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红卫兵大串联北京接待记

(一)

1966年8月文革势头迅速升温，毛泽东等领导人号召革命师生进行“串联”，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希望以此打开运动的僵局，通过外力迫使领导层分化并抉择。来京串连的决定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刹时间热情高涨的外省市高校师生纷纷涌向首都。据仓促成立的北京市委外地师生接待处粗略估计，从8月12日至16日留京人数高达13万人，8月29日达到30万人，而且来京人数越来越多，离京的人数反而见少。几十万人员突然来京，接待单位毫无准备，仓皇失措，在安排饮食、住宿方面均发生很大困难。

8月30日北京市服务管理局向上级报告说，外地革命师生来势很猛，短短半个月内已出现两次来京高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吃饭解决不了。报告中称，8月27、28、29日三天，每天都有大批外地师生吃饭没有得到妥善安排，有的师生一天只吃了一顿饭，更多的人到饭馆排队买饭，给饮食业门市供应增加了很大压力，普遍发生食品脱销、等候时间长等现象。在北京大学和北京站、永定门车站等地区，吃饭要等候2-3小时，外地师生意见很大，急切要求立即解决。

与三年困难时期相比，1966年北京面向常住居民的副食品供应已经大大改善，趋于正常应对水平。但是要突然供应额外30万人的吃喝问题，确实给整座城市的食品生产供应带来严峻的挑战（市委报告语）。由于供应能力严重不足，饮食行业除了应付本身门市业务外，全市每天能够挤出食品10至12万斤，只能解决12万人的吃饭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外地师生30万人的饮食要求。而且供应外地师生只能是馒头、火烧、面包、饼干等干食品，流质食品和蔬菜根本无法提供。（见1966年8月30日市服务管理局致市财办《关于外省市革命师生来京后吃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意见》

报告中还表示，饮食业供应外地师生的食品大部分是职工们加班加点赶制的，大部分职工工时超过了12个小时，有的长达15至16个小时，对此不少职工向单位领导提出抗议。崇文大通小吃店、宣武南来顺等户职工承受不了疲累，明确提出要求8小时工作。宣武国营清真食堂职工要求一礼拜休息一天，甚至在食堂门口贴出“星期日停业休息”的通知书。

1966年9月初，为应付全市性的接待难题，很快筹建“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其实还是以“市委接待处生活组”班子运作，由市副食品局、服务局、粮食局、供销社、卫生局五个局人员组成。原来指定在饮食业领导工作经验丰富的金映光挂帅，没想到文革运动一深入，金映光却按照群众组织的要求，被停职反省。接待部门一下子陷入无人领导的境地，这样繁杂的行政事务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办，新市委无奈之下只得焦急地从市级机关来回扒拉，欲找出一个或几个革命性强、具备超强解决能力的专人来主事。

新市委几次发文强调：“我们首都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努力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交给我们的这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千方百计地做好对外地革命师生的接待工作。”在那样风云激荡、管理逐渐失控的年月，解决全市性的吃喝拉撒的琐碎问题，非得有一批才干特殊、意志坚韧、高度协调的人物才能搞定，不是简单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解决。在文革前半期，北京经常举行超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譬如数百万红卫兵被接见、大型国庆游行、百万群众上街游行表态等，其壮观景象和组织规模都令世界目瞪口呆。在这些运动开展之中已经培育成一支干练、有效的幕后团队，他们是文革运动相伴而生、吃苦耐劳的行政奇才，堪称世界官员队伍中最善于筹划做事的奇葩型人物。

(二)

在短时间内怎么解决几十万人的食宿问题？严峻地摆在北京新市委及财贸部门面前，中央高层贸然地决定串连，却不会多考虑其间操作的困难程度。由于上接旨意，北京各级领导就意识到此事必须做好，不能因处理不慎而酝成外地师生的民愤。所以市委多次谨慎地告诫：“解决好外地来京师生吃饭，是一个政治问题，弄不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失。”

北京市一开始就确定一个属地管理原则，即外地革命师生住宿在哪个区，即由所在区负责供应伙食；临时搭棚住宿的，统建新住宅房住宿的，以及火车站、参观接待人数集中的地区，也都由所在区组织伙食供应工作。同时实行定点“五包”，指定人员聚集较多的居住点所负责的承包单位，譬如，东城区除继续负责供应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和咸菜外，还要担负新中街居住点的全部接待责任；朝阳区，担负左家庄、农业展览馆两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责任；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和咸菜除由东城区负责外，其余各项也由朝阳区负责；西城区负责地质学校、北京展览馆、建筑学校三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工作；海淀区，负责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居住点的主食调剂，该居住点的其余各项，均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为协助各区的领导和管理，在以上各居住点工作的市接待处干部，仍留守原岗位，或由各区调配，市接待处不予抽回。（见1966年9月20日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关于明确若干居住点“五包”责任的通知》）

仅仅依靠饮食、食品业是无法解决30万大军的日常供应，市委接待处建议市委指示本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内部职工食堂和街道居民食堂，立即行动起来，接收一部分外地师生入伙或供应主食品。具体规定如下：各接待单位负责安排好住在本单位的外地革命师生的伙食供应，动员炊事力量，尽量吸收外地革命师生在本单位食堂入伙。没有食堂或食堂做不了的，应负责与附近单位的职工食堂、街道居民食堂或饭馆、食品店联系挂钩，就近供应伙食。同时，没有住宿外地革命师生的单位，要积极组织炊事力量，充分利用炊事设备，积极吸收外地师生入伙，或组织代加工饭菜食品。外地革命师生需要外出参观、参加集会时，应从原伙食供应单位自带干粮。（见1966年9月8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对外地革命师生伙食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这就意味着已动员中心城区所有的炊事力量为来京师生服务，虽然多是加工制作干食品和简单汤类，但日复一日，已是极为繁琐、不堪重压的任务。为了减少街面门市供应压力，满足外地师生吃饭需要，市各级组织还呼吁本市干部、工人、学生暂时不要到饭馆吃饭，以便集中力量解决急需。

1966年9月底，上级指示要组织外地师生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向世界展示红卫兵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此在国庆期间对他们的生活要作适当的照顾，决定节日生活费每人增加四角，尽量做到吃饱吃好。此条指示定义为“体现党中央、毛主席对外地革命师生的关怀”，为了落实这一精神，北京市动员广泛人力，既要翻出仓库存货，又得在几天时间内从远郊区、相邻外省紧急调集大量蛋品和水果，以保证当日参加游行时每人可携带鸡蛋三个、水果一斤。如果有的接待单位供应不及，可用饼干补充，由就近食品店、副食店准备货源。

10月下旬外地来京师生继续猛增，已经大大超出全市现有接待能力，多处供应点出现瘫痪，已有不少外地师生在露天流落、无处吃饭。北京市只能决定，本市各影院、剧场、俱乐部暂时停演，一律接待外地师生住宿，供应标准为每人一顿半斤饼干，一天一斤半饼干，如条件允许，可由饮食业供应部分火烧、馒头。很快城内影剧院人满为患，杂乱一团，集体居住人员多拿饼干充饥，颇有几分狼狈。这是许多外地师生来之前所没有想像到的，他们原本以为红色首都应是供应富裕、吃喝满足、热情高涨的城市。

(三)

1966年8月头几批外地师生来京办理食宿时，尚有较正规的手续程序。考虑到来京参加革命的急迫性和正义性，接待者多采用软性、灵活的办法，不少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带钱和粮票的师生，可以向市委接待处申请领取垫付伙食费的介绍信，然后由接待单位免费负责食宿。由于来京人数过于庞大，很多人嫌手续麻烦，申请垫付等候时间长，就干脆不办理市委接待处证明，直接到学校和饭馆要求供给吃饭。这样原先没有办理垫付伙食费的外地师生，见状深感不合理，要求退还自己已花用的伙食费。而北京本地师生看到外地师生免费吃住，也觉得不公，他们指责市委接待处没有阶级观点，审查工作不力，不分对象、出身，随意开给垫付伙食费证明。

到了9月初，鉴于手续复杂、执行前后不一造成师生的不满，在当时气势磅礴的运动高潮之时，中央高层毅然决定：“外地革命师生在京期间，吃饭自交粮票，伙食费由国家开支，在未报销前，暂由各供应单位垫付。”中央甚至还明确指定，此规定从9月6日起执行，之前自费部分可适当退费。由国家统一包干饭费，只收粮票，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垫付伙食费的混乱状况。此举既显示党和国家关怀备至的经济实力，也表明领导者不惜财力、大手大脚的办事魄力。这是文革期间领导层时常表露的阔绰作派和随意率性，上下挥霍国家财物的疯狂行为比比皆是。

北京市据此确定，外地师生在京供应标准每天折粮一斤二两，每人每天饭费不超过五角（早餐一角，午晚餐各二角）。报销的运行图如下：“各接待单位，按实际供应天数，给供货单位开收据，注明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和供应人数。各供货单位将收据转管理处，凭收据到市委接待处换信后，到区财政局报销。”（见1966年10月29日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关于各公共娱乐场所接待外地师生供应结算办法的紧急通知》）免费就餐方式也有相应的政策规定：一律凭区委接待处就餐介绍信供应，就餐天数按介绍信所列期限严格掌握，没有就餐介绍信的饭费由本人自理。垫付饭费后，由就餐师生代表按实际用餐的人数、钱数开列清单，以便结算。对没有带粮票的，凭区委接待处证明，给予垫付，每人每天不超过一斤二两。垫付后由外地革命师生开具欠条，向所在区油粮管理处结算。垫付周转粮不足时，可向油粮管理处暂借。（见1966年9月8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对外地革命师生伙食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从报销渠道可以看出，各级事业、企业单位垫付的伙食费由所在单位列支，按隶属关系分级归口，凭据结算，市、区财政局、市、区各主管口均可审核拨付。能够主持报销的部门过多，审核批准的权限过宽，造成钱财大量流失。以国家、革命名义“资助”参与者，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极为特殊的做法。市委规定，此项费用列支“其他支出”款，下设“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一项，市级各有关局及区财政局，对此项费用，按月向市财政局报表，以便拨款。垫付伙食费周转金不足时，按以上顺序，向主管口暂借。从现存开放的档案中，还无法查阅到“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实际发生的费用数目，但简单估算一下，30万人平均一天就得花费十、二十万元，再加上粗放、随意的发放方式，日积月累，这种全市规模、不加限制的流水帐数字应该是十分惊人的。但对于主政者来说，这种钱财的尽兴使用和挥霍，能够动员和保障青年群众投入运动的热情，符合文化大革命摧枯拉朽的走势，钱数大小大可忽略不计。

(四)

外地革命师生是做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热情接待的，北京市向中央的保证是“尽可能让他们吃好、睡好”。但由于完全公费供应饮食，管理松懈，随意性强，浪费现象随之大量呈现。粮食部门首先抱怨口粮浪费极为严重，社会影响不好。

由于高层确定每人每天一律供应一斤二两，不少接待单位就不分男女、年龄，一天早中晚三顿每顿都吃四两，甚至鼓励随便吃，平均每人每天吃到一斤六两。再加上制作食品质量差，北方工艺粗糙，南方来的同学大都不爱吃，随手扔掉毫不足惜。9月25日市粮食局报告说，东城区黄城根小学住有杭州、甘肃等地的学生1600多名，在六天当中就搜集霉坏变质的馒头、窝头200多斤，一零一中几天中扔掉的馒头窝头也有一大桶（约200斤）。入冬以后浪费现象愈加厉害，11月2日市粮食局报告称，光是朝阳区文革里大楼一处收集学生吃不了和扔掉的干馒头就达九千六百多斤。

由于此次接待作为政治任务布置，时间紧迫，管理手续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