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长明：从“他者”到“群我”：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问题研究

一、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深化及其导致的经济扩张与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下文称“三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非农业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这场变革催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阶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基本格局的同时也塑造了城市社区的空间布局和人文形态，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与农民工进城务工相伴随，大量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入所在城市的中小学校就读。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分析表明：2005年，14岁以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314万。据预测，至2020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将进一步扩张，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将达到 2000万左右。［1］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连带现象及其衍生产物，成为当下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及各级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领域之一。本文以农民工随迁子女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在城市公办学校接受教育所处的困境，并探寻其融入城市学校、以实现再社会化的规范路径。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随迁

子女的“他者”角色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接受教育的过程，其实是作为弱势方的农业文明介入作为强势方的工业文明，并产生碰撞、妥协、交融、适应的互动过程。由于农民工子女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所处的天然“他者”地位，他们参与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是接受城市社会“文化改造”的过程，呈现出“主动介入、被动接纳”的矛盾特征。

由于城乡文化形态的巨大差异，农民工子女在接受城市教育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文化排异反应，出现文化适应障碍。随着与农村血脉联系的割裂以及归属感的剥离，受适应力、承受力、理解力所限，他们只能从本能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社会角色身份。“我是谁”、“我属于谁”成为困扰他们思想意识的一道难题。

（一）冲突型同学关系。主要表现为：1.生理型冲突。农民工子女来自农村，性格基因中传承着农业社会的自然因子，处于文明形态的较低层次。容易被城市学生排斥和边缘化。2.心理型冲突。农民工子女容易自我定位为课堂角色与社会身份方面的弱势群体，从而导致自我孤立、自我贬斥、自我封闭，不愿融合城市同学，难以融入集体。由于难以获得城市同学的理解、尊重和接纳，校园里异质群体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会发生。

（二）敏感型师生关系。农民工子女处于社区寄居、学校随迁、城市流动的不稳定状态，难以成为某个学区、某所学校、某位教师的稳定教育对象，由此导致作为市民身份的教师与作为农民工子女的学生之间教学过程中的双重敏感：一方面，教师对农民工子女敏感，体现为教师对此类教育对象的期望值不高。由于作为农民工的父母工作物理强度较大、文化水平与社会地位都较低，他们为生计而到城市打工，往往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重视不够、辅导不力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对教师敏感，体现为希望在老师身上平抑因冲突型同学关系导致的心理失衡，实现身份与尊严再平衡的心理补偿。他们视老师为父母，希望得到呵护与关爱，分享城市的“温暖”，同时又因具有基于身份落差导致的本能自卑感，对老师的期望很容易内化为潜意识中的敏感，尤其在他们的期望难以尽如人意的时候。例如，他们会在教学活动比较中对教师职业行为的公正性提出质疑：老师对待“我们”与对待“他们”是一样的吗？他们一旦发现难以获得老师的公正对待和平等关爱，师生间往往会产生隔膜和距离感，彼此疏远，他们在城市学校学习就会感到茫然若失。

（三）弱势型学习能力。“学习胜任是良好心理适应的重要预测因素。”［2］由于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市民与农民的身份差异，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能力处于一种相对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由于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与城市教师之间在学习交往、教学活动中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导致其在学习上难以得到同学和老师的理解和帮助，生活中得不到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产生不满和失落感；农民工子女向往和期待取得好的学业成就，希冀以成绩的优秀来弥补身份的弱势，但他们往往因事与愿违从而自我强化作为弱势群体的认知倾向；农民工子女生活不稳定，学习中缺乏外源性心理支持，在缺少积极引导、有效疏导与及时干预因素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失却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建设性学习动力，最终成为城市校园里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弱势群体。

（四）动态型前途发展。在当下教育体制面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状况呈明显的“纺锤结构”：1.学前教育不容乐观。当前各地城市公办幼儿园无暇顾及非户籍的农民工子女入园问题。2.义务教育有所改善。但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仍需回到家乡参加中考。3.高中阶段最为困难。当前各地城市公办学校几乎都不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开放，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所在城市就读并参加当地高考成为家长的强烈愿望和社会的共同呼声。户口问题成为破解农民工随迁子女陷入城市学校融入困局的一道死结。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在户籍制度面前，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读书升学谈何容易？制度供给缺位――教育环境不稳――身份认同缺失――前途发展不明――学习动力不足，成为捆绑在农民工子女精神支柱上的逻辑链条。农民工子女“城市化”问题与其说是其自身的梦魇，毋宁说是社会的不幸。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障碍归因

在中国，出生在农村还是出生在城市完全是两种身份、两种境遇，关乎家庭背景、教育选择乃至今后的职业路径，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个体的社会心理定位及其前途发展。美国学者罗斯坦（S.W.Rothstein）指出：“个体在出生以前，在进入学校以前，在进入劳动市场以前，就已经获得了他的阶级身份……这决定他住在哪儿，上什么学校，将来可能从事什么工作，等等。”［3］农民工子女自出生以来，就已经获得一系列先赋性、后致性及制度性的社会身份。［4］

（一）城乡文化差异背景下的个体认知冲突。首先，农民工子女的乡土意识和自卑心理，是影响其融入城市学校的内在原因。文化差异是社会所有差异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当文化差异植根于社会成员的心理之中，社会的等级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并自觉不自觉地左右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由于城乡差别造成了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在文化属性、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在文化差异语境下，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学校读书、融入城市教育体系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二次习得的过程，更深层次意义上其实是一个重新适应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身份获取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威菲奥卡（Wieviorka）指出：“现代社会的社区意识和身份认同已日益成为试图建立自身生活意义的个体们的主观决定。”［5］农民工子女与他们的父母一样，来自农村，思想观念中的乡土意识和保守主义色彩浓厚，外在表现为交往的封闭性和极强的族群意识。在城市同学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他们“出现了无法确定自己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或社会范畴的社会认同危机。”［6］

其次，“城里人”的偏见与歧视也强化了农民工子女的“局外人”身份，是影响其融入城市学校的外在原因。一种文化的持有者总会本能地排斥外来文化，在经济形态的物质优越感与政治形态的地位优越感的双重支配下，这种排斥势必会演变成一种文化歧视，导致文化冲突：1.由于城市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支配地位，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很容易形成一种忽视文化差异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主义”，导致城乡文化心理碰撞。2.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按属地户籍学生的“人头”划拨，虽然国家建立了保障农民工子女进城学习、与城市学生一起享受城市教育的制度，但其学籍仍留在户口所在地的农村，出现学籍与学区分离、就学与升学脱节现象。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管理者乃至城市学生看来，农民工子女是瓜分城市“教育蛋糕”、分享城市教育资源的“外来者”，这有形或无形地增加了他们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障碍。3.文化差异及“借读者”身份，使得农民工子女遭受城市教师和同学的双重排斥与歧视，出现“文化强制”现象。他们在“城里人”面前也就难以避免会显得低人一等，不伦不类。

（二）组织结构变迁语境中的学校管理失范。学校管理存在诸多弊端和漏洞，是导致农民工子女学校融入困难的主要因素。表现为：（1）学校重管理，轻服务。许多学校将管理工作的重点放在“管”、“防”、“控”上，以管住学生、防止出事、控制问题为主，而忽视甚至轻视学校管理工作中服务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为千人一面，“一刀切”式教育，对学生个性特征掌握不到位，对“学困生”的人性关怀不够，致使原本学习适应困难的外来农民工子女因“水土不服”显得更加不适，对学校的归属感、对同学的认同感、对学习的主体感难以建立。（2）教师重知识传授，轻思想疏导，即重“教书”，轻“育人”。受应试惯性、分数导向的支配，许多教师依然将本职工作定位为“向四十五分钟要成绩”，而不是“向八小时以外要质量”。农民工子女学校融入不适，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尊严遭到了漠视，他们的情感受到了压抑，他们的学习欲求、学习潜能在面对地位更“优越”、尊严更“高贵”的城市学生时，难以得到彰显。在此意义上，教师及时做好对农民工子女的思想疏导与对城市学生的思想引导，消除前者的身份与能力自卑意识，笔者认为，远比教出一个“满分学生”重要。对此，学校管理者应顺应形势，更新观念，优化方法，探索出一种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互相适应、共同发展的新型管理模式。

（三）农民工及其子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机制缺失。在社会层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工子女城市学校融入的制度障碍。长期以来，大陆户籍政策将公民户籍类型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种，即将公民身份分为“农民”和“市民”两种社会类别。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级别意识明显。改革开放数十年来，在社会等级机理作用下，“三大差别”非但没有消除，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区反而得到了强化。就城乡差别而言，户籍制度是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一直以来广受诟病。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将居民切割成两种不同身份属性、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实现其职业身份转换的同时，因缺乏可靠的制度保障，并未在城市得到相应社会角色的认定，也并未实现其社会身份的变更，致使他们在情感和心理上无法融入城市。这种现象的后果势必传导给他们的子女，辐射到其子女的学校融入之中。

在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中，与城市同学相比，农民工子女都属于被忽视的教学对象、被遗忘的课堂成员。他们何以能顺利融入学校，体面享受城市学校的教育？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学校融入问题，既需要国家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将学校的办学行为纳入机制化、规范化轨道，在实践中探索出科学有效的途径，确保教育公平真正落到实处，回归教育的真实本源。

四、超越文化差异的角色变迁与身份重构

当前，虽然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获得了体制内支持，但这只是迈开了改革的第一步，离其真正融入城市学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真正实现城乡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同一个校园内、同一片蓝天下无差别的一体化，平等分享城市教育资源，必然导致社会意识、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的激烈碰撞，触动地区利益的敏感神经。建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学校融入机制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增加投入，改善条件，为农民工异地就业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历史上，广大农民工是我国“三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理应得到社会不失公允的对待。应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理解农民工苦衷，尊重农民工劳动，保障农民工权益，弘扬农民工精神的良好氛围。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工城市就业问题的产物，与他们父母的职业环境、社会地位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在此意义上，农民工职业环境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提高，势必会提升其子女在城市就学适应性的改变，并由此建立起他们对同学、学校乃至整个城市的良性心理判断，形成身份认同。因此，解决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是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学校融入问题的重要前提。当前，许多地方仍然存在或变相存在歧视农民工的规定和做法，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远未真正建立起来。现实的做法是：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城乡劳动力能够真正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就业；建立农民工培训、咨询、服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