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约十年前，友人送笔者一册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英文版原著《江青同志》（RoxaneWitke：ComradeChiangCh’ing，Boston?Toronto：Little，Brownand Company，1977）。当时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部经过与传主近距离接触及长达60小时谈话后完成的、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为什么在面世十多年后，在海内外都尚未有中文版？至今，匆匆又过了十年，仍然未见其中译本，这确实是很令人惋惜的。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在中国大陆，涉及到这本书及江青那一次与维特克谈话经过的所谓“实录”、“纪实文学”，如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叶永烈的《江青传》、陈东林、杜蒲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邬吉成、王凡的《红色警卫》，以及杨银禄在香港出版的《我给江青当秘书》等，内中谬误或不确之处比比皆是（即便是亲身经历者所著亦不例外），而未看过《江青同志》一书者又难以明辨真伪，有感于此，特作本文，以匡正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述的该书“序言”和第一章“邂逅”部分段落的译文，均为笔者与友人合译，虽已力求忠于原著，惟因水平所限，肯定未臻精当，请识者不吝赐教。

一、有关罗克珊・维特克

罗克珊・维特克于1972年应邀访华时，尚是一位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StateUniversityofNewYork，Binghamton）任教的青年学者。她毕业于史丹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六十年代末在台湾作研究工作，专攻中国近现代史，懂中文，能以汉语会话。1970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完成她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前，与罗伯特?林顿合著有《〈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Redflagwaves：aguideto theHung－Chipiao－piaocollection），1968年由柏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可以说，她在当时美国人数不多的中国问题学者群中虽不算大家，却也小有名气。

二、偶遇中国代表团

在《江青同志》一书的第一章“邂逅”里，维特克生动地忆及导致她1972年中国之旅的一次巧遇。

“我的中国之行取得意想不到的进展是缘于中美之间在结束持续了二十年的‘互不承认’的状态后，1971年夏天中美关系发生的戏剧性逆转”，“这种逆转来得非常迅速。秋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中国人娴熟的文化外交活动也延伸到了美国。我国民众渴望体验‘真实’的中国的愿望突然变得似乎永不满足。我与那些跑到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急着办签证的同事不一样，我没有这样做，1950年代冷战期间的成长经历使我深信，我1960年代的教学和研究课题，即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明史仍然是‘学术’方面的问题－－我并不急于亲历其中”。（P17－18，原书页码，下同）。

“捉摸不定的机遇结束了那种超然的态度，1971年深秋，我例行到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一家不太豪华的饭店－－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上用过早餐后，当我在大堂浏览《纽约时报》的时候，我被一队急速走过的人所吸引，他们穿着笔挺，目视前方，短发刚刚仔细地修剪过，穿着海蓝色的高领外衣。很明显这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达美国。这些官员临时住在14楼，我也住在同一家饭店里，但对这种神奇的巧合竟然一无所知。我还有一些时间，于是冲进电梯按下‘14’那个按纽，意识里只想着看看这些从北京来的严肃的使者与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的是否一致。他们是否在享用典型的中国北方早餐：粗糙的‘火烧’和烙饼，或许正把他们的茶壶放到饭店陈旧的电热炉上烧开水？”（P18）

“门开了，见到两名高大的警察，还有一个穿着侍者衣服的人。‘请出示证件’，一位警官要求。我照做了，‘什么事？’当时我说了一些学术方面对中国比较关注等愚蠢的话。就在那时，我看见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在门旁好奇地四处观望。我用中文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然后问他和他的同胞在一个美国城市里感觉怎样。他有些震惊，然后走开了。门后面匆匆出现一个苗条的人，穿着短袖衬衣和直筒裤。‘我姓刘’，他说话比较紧张，同时陪着我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我们坐了下来，然后他给我倒茶、递香烟，都是中国货。接着我们开始用汉语、法语和英语彬彬有礼的交谈，谈到中国外交的转变，交换留学生的可能性（当然还‘很遥远’）以及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观念和思想相互交流的可能性问题。

那次谈话是有分寸的而不承担什么义务，我们都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P18）。“当我带着刘先生悄悄提出的下次再来的邀请离开时，那个穿着侍者衣服的人跟着我进了电梯。下降过程中，他显得很精明地对我说：‘你以为我是一名侍者，但实际上我是一名侦探。不仅如此，我还是约翰?杰伊大学的学生。如果你真是你所声称的教授－－我实在怀疑－－那你能不能够批改我的关于生态学方面的学期论文？’出了电梯后我径直向街上跑去，他还不断地说着，经过了好几个充满了行人的街区后，才把他甩掉了”。（P19）

那名侦探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维特克当时虽年过三十，但长相年轻，活力十足，模样可人，实在不像一位教授，以至到中国后，张颖等人凭长相对漂亮的维特克的学识常常也带有疑问。

三、与何理良的交往

维特克接下来讲述了她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再次交往：“几个星期后我又因为另一学术活动回到纽约，那时中国代表团已经住进了一家位于西区第66街的饭店里”，“由于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我决定再次拜访他们。这次却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前前后后打了大概二十个电话。其中有一个被误接到中华民国（台湾）驻联合国的办公室（那时即将搬走），电话里传来一个狂怒的男人声音，咆哮着说，‘共匪不住这里！’”（P19）

“又拨了几个电话后，我终于接通了刘先生的一位同事何理良女士，她是黄华大使的夫人，同时也担任代表团的顾问。黄华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也是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工作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她促成了当天下午的拜访。我们的谈话在汉语和法语之间变换（当时法语是她的主要外交语言），当时担任代表团二等秘书的高粱也参加了谈话。高粱身形魁梧，精力充沛，兴致也很高，他只说汉语。从交谈中可以察觉，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知道了‘现代中国的女权运动’是我正准备出版的一本书的主题，我的研究方向使我对他们现在的革命前辈的革命经历很熟悉。他们也知道了我是那部未全文翻译的16卷革命者回忆录文摘《红旗飘飘》的合著者之一。在评论这部文摘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其中一些撰稿人，即那些被打倒的同志们的思想“包含着错误”。他们也对我就他们的主席早期的文章做的一项调查工作很好奇，我把它称作‘五四时期的毛、妇女和自杀’。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中妇女的困难处境时，何理良对我保证，如果妇女参加无产阶级斗争，男女平等就会实现。

而我则提到在结束两年的亚、欧学术研究后，我1967年秋返回伯克莱，期间读了很多关于江青的报道，我对她很感兴趣。这位曾经令人琢磨不透的毛泽东夫人，突然开始在全国人民面前发号施令，四处攻击老一辈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禁不住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进行一项几乎不能的计划－－记述她的故事。直到1966年公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她本人和她可能扮演的任何政治角色一直被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很少提及。中央的这种沉默使中国观察家们作出了各种各样轻率的猜测，他们对出现一位操纵大权的中国女性感到既惊讶又兴奋。”（P19－20）

“我谈到江青在国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并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革命者，但是说我不应该老是纠缠她的过去。我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还说只有我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P20）

根据维特克本人以上叙述，可知：

1、中国代表团对维特克的个人背景进行过调查，了解到她是一位以中共的标准衡量政治态度尚为中立、客观，学术上有一定造谐的研究学者；

2、出于争取维特克“了解中国”、为我所用的目的，中国代表团（至少是何理良及高粱）有意促成其访华。

四、对外友协的邀请，免费的中国之旅

对何理良称要和高粱代表其给北京写信，维特克说：“当然我对此并不介意。对她的建议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又回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教学，并继续1920年代中国女权运动史的写作。几个星期后，高粱给我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兴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高还告诉我不必去渥太华，只要把护照－－一本清除掉曾去过台湾的记录的新护照－－送给他就可以了。几天之后护照就被送了回来，装在一个棕色的信封里，签证也附在一起”。（P20）

参加了维特克访华接待工作的张颖说，维特克访华是“经她本人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1］，此说不确。内情如前所述，应是中国代表团主动邀请，不过是借了维特克本人要求的名义报告国内，主动者是中方，否则，中方也不会主动承担其在华期间的“所有费用”。

“7月18日，我飞赴香港，在启德机场我受到了‘我们的朋友’友好协会和蔼可亲的代表的接待，我被送到一家不太引人注目的酒店。第二天早上，这些朋友的领导赖先生，和其他偷偷跟着我的两个人，陪同我坐火车穿过九龙半岛到达深圳－－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检查站。在那里我站在一种文明的边缘，对它，我仅仅知道一些历史，几乎想不出现实的景象”。“从深圳我继续坐火车到广州，我被交给地方友好协会的两位女成员，一位比较年轻，另一位是中年妇女，都特别热情。在经过一段时间午睡（这是她们强加给我的习惯－－我只有假装睡觉）和享用非常可口的、具有典型南方特色的晚餐后，我继续坐飞机去北京。但是在路上，我们极其谨慎的飞行员接到了危险天气的预报，随后突然决定在郑州停一个晚上，……早上继续完成了飞行，到达了北京”。（P21）

叶永烈在他的号称为国内外第一本江青全传－－《江青传》中说：“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Witke）”［2］，这一段情节实为编造。按维特克自述，她受邀访华是独自成行，根本没有一个什么“美国妇女代表团”。从广州至郑州再飞北京的，也不可能是什么波音客机，首架波音707客机在1973年9月才引进中国，在1972年，中国提供给外国访客最好的飞机（即使是专机）是苏式的伊尔－18和伊尔－62。

五、采访邓颖超和康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