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1868年 37岁 男

Q省某地核试验某研究室主任

少年布尔什维克――一辈子全交给大西北了――我们是凭着赤胆忠心和一双手造出的第一颗原子弹――比原子弹更猛烈的“文革”灾难降临――工作手册被窃而引起的厄运――被运煤火车押解到山沟里――背着创痛依然想干出点事来

我有一个要求，请你不要把我的经历，当作一个猎奇的故事。我不愿意，以我遭受的坎坷、不幸和苦痛，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渴望人们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成长和创伤，不仅属于我个人，大致也代表我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造出原子弹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神秘。不是几个尖端科学家在屋里想出来的。当然，要有科学家们提出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但要把它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制造出来，需要许许多多人的献身拼搏，艰苦创业，反复实验，来把它最终实现。这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技术工人、战士，还有组织者们用脑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创造出来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是在基地第一线搞攻关、搞科研和实验工作的。基地设在大西北，一想到金银滩的大草原，一望无际，那时真是难以描述的荒凉和艰苦啊!

我出身书香门第，中学时代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进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到苏联进修――我不谈技术方面的东西，太复杂，你也很难写清楚，只谈命运吧――六O年初，组织上对我说，有个极其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派你去。这就是搞原子弹。原先我们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技术，五九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没希望了，就决定自己干。自己干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这么高精尖的东西。任务压给二机部，后来叫核工业部。这任务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内部代号叫596。是指五九年六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这日期。把这日子作为任务代号，就是激励大家争口气，不依赖任何人，别人造得出来，我们自己也非造出来不可。最初，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年纪的科研人员参加进来，仅仅有几个，都是严格挑选，政治和业务很可靠的。这是组织上的绝对信任，自己当然也有种光荣感了，而光荣感化作一种激情，灼热地填满我年轻的胸膛。

脚踏金银滩，满目荒凉。这里原是老藏民族耗牛的地方。牧草很丰盛，草原上还有野花和鲜美的蘑菇，但除去这些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路，没有房子，没有树，只有太阳、月亮、大风、霜雪和酷冷。对了，还有狼。人们像开荒那样，最初都住在帐篷里，天天夜里听风吼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过气，胸膛憋得像灌满砂子；干活很容易累，喉咙像塞了塞子。气压低得馒头都蒸不熟。这里一铁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盒火柴都得从很远处运来，又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缺乏，运输也跟不上。生活决谈不上半点特殊化，材料仪器都是缺这少那。多难！但我们站在这三千米高原上，满怀豪情，决心就在这儿把显示中国人志气的蘑菇云升起来。当时我们最爱说一句话，叫做“空气动力学”。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借用过来的意思是把“气”作为“动力”。我们肚子憋一口气，就是动力。国家强盛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虽然身在茫茫金银滩，两手空空，连一个原子弹零件也没有。反正一来到这里，一辈子就交给它了。当时我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讥笑我们是“虞诚的一代”，“驯服的一代”，可我们当时活得那么充实！

来到草原，我们马上投入紧张工作。先是做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材料，代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么样，与指标符不符合，其它动作过程也完全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我领导一个组，都是实验科研人员。每次试验都要花费巨额的钱，测量数据出不来就白实验了，所以工作责任大，价值很高，一点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须全神贯注，全心贯注。我常对大家说，实验用的电缆是我们的生命线，真把原于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基础工作扎实，任何细节都一丝不苟，这是中国原子弹为什么这么快就试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缩小尺寸的模型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复成功，当年就做全尺寸的爆轰试验，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于弹l：l，一样大，除了装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子弹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关系重大叼，不成功就谈不上下边的核试验，它的成败紧紧抓住整个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们更是紧张，住在基地分厂的工号里做准备，我负责实验测量，一连几天几夜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要做模拟操作，我们叫“预演”，生怕正式“开场演出”时出差错。半点差错就全报废！那几天，我时时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这次试验效果非常好。试验一完，我就赶紧把记录的相片底片，用车送回厂部，马上冲洗出来，接着捏着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进总指挥部。领导们都在那里等着呢。有总指挥，还有从北京赶来的负责人。当我急匆匆进屋时，满屋领导都一声不响，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静极了。我好像也听见他们的心跳声，我举起底片绘大家看，说：“试验成功了!”大家顿时欢呼、鼓掌、拥抱，然后喝酒，互相祝贺。这是我永记在心的场面呀！总指挥叫我快睡觉去。他知道我们自来到草原，很少睡个好觉。谁知我躺下来反而阖不上限，太激动了，可是不知不觉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个觉。我睡觉从来都有梦，但这个觉竟然没梦，一个“真空”的觉，好像整整睡了一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积下的辛劳，一次成功就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动手搞正式的核试验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热的天气里人我们带着全套测试仪器到达戈壁滩。无边无涯的戈壁滩上，太阳晒得看不见一滴水，鸟儿也热得飞不起来，贴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转。可是那里已经造起一座高高的铁塔，这就是第一个核试验塔。我们在铁塔上安装仪器，又在距离铁塔不远的测试工号里装仪器，中间用一根根电缆相连。一旦核爆炸，电缆就断了，塔上的仪器就要全部炸毁，全部最有价值的数据都保留在测试工号的仪器里，万一仪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数据就全丢了，那将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天大的责任压在我们肩上。测试工号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坚固的水泥墙保护，炸不坏的。可白天里边奇热，夜里冰冷。睡觉？我们只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打个腕儿，接着干。那些天，我们真是把“自己是谁”都忘了。自己就是仪器，就是原子弹吧!

我们基地总指挥也来到核试验场。这位总指挥原先是位将军，身材魁梧，他原先对原子技术并不懂，但领导有方，很有大将风度。他参加过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体贴大伙，刚到金银滩时，他和我们同住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后来造了房子但还不够，就叫我们先搬进去，他依旧住在帐篷里。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住在好地方。和现在很多领导真是两样了。十月十五日，一切安装好，开始撤离。我们撤退到几十公里以外没有辐射的地方，我们的将军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因为还要有专门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复检查过的，万一失手就会大祸临头，插好后还要仔细检查。那时已经不能用电，电锑停了，只能爬上去。总指挥和其他几位领导一直在塔下盯着这些最后的程序。我当晚在几十公里外打电话绘总指挥，他还在塔下接我电话呢。那时，整个队伍由上到下就是这种素质。

我们等着中央的命令。参试人员聚集在安全地带，朝着铁塔方向看。看不见塔影，只有空阔的大地和无穷的蓝天，我们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给这无比宁静的天地之间了。

北京的命令下来，点火！10，9，8，7，6，5，4，3，2，l，直到0。怎么还不见动?一瞬间，紧张得心蹦上来，卡在喉咙里：失败了？若是一败，说不定就要从头干起。正想着，刹时间一朵无比巨大的、鲜花一样的大蘑菇云升天而起。原来我们离得太远，“零时”的闪光没注意到，但我们终于看到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云向蓝天翻涌而起。我们喊呀，叫呀，跳呀，宣叫得嗓子哑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儿摔在地上，起来再跳。我笑得哭了，直抹泪。那时泪也是甜的……这场面你肯定在电影或照片上看见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给我们用自己双手干出来了！跟着是大庆祝，北京出了号外。如果你在现场，身在其中参加这工作，你也会体会它的来之不易，体味我们当时那种作为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虚张声势，自豪是自己干出来的。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云，是千千万万人赤胆忠心、成年累月、实实在在工作的结果。大家想的都是国家强盛，没人想到嫌钱发财，或为了升级、职称、住房，打破了头。我是亲身参加者，我接触到无数无名英雄，无论高技术工人、科研人员、组织者们，还是那些从事找矿、开采、浓缩、提炼、加工、制造的人，都把青春年岁贡献给了这事业。还有防化兵们，他们必须在爆炸后冲进现场取回样品，供给我们研究爆炸效果。他们的防护服里装着多少斤汗水呀。这样，到了“文革”前，我们基地已经像一座小城镇了。百货公司、电影院、医院、学校、托儿所、银行等等应有尽有，事业真是充满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是在这次核试验之前结婚的，爱人也来到基地，好像没经过什么选择，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这儿了。

六六年突然间“文革”一来，就像在我们基地扔下了一颗意外的、人为的、政治的原子弹，全乱了。虽然这年十一月间我还在核试验场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转年氢弹又给我们搞出来，可氢弹的基础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氢弹时，我还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氢弹出来后我就受冲击了。有人问我搞原子弹试验的地方绝对保密，也搞“文革”吗?怎么不搞？当时不是说“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派，就斗”吗?斗得一样凶。我们基地上也是两大派，原来的领导靠边站，新来的人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武斗打得更凶。六八年搞起清队，什么“事出有因”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呀、“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呀、“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呀，有点家庭历史问题的人受罪了，像我这样没问题的也要想法弄出问题来。有人硬给我总结出“四个第一”，说我的“四个第一”是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相对抗。哪个第一针对哪个第一现在也记不准了。好像是说我用“业务第一”对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严格抓试验质量是用“质量第一”对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来记不住这些话。先是要我低头接受大会批斗，接着就抄家，翻箱倒柜，受尽了辱骂和训斥。我想冲击这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吧。我家庭历史清楚，少年时期就参加地下党，说我“当权派”至多不过是个技术研究室负责人。不过一时靠边站，少说话或干脆不说话就会过去吧。我罩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么事?

没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这里很乱，大部分人阔着没事，写大字报，搞运动。总指挥他们都被揪出来，常挨斗。试验工作没入关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运动快告一段落，好继续工作，可愈等愈没完。忽然上边说基地目标太大，不安全，搞内迁，东西全要装箱。这时候厂里很乱，许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听说要搬迁，想趁机捞点小东西，弄点小油水，把分厂研究室里的一个书桌撬了，里边有本没用完的工作手册被偷去。一下子，祸从天降，存人向北京报告说基地丢失绝密材料。上边立即派了两个大人物来，一个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一个是海军的“首长”，还带来一帮人。这架势真是非同小可。他们一心想搞出个大案，把这里说成是“小台湾”，好震动全国，掀动大浪，否牢过去的一切，来推动全国的“文革”运动。这两个人被称做“中央首长”，拿着尚方宝剑，说这工作手册是特务偷的，盗窃我国核试验机密情报，到处抓人，随便枪毙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吓人呀!逼供信，有人自杀了，这两位“中央首长”却把自杀说成他杀，说杀人的准是特务，再抓杀人的特务，又抓特务后边的特务，抓了许多无辜的人。全体科研人员全给集中起来往，搞互相揭发，乱成一团。这时火车也开不进来了，大草原仿佛回到远古野蛮厮杀的时代。

我们研究室抓出一个人。说他小时候去过香港，还有个亲戚在香港。为什么他从香港回国呢?好，这就抓住了，从香港派来偷窃情报的特务！二位“中央首长”带来一大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