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达人：“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

众所周知，“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后期分成九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粉碎“四人帮”后，有两个小组被称为“尖刀班”。可能由于这两个小组出手的文章比较多，加上“态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斗，吃了较大的苦头。我便是其中一个“尖刀班”的班长。我们这个“尖刀班”最后仅三人：陈先达、何芳川和我。据统计，从中共十大以后到1976年10月，“梁效”共发表了181篇文章。当时的重点文章很多出自我们小组之手。我本人参与撰写的文章共34篇，其中已公开发表的28篇。

一、奉命撰写《孔丘其人》

为了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1973年10月，由迟群、谢静宜牵头，北大、清华成立了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到1974年初，《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完成后，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之事告一段落。为配合《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发表，“梁效”准备写些大批判文章，由此材料小组转变成写作组。我们所写的第一篇综合性的批判文章，是发表在《红旗》1974年第2期上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此文发表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北京周报》也将它译成多种外文发行。参与写作这篇文章的有我、钟成勋、朱耀庭、杨克明和钱逊，由我执笔写成。

我们撰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是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和讲话精神进行的。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中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同月17日，毛泽东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自己写的两首诗。一首是《读〈封建论〉――呈郭老》。另一首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又指出：“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都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都主张厚古薄今。”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上述内容，1974年在“梁效”内部均作过传达，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孔丘其人》一文是粉碎“四人帮”后受到重点审查的文章之一。人们认为它是影射史学的代表作，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该文的写作经过如下：

1974年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11时左右，李家宽（“梁效”党支部书记，负责人）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对我说：“上面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孔子其人》（后改为《孔丘其人》）。这个题目有来头，气魄大，可能是主席出的题目。文章要全面介绍孔丘其人，要写他稍一得势就杀少正卯，要写他到处碰壁。3月8日前发表。这篇文章由你们小组写。”当时，王世敏（“梁效”党支部副书记）在场。我回到组内，即向何芳川、朱耀庭、卢振义、张学政传达了李家宽的要求。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决定集体凑写，由我执笔。我们开了三四个夜车，终于写出一稿。李家宽和王世敏对初稿基本满意，李认为写得不错，开头和结尾均有气势。李要我们向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念一遍初稿。大家听了后提了一些意见。李家宽指定杨克明和汤一介两人再与原写作小组一起修改一遍。修改后我们将铅印送审稿交李家宽，李再送迟群、谢静宜。次日，李传达说：“迟群认为根本不行，谢静宜说差得远呢。”他们的批评像一盆冷水泼将下来，使我们很扫兴。我们小组只得继续修改。李家宽、王世敏与我们讨论了一次。王世敏认为写孔丘其人应概括孔子的几个特点。我们根据王的意见在文中列出五个小标题，又打印出一稿，发到各组征求意见。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李家宽又下达两条指示：“一、写一段孔丘压迫妇女的情况；二、要通俗易懂，不要超过三四千字。”也就在此时，江青通过迟群催稿。她说：“我叫你们写篇孔子其人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来，我就叫别人写了。”3月10日左右，迟群又找写作小组谈了一次。他先逐一询问我们的姓名和原来的工作，然后，要求查一下孔丘父亲的名字，写入正文。他还说，看过修改后再提意见。隔了两三天，迟群对李家宽说，他对修改稿的意见已经对叶朗谈过了。原来，一天晚饭后，迟群在叶朗房间内，看到叶对《孔丘其人》打印稿批了很多意见，甚为欣赏。迟群认为，文章平得厉害。此刻，我已感到无能为力。何芳川却说：“我来动一下，单独改一遍。”何的修改稿稍有改进，但仍未达到要求。李家宽鉴于单靠写作组人马，难以完成任务，便调动大批判组各组力量进行改写或另写。一天，在会客室内，各小组宣读改写或另写的稿子。李家宽比较欣赏叶朗、杨克明小组的稿子，认为改得较好，有新意。我提出以叶朗、杨克明小组的稿子为基础再去加工。杨克明等同志怕挫伤我们小组同志的积极性，建议仍由原写作小组继续修改。最后，李家宽决定除原写作小组范达人、何芳川、朱耀庭三人外，再加叶朗和张德两人，综合各组成果，特别吸收叶朗、杨克明小组的成果，写出一稿来。新的一稿，李家宽看后表示满意，铅印后送迟、谢。他们亦认为基本可以。迟群通过他的秘书庄昂告诉我两点意见：在“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一段后面，有点概括为好；另将第四部分“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三不会用兵打仗”中“三不会用兵打仗”删去。我们按照迟群的意见作了改动。大约在3月20日左右，此文终于印成送审稿。李家宽除通过迟、谢上报外，特派我将稿件送《红旗》征求意见。他还给《红旗》负责人写了信。江青收到送审稿后，批给姚文元，姚立即通知《红旗》采用。《红旗》编辑黄达强告诉我：姚文元认为文章写得比较生动，决定在1974年《红旗》第4期上发表。《人民日报》随后转载了这篇文章。李家宽表示不悦，他说怎么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三版上？《孔丘其人》发表后不久，迟群秘书庄昂在大批判组所在地北招待所前对我说：“《孔丘其人》写得真妙，孔丘参加政变那部分，正好合上李德生。”又一天，在大批判组会客室召开的一次会上，当谈到《孔丘其人》一文的反映时，迟群说：“你看像谁就像谁。”同年6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说：“我叫迟群组织写一篇《孔丘其人》的文章，文章写得生龙活虎，但有一点缺点，外国人看了说‘没有引孔丘的原文’。”

说，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从内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骂他是“大恶霸”。1974年2月间，江青叫陈亚丁到她那里开会，她说：“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理。”会一开完，总政就贴出了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李德生”。这事传到了“梁效”大批判组。在此影响下，我们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个“凶狠残暴的大恶霸”的小标题，影射李德生。这是实情。

《孔丘其人》一文发表后，我们参与写作的人方得以松口气，稍事休息、调整。一天，我到21楼历史系教师宿舍去聊天，在郝斌房间内坐了一会儿，突然感到浑身不舒服，随即躺下，呈轻度休克状。郝斌问我怎么啦？怎么办？我使尽力气请他打电话告诉写作组。后来，李家宽派了辆汽车将我接回驻地。这次休克并非什么病症引起，而是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写《孔丘其人》的结果。在家休息二三天后，我又回到了写作组。当时，我的工作劲头很大，曾说过“我们不能在这儿吃干饭”。这句话一度成了我的“名言”，后来则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二、批儒评法

继《孔丘其人》之后，“梁效”所写的较为重要的文章是《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这是一篇《红旗》杂志的特约稿件。

1974年4月初，《红旗》编辑部的邵铁真同志打电话给我，约我们写一篇读《盐铁论》的文章。我将此事向李家宽作了汇报，李把这一写作任务交给了我们小组。由于何芳川和我过去是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的，不太熟悉中国古代史，于是我们便先把《盐铁论》原文找来仔细阅读，然后按照自己的构想，讨论出一个提纲。我们的主导思想是批判贤良、文学们所鼓吹的复辟倒退，肯定桑弘羊的革新进步，将两者之间的斗争说成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大约在4月5日左右，我们写作小组四人（我、钟成勋、何芳川、朱耀庭）到《红旗》杂志社与邵铁真、何望贤商量如何撰写此文。邵是《红旗》的老编辑，何则刚从湖南调来。邵提出两点要求：一、强调中央集权。他说毛主席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措施，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二、批匈奴，影射苏修。关于霍光问题，我们提出，这个人物是儒家还是法家，看法有分歧，不好写。邵说，不好写，暂时避开也行，或者按你们的意见写上也可以。邵还给我们念了江青于1974年初对宣传口负责人关于儒法斗争史的讲话。

我们小组返回驻地后，就分头起草。由于我当时健康状况欠佳，商定由何芳川起草开头和第一部分，钟成勋起草抗击匈奴部分。何芳川在草稿中把霍光写成儒家。我记得他当时的根据是：一、《汉书》一个传内说霍光是支持召开盐铁会议的；二、桑弘羊是被霍光杀害的，他们是对立面；三、汉宣帝是法家，他视霍光“如芒在背”。我们在通稿时同意何的意见。文章初稿约于4月15日左右送到《红旗》。一两天后，邵铁真和何望贤又找我们谈了一次，他们认为初稿不太理想，要改写，并且对第一、二部分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还要求增加第三部分，谈谈儒法两家思想、路线方面的对立。我改写了第一段中关于批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部分。何芳川增写了第三部分。我们四人集体通稿一遍后，将定稿送到《红旗》，《红旗》认为可以，略作了一些修改。关于霍光的一些提法便是《红旗》加上的，如“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霍光大权到手，很快就纠集一个山头”。此文发表在《红旗》1974年第5期上，受到了江青的称赞。

《论商鞅》一文由何芳川、钟成勋两人同时起草第一部分，朱耀庭起草第二部分，我起草第三部分。在写作过程中，《红旗》曾要求我们查查苏修攻击商鞅的材料并可以有针对性地批判几句。5月中旬，文章初稿写成，经李家宽、王世敏、宋柏年审阅后送《红旗》。余征认为写得一般，理论分析不够，我们又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此文发表在《红旗》1974年第6期上。

宣扬法家的文章还有一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这篇文章也出自我们写作小组之手。后来，有人批判此文名为颂扬武则天，实则吹捧江青。1974年6月底，当我从天津返回北京时，何芳川立即告诉我，各组都在写法家人物的文章。我们决定按原计划，介绍和评论唐朝女皇、法家武则天。何芳川已开始阅读有关唐史的资料。由于我对唐史所知甚少且又比组内同志晚看了几天，所以我们商定，由我起草开头和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和谈谈当时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何芳川起草斗争内容和局限性，即第二、三部分。文章写成后，我们两人通了一遍稿，由我执笔。题目定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初稿打印后，曾拿到大批判组范围内讨论过一次，杨克明等人认为此文写得一般，陈先达不同意文中“阶段性转折”的提法。按照大家的意见，我们又进行了修改。最后，李家宽将文章题目改为《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经迟群审稿后送到《北京大学学报》和《教育革命通讯》发表。这篇文章仓促而成，质量不高。李家宽曾专门拿来一篇清华大学幼儿园老师写的文章，题为《谈谈对武则天的几点看法》，说我们的文章还不如她们写得好。后来，清华大学幼儿园老师的那篇文章与我们的文章同时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上。

在我们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江青曾在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讲到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