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回忆文革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任命我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组成新市委。《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公布了这一任命。从此我被深深地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中。

虽然当时我们对许多事情不能理解，但还是遵循着党内一贯的老传统，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各项决定。从我到北京市工作至我被罢官前后两个月时间，毛主席说我犯了50天的路线错误。在此期间中央日常工作一度由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那时中央大多数负责同志对突如其来的混乱局势都主张要采取措施加以稳定。北京市首当其冲，向各大专院校派去工作组，市委因此被定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这个时期，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少数人外，中央的负责同志并不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因而只是按照北京市的状况指导工作，力求稳定大局，把运动引导到党的领导之下。我所犯的所谓50天的路线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波澜，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蕴育之中。

一、刘少奇“6．20”批示

6月1日以后，北京的大字报多极了，铺天盖地。我们没有时间看，让秘书分头去看，他们也看不过来，也看不完。我们完全是仓促上阵，对聂元梓反对彭真的由来不甚了了，对北京各大学、中学的情况也不甚了解。当时中央已对彭真的问题定了性，彭真、刘仁同志都住在家里，已停止工作。在中央讨论北京市委书记处名单时，我对彭、刘既没有讲好话，也没有讲坏话。中央决定在北京新市委中保留原来的三位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

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错误的舆论，意思是新市委领导属于“保皇派”，说我们放手不够，因而北京市“保皇派”的势力很大，大字报中“保”的内容多。我向中央汇报是如实汇报客观情况。当时大字报的内容确实不像后来那么上纲上线，因为共产党17年来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得到群众的拥护，很多群众对“文革”不理解，因此“揭露”性的大字报较少。但是毛主席却认定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派我去的任务是揭开盖子，反“旧市委”。我们也只能照此对前市委，特别是市委主要领导进行批判。成立新市委，群众敲锣打鼓欢迎，庆祝。但我心里明白，我想党中央在考验我能否执行中央方针，能否打开局面。我不了解情况，对许多问题不理解，看到形势的发展是跳动的，根本跟不上。

为什么叫“旧市委”？因为《人民日报》公布成立新市委，因而人们称原来的市委为“旧市委”。这种说法如同叫国民党的政权为旧政权一样，因此原市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此很有意见。

中央每次开会都是要求放手、更放手。我们在华北局也是这样传达、布置。会上“保守”的倾向比较大，怎么突破这一关？怎么跟得上毛主席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大家共同点，都认为毛主席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比历次运动都猛。安子文讲：“三反”就很厉害，那时毛主席在怀仁堂讲，“国共合作，现在是真正的国共合作”（他的意思是指共产党向国民党学习腐化）。当时限期两天之内发动群众，如发动不起来统统撤职。什么叫发动群众？就是让群众骂你。安子文说，那时，只怕人家不骂你。这实际是为保官而斗争。第一炮打官僚主义，炮打司令部，朝我来。有男女关系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或者用私人、家属来了找工作等等，从小事开始。经历了这么多次运动，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文革”来得这么猛。

放手发动群众，放手也不容易。怎么个放法？放给谁？谁是群众？只能一步一步做。很难，很难。

6月1日到10日是宣传阶段。10日参加杭州会议回来之后觉得，毛主席虽然态度不那么明确，中央也不那么痛快，但是胆子要大，还是要干嘛！每天做说服工作：不要怕，准备垮台。王任重当时主持中南局的工作，他的思想和我们一样，但是他离中央远，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曾提议起草《五一六通知》，因而到12月份才垮台，被解除工作。

6月3日上午11时，中央在少奇同志家召开会。少奇主持，小平讲话，总理在，参加会议的有陈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财贸口）、陶鲁笳（农村口）、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汪东兴、陶铸，我和郭影秋代表北京市参加。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讨论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大。因为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我就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表示很高兴，对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污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制定出八条之后，我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

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

我说：“还得准备，先分开讲。今天晚上开第一次会，包括机关干部；第二次包括学校，分开讲。工作几天再看看情况。”

他说：“好。”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6月6日北京新市委宣布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6月15日，北京新市委和共青团中央决定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6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决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这篇社论无疑给北大的学生点了一把火，因为学生们认为陆平的问题比匡亚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点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斗争过。由于陆平等领导被工作组隔离，他们找不到，于是他们就斗那些能找到的人。

6月18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全体工作队队员都到教学区开会，学生们独自在学生宿舍区学习、开会。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利用工作组不在期间，在学生宿舍区先后斗了40多名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员干部和两名学生干部（其中一名是西语系学生团支部书记吴然，他是烈士子弟、原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的养子）。以一、二年级的学生为主，在39楼设了“斗鬼台”，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脸上，拿厕所的纸篓作成高帽子戴在被斗人头上，罚跪，少数人还扭打被斗者。事件发生后，其他同学赶快报告工作组，有的高年级的同学挺身而出制止：“说理斗争不要打人”。工作组领导小组张承先等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闻讯后赶赴现场，讲话制止。11时以后，情况缓和下来。

工作组认为，这次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下午1时召开各系工作组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事件，提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聂元梓大字报公布之后，北大校园即出现过打人的现象），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强革命警惕性。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要求19、20、21日连续3天组织讨论、对照、检讨。

当晚10时，工作组主持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广播讲话，主要讲了工作组要坚决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批评了乱批、乱斗干部的做法是违反党的政策，指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揭露了当场被抓住的几个坏人的情况。并要求全体师生员工组织讨论。工作组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批准，等等。

当夜北大工作组给中央写了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报报告了事件的经过和他们处理的情况。报告认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并说：“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到自己身上，乘机表现自己，假装积极，抓‘替死鬼’，乱打乱斗；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并报告了他们已采取的四项措施。当天张承先向我汇报了情况，我也同意上述简报的内容。

6月19日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份简报，加上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这个简报于20日下发。刘少奇认为牛鬼蛇神出动了，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

当时，我们处理的事情太多，隔了一两天，大约是21日、22日我看到刘少奇对北大工作组简报的批示，才知道中央转发了这份简报。当然，我们贯彻了中央的指示，6月下旬，让北大以及工交系统的工作组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我们派马力（新市委秘书长）到清华去看蒯大富，那时清华工作组正在斗蒯大富。

二、我的6月23日讲话

6月23日我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毛主席讲过“一个游鱼三个浪”的话。我解释：不要把这件事（指“6．18”事件）看得那么重，但大体还是按照刘少奇意见讲的，只是把语气变了一下。说：现在形势大好，“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出台了。”反革命拦腰一截，把我们的运动截了一下。有反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抓起来不就完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由此而来的是下面运动中开始“抓游鱼”。当时讲话时，还以为这是发动群众的一种办法。

在6月23日讲话中，我还提出恢复党团组织活动，因为我认为北京市的党员、团员，党组织、团组织，大多数是好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有的过去就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有的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是在“三家村”和它的根子被揭露以后，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投入了战斗；有的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他们在党和群众的教育、帮助下，许多人正在同错误彻底决裂，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们的共青团是党的忠实的得力助手。我们的党员、团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是革命的。6月30日《北京日报》根据我讲话的精神发表了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

后来批斗我，给我罗织的两大罪状，第一是参与制定“八条”，第二即是“6．23”讲话，“抓游鱼”。

运动来得猛，情况复杂。我们难以了解全面情况，又没有思想准备，就是每天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一天累得要命。但6月份对我的冲击还不大。机关里的大字报渐渐多了，我也没有多看，因为实在顾不上。后来这也是一条罪状：不看大字报，不上“前线”。

新市委成立之初，有同志提出，北京市郊区“四清”搞得不彻底，需要总结经验，秋后进行“四清”复查。于是集中了8000名农村“四清”工作队队员召开北京市“四清”干部会议，会址在西苑旅社。会议一开始，几个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就派人到队员驻地串联、煽风点火，要求揪斗“四清”工作团的领导干部，即原各区县局领导同志。他们指责和批判“四清”干部会的领导小组同志，说会议开得冷冷清清，不批不斗，包庇黑帮，镇压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