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裔平："文革"往事：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

手头上有一份旧档案资料，是1969年6月江苏省江宁县铜井公社洪幕大队革命委员会响应"侯王建议"对洪幕小学的5名教师工资实行"民办公助"的总结稿。今天读它，耐人寻味，它可以从一个小小的点上重新回忆一下"文革"。

何谓"侯王建议"

如果说"文革"前期"侯王建议"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似乎并不太确切，但从建议中提出来的将"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这个直接结果来看，算得上是大事一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此后全国几乎所有农村小学都下放到大队来办了。

对"侯王建议"，百度上有如下叙述：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公社教育组长)、王庆余(公社教育组成员)的一封信，该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侯振民、王庆余认为，这样做有五点好处：(1)"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县文教局领导中心校，中心校领导高完小，高完小领导各小学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小学直接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2)"有利于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3)真正落实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4)"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一些被清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就可回本大队监督劳动改造。地富子女回本大队教学，也便于受到群众的监督"。(5)"可以减轻国家负担"。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侯王建议说的那五点"好处"，每一点都是特定历史下的胡乱臆说，且话语霸道。凭什么说"县文教局领导中心校，中心校领导高完小，高完小领导各小学"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又凭什么说学校非得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是唯一可选的，难道县文教局就不是共产党的治下？可以相信贫下中农可以管理好田地里的庄稼，凭什么说让他们管理学校就一定比知识分子管理学校好？让担任教师的地富子女回本大队教学，"便于受到群众的监督"，说得多轻松，其实是让他们背上的那个十字架更沉重，是极端的粗暴不人道！侯王建议公布后，尤其是"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这一条在全国得到怎样的响应，效果如何，我们可以从洪幕大队这份档案材料中略知一二。

洪幕小学的"响应"

洪幕小学共有5名教师，其中3名公办教师，民办教师2名。3名公办教师中，徐老师爱人孩子在南京城，月工资44.5元；另2名吕老师和张老师是夫妻俩，原籍是邻近的江宁公社人，带2个孩子一家4口人住学校，工资分别是39元和27元。2名民办教师是万老师和孙老师，都是本大队人，他们虽同为民办教师，但计酬方式也不同。万老师是"文革"前的民办教师（当时称"老民办教师"，数量很少，以区别于"文革"中大量增加的"新民办教师"），拿月工资，其月工资由国家财政补贴几元，余下由学校收缴学费和大队核算补足到每月22元。而孙老师则完全由大队计工分，年终按工分所得获取报酬。

根据档案材料显示，洪幕小学响应"侯王建议"是将3名公办教师的工资也改为计工分，名称叫"民办公助"。具体做法：教师同生产队社员一样按"大寨式记工法"（跟大寨人学的，社员每天的工分"自报互评"确定）计算工分，工分标准分为三等，一等工相当于强劳力，全年拟380～400个工；二等工高于中等劳力，全年拟350～370个工；三等工不低于中等劳力，全年拟300～330个工。每个人的具体等级，需经贫下中农、革命干部、教师三结合的评议小组评议，最后由大队革命委员会审定。根据档案材料，审定结果如下：

吕老师定为一等工，全年380个工；徐老师和孙老师定为二等工，全年360个工；张老师和万老师定三等工，全年310个工。每个工以1元计算，这部分叫"民办"部分。具体算到每个教师账上，对照原来的工资标准，如出现缺额（达不到原来工资收入数）国家给予"公助"。公助的标准也分为三等，一等的每月公助14.5元，二等的每月公助7.5元，三等的每月公助2元。可将以上情况列表显示如下：

三点解读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项"改革"（故称为改革）对5位具体教师而言，除了徐姓教师外，另外4人都在"改革"中获得了利益。其实，熟悉这所学校人员构成情况的人对"改革"真实状况还有表格之外的几点解读。

第一，五名教师年收入数据发生较大变化。吕老师是学校负责人（文革中取消了校长职务改称负责人），他在"改革"中获益最多，年增收入86元，增幅18%；张教师虽持平，但她与吕教师是夫妻一家，让她的收入不增不减算是一种策略；万老师年增收入60元，由于她工作很出色，原来工资低，故增幅为22%，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孙老师原来是一位记工分的民办教师，其贫农家庭出身在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年代具备一种出身优越感，他是理所当然的"革命"依靠对象，所以年收入达到443元；最吃亏的是徐教师，他的年收入由原来的534元降到443元，降幅达17%。

第二，将徐老师与孙老师作对比解读，也许更能揭示特殊年代其分别具备的样本意义。徐老师属文革前的师范院校大学专科生，1962年从大城市南京下放到山村学校任教，尽管胸中的怨气一般不能或不敢流露，但平时这样的埋怨情绪难免会让人觉察出一些来。这样的人必然会被当作必须要接受"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孙老师虽只是初中学历但他出身贫农家庭显示其根正苗红，他的存在具有与徐老师显然不同的政治意义。这两人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符号，前者是知识分子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个体样本，后者则是贫下中农管理改造学校的天然代表，前后两者正分别表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和这种改造需要依靠贫下中农子女这个进步力量。并得出以上的结果，即前者和后者的工资分别大幅下降和上升。

针对徐老师的情况，这份总结材料中有这么一段话："对照'三看两照顾'（看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看突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看有没有革命干劲；照顾到家庭生活状况和原工资水平），表现好的还可以上升，对还不够的（即达不到原来工资收入数--编者注）个别教师，必须由大队管委会做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如仍无好的表现，对工分可重新评议，做出合理的决定。"这里的"个别教师"显然是指徐教师而言。今天我们对其中"如仍无好的表现，对工分可重新评议，做出合理的决定"的理解，根据句意看，有两种解释，一是通过思想工作，徐教师"表现"转变好了，重新评议后增加工分；一是思想工作没起到作用，徐教师又不肯接受议定的结果，那就要进行"重新评议"再确定。怎样"重新评议"，材料中没有说明，至于什么叫"合理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合理与否，话语权只能是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说了算。

第三，选择洪幕小学作"改革"试点也是经过反复考量的。当时的洪幕大队是省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又地处一个国营铁矿旁，生产大队的集体副业收入很高，所以农民的工分值相对很高。至于能否达到每个工一块钱，笔者有所怀疑，因为当时本地大多数农村生产队每个工值普遍在3毛钱左右。慎重起见，笔者曾询问教师中的知情者及当地农民，他们告诉我，这个工值肯定不是当时农民的实际收入，可能是根据全大队整体集体收入情况专门为那次"改革"设定的。他们还进一步告诉我，把每个工值设定为一块钱，一是当时洪幕大队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即地处国营矿区有丰富的副业收入，得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那次"改革"是把公办教师的国发工资按月或者按年拨发给大队，再由大队按计工分的形式转发给5位老师。说得再直接一些，是在5位老师中进行一次"拉高补低"式的重新分配。所以，一个当年的知情者直接告诉笔者，那个"改革"是瞎胡闹，目的是为了整那个徐老师。

总之，大队在集体经济中多付出的只是"拉高补低"后补偿的那部分钱，具体到5名教师，吕、万俩老师共年增资146元，徐老师年减资91元，两者相抵，大队集体经济只额外负担55元（不含孙老师的增资）。由此可知，这样的"改革"凸显了一种政治意义，但对具体教师群体而言，则含有"剜肉补疮"的痛楚。

另外，除了工资制改为工分制，还有口粮标准和柴草分配的问题。根据这份档案文字，教师本人的口粮标准按单身汉社员的标准配给，家庭成员按社员平均口粮数配给；柴草是按照下放"知青"的办法处理。具体数字，档案文字中没有详说。对教师的各种福利，如病事假、公费医疗、年老退休、搭伙费、旅车费、补助费等问题，都有一些笼统的说明。档案资料最后有这样一句话："这部分的款项由国家负担解决。"实际上福利这一块仍然保持原有的待遇不变。

再识"文革"话语

档案材料的最后一节标题是："民办公助"好，毛泽东思想指航道。这又是一段典型的"文革语"，不妨抄录如下：

通过这段时间的"民办公助"实践，告诉我们，要搞好教育革命中的"民办公助"，首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一个"权"字教育，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抓思想领域中的斗争，及时地解决几种人的活思想，逐步地提高思想认识，端正搞好"民办公助"的态度；二是抓纲，狠抓革命大批判，批深批透刘贼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三发动，我们遵循毛主席教导，举办了多次三种人的学习班和老贫农座谈会，有事就和贫下中农协商，什么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四落实，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落实党的"九大"精神；五体现，通过"民办公助"要体现出能够促使教师的思想革命化，在缩小贫下中农和教师之间、公办与民办之间差别的基础上，还要体现出国家、贫下中农、教师三满意。

"文革"中，"典型引路"是革命工作习惯套路，凡典型必是"正确"的，一定要"坚决支持拥护"。写这篇小文前，我曾向几名知情的老教师询问当年详情（当年那5名教师中吕、张、孙已去世，另2人早调离无法联系），他们都说这项"改革"是"换汤不换药"的乱折腾，徐教师少算的那些工资额后来都补发了。另外，当时铜井公社其它学校也曾仿效洪幕小学做法，终因遇到种种矛盾而不了了之。最主要原因是"改革"缺乏合理性。当时全公社的公办教师对那次"民办公助"的做法在内心都有抵触情绪，背后的抱怨、议论、担心普遍存在，尤其抱怨领导赶时髦树典型，但所有人表面上都"坚决拥护"。事后看，很荒唐。"文革"混乱时期，全国上下都在追求"革命"的彻底性，只要冠以"革命"名义，事情做错了，经过领导解释仍可以保持"正确"，在此背景下，出现把荒唐当作改革的事也就不奇怪了。

提供1969年总结稿档案2张照片

*旧档案，洪幕小学照片之一

*旧档案，洪幕小学照片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