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与社会稳定研究

【内容提要】 目前，1.25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但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无法退回农村，他们长期的“城乡漂移”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农民工阶层内部分化日益明显，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不仅有利于揭示中国农民工问题时代变迁的主要特征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提出一系列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可行路径与对策建议。

【关 键 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诉求/社会稳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解放出来，农民工浪潮便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独有的标志性现象，一系列被称为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随之产生。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这些问题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影响日益凸显，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更为突出。

一、中国农民工问题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更新换代。从代际关系来看，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开以后，一部分农民“洗脚上岸”、进厂务工，他们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成了最早的一代农民工。90年代，随着沿海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又分为两个非常明显的不同群体：一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下过田，绝大多数仍然把回乡务农作为最终的归宿；另一部分则是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进城的务工者。后一部分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需求，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想法特别强烈，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要求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些把融入城镇作为最终归宿的进城务工群体，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大量“80后”和“90后”的加入，这部分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目前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1]。他们已登上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

根据有关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有1.25亿以上，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2]。具体而言，这些农民工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出生在农村，但父母在城里打工，很小的时候随父母进城，生长、生活在城市里。第二类是出生在城里，这批人的年龄目前约为十几岁左右。有专家估算，这个群体人口占农民工在城市人口的5%～6%左右，如果以农民工人口1.3亿的统计口径计算，这一类农民工二代也将达到700万～800万人口的规模，而且他们是中国城市青春期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类是出生和成长在农村，但是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主要是在学校接受文化教育，毕业后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就直接到城里来打工的。

作为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农民工，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在他们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与其父辈相比，这些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呈现出一些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由于中国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他们的文化程度较第一代农民工要高出很多。统计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以初中及以上为主，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到80%左右。一项调查也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6.1%，初中占60.6%、高中占2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24.7%、初中占61.2%、高中占12.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8%。可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了1/3，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2个百分点[2]。

第二，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务农是他们的主要职业，打工只是辅助性收入来源。而新生代农民工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调查显示：从农业劳动技能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和技能，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可以说完全不会[3]。因此，即使城市生活艰难、就业形势严峻，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会轻易选择离开城市而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和向城市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第三，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是基于“生存理性”，而是将“进城务工”作为一种争取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第一代农民工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回家建房子、送儿女读书，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烈、更执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因此，他们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不一样。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主要输送回农村家庭，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则主要是就地消费，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就花掉了80%的收入，只有不到20%的收入可能寄回家[4]。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务工的月生活消费支出人均939元，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3%；新生代农民工2013年人均寄回和带回老家的现金为12 802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少29.6%[2]。为了在城市安身立业，他们很多人甚至还要从自己的农村家庭索取大量资金来购置在城市的住房等大宗消费品。

第四，虽然都被称为农民工，但是两代人的城市认同感有很大区别。第一代农民工即便在城市打工多年，依然把城市看作是一时工作之地，把自己视为城市的过客；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渴望融入城市中，希望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城市打工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赚取经济收入的手段，更是他们在城市安居并谋求长久发展的依托。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上与城市年轻人十分接近。他们渴望城市生活，也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而且不单纯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足，对精神和文化娱乐生活也有比第一代农民工更高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经常或偶尔打牌、“诈金花”或“扳陀子”的高达65.7%，不玩的仅占34.3%；以到小型录像厅看黄色录像打发时间的占45%；去看类似跳脱衣舞之类的草台班子表演的占28.3%。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呈现出明显的单调化和庸俗化倾向[5]，因而更渴望城市对他们的社会关怀向精神层面延伸。

第五，由于教育水平和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代农民工的择业观和劳动态度也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不再像其父辈那样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愿再从事城市中脏、累的重体力劳动，也很少像其父辈那样忍气吞声，而是有着强烈的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城市是一个充满势利、没有人情、斤斤计较、缺乏信任的社会，但是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城市的社会歧视和冷漠做出回应，而不会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选择“沉默”和“忍耐”，默默地接受不公的对待[6]。例如，为了讨回被拖欠的工资，他们会采用一些如跳塔楼的极端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雇佣方还清拖欠的工资；他们也会采取如上街抗议、罢工、堵截公路、卧轨、围堵政府大楼等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利。与第一代农民工看重报酬高低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工资收入只是其中之一，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的舒适程度，以及从事的工作带来的社会地位等，都是其择业时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与表达

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属性是“生存理性”，指导其行为的主导逻辑是生存利益。只要能够获得打工赚钱的机会，薪资不被拖欠，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基本的生命安全保障，他们就不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至于在城市中是否能够获得同等的权利和尊重等，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工问题集中表现为工资被拖欠、生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等方面。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特征。第一代农民工回到农村就是农民，但第二代农民工不一样，由于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加上本身对于成为城里人的身份转换的渴望，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而且乡村社会也已经无法接纳他们。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处于“农民”与“市民”身份认同的夹缝之中，他们对于城市和乡村两个社会都缺乏归属感，内心有一种被社会排斥的感觉，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容易在这个群体中形成政治共识，这是社会运动或者说“革命”的重大诱因，也是未来中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因此，当前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已经不单单是政府有关部门帮助追讨工资、加强安全保护这些单纯的政策性措施能够解决的，其问题已经直指中国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缺陷，这不仅对体制变革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也决定了他们具有社会诉求多元化和表达渠道多样化的特征。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更加多元化。就诉求多元化而言，第二代农民工的诉求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而且开始涉及政治与社会权利层面，甚至对不公正的体制提出了变革要求。

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视野相对开阔，新生代农民工比起其父辈有更高的权利意识，对平等和人格尊严的保护意识明显比其父辈更强。这就使得即便在打工收入丰厚的情况下，不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平衡等问题仍旧会引起他们心中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成为城里人的强烈愿望，并且有的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可他们仍不能获得城市户口，只能在长期打工的城市暂居。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没有资格同城镇居民一样获得最基本的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因此，除了合理、及时支付薪资等传统的维权要求外，他们对于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保障、教育、就业门槛等方面的差别待遇也提出了改革要求，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根据清华大学课题组的调查，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和权利意识较为强烈的“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企业利润增长状况，提出分享更多劳动成果的要求，从而推动维权运动向利益诉求转变。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组织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对重组或建立企业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表达出更为强烈的要求。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制度诉求直接挑战了现有的规制方式和工厂政体，迫使政府和企业部分地对其行动做出实质性回应，例如，加薪、重组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7]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和电子业的“欧姆停工事件”都是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打工者推动的罢工和工会组织事件。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已经开始由单纯的短期经济目标向长远的保障自身经济与社会权利的体制目标转变，国家通过司法规制将农民工的维权行为限定在个体的、基本生存权范围内的传统做法已难以为继[7]。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诉求多元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不仅要求保证自身的个体利益，而且要求保护其群体的整体利益。当歧视和欺压同属于农民工群体时，即便自身利益没有受到损害，他们依然会表达不满甚至奋起抗争。调查数据显示：他们往往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在自身权益严重受损时才起而维权，而是更为主动地采取行动，无论是自身权益受损，还是身边的亲友、老乡、同事权益遭受侵害，甚至在与自己不相干的其他工友面临不公待遇时[7]。这一点也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觉的阶层意识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特征，这都是爆发大规模社会抗争活动的隐患。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手段具有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