey）则从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批判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他指出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及其对地方社会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Harvey， 1982：111）。在哈维看来，资本不断努力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塑造身体，但是同时在其作用方式内使转变结果内在化，并且不断地展开劳动者的身体欲望、需要和社会关系（有时公开表现为集体阶级、共同体以及身份为基础的斗争），这个过程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有关性特征和生物繁殖的“选择”；或者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正如那些选择更主要是由社会秩序及其统治地位的法律、社会和政治代码以及规训行为（包括操纵性特征的行为）所构成（哈维，2006：110）。

如果说哈维强调了资本积累的空间性逻辑对社会再生产的决定性影响，那么布洛维（Micheal Burawoy）则从生产政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批判，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布洛维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生产体制的重要维度之一，并强调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必然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的直接治理手段等国家干预的影响。布洛维指出移民劳动（migrant labor）的再生产，表现为持续和补充过程中的制度分化和物理分离，即持续过程通常是在劳工流入地（工作所在地）实现的，而补充过程则是在劳工流出地（家庭所在地）实现的。这一独特的再生产机制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移民工人在就业地、劳动力市场及就业地法律和政治体系中的无权地位（Burawoy， 1976）。他认为，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移民劳动的不合理再生产模式，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削弱和改变，反而将其加固，从而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Burawoy， 198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逐渐被纳入全球经济和生产体系之中。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工厂”和“工地”，其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依赖对来自广大农村、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的使用。2011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⑥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工群体，农民工身份的内涵和本质却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从农民工的语义构成来看，“工（人）”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暂时性劳动身份，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工业劳动力主体的出现及其使用方式的弹性化，而其前缀的“农民”则是一种制度化的正式社会身份，它代表着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形式、内容和本质，同时也暗示着农民工这一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都受到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决定了这一劳动主体的生存状态无论在空间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是非常割裂和充满悖论的：城市允许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以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