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1966年20岁男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都是中学毕业后下乡当农民的先进典型――编者）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潮的预演，上山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党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了，我对党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根子，一个是上级领导了不得；另一个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到了七0年大学“毕业”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后，我突然间决定不考大学，上山下乡。家里当然反对喽。还有个语文老师也不乐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个时候谁敢说不让上山下乡啊！那时形势还不能不表态呀！不表态不就是反对么！不乐意还得说乐意，特别赞成。我就到宝坻县去了。一共去了七十一个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礼堂开的欢送会，市长欢送。到宝坻县了，那儿正发大水，都是老百始把我们背过去的。一去，一进村一看根本跟想象的那个农村不是一个样。不过去了还是很高兴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头两个月干活，还有那种虔诚的革命劲头鼓舞着，干来干去觉得枯燥了。最严重的就是吃不饱。因为下去之后给四十五斤粮食，十几岁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粮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没有，光是棒子和麦子。后来麦子没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时候连棒子都不够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掺着吃。说老实话，这点儿受不了。所以当我看了张贤亮那个《绿化树》，讲的挨饿那段情况，我觉得人真是一饿急了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啦。这个还没有动摇我上山下乡的红心啦，糟糕的就是后来开始的四清。唉呀，我记得在一次下雨刚从地里收了高梁回来――在宝坻县收高梁，怎么收啊，就是从水里捞高梁。它这两边地呀，是沟，人下地的时候得从沟里走，水那么深，高梁从水里冒出来二尺来高。怎么收呢，两个人拴根绳于，中间弄个杆，叫拉杆。一走，一拉，正好把高梁压下去了，手里拿个铁片呢，叫把镰，卡下来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们这些不会干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难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个茬一个茬的，就有点像越南布的那个竹雷阵什么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里一个小学校去找一个老师借点书看看，一推门，唉呀，几个干部正在屋里喝酒，这是在六四年，那时正在看《夺印》嘛（一部反映“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电影――编者），就这时候。当时思想很简单，阶级斗争都是图片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又算什么，那些干部也挺累的，喝点酒，炒三两个鸡蛋，中间有个茶缸子，倒点白薯干酒，七八个人来回这么一轮，叫把拼锅，拼盘的拼么，就这个意思。可是当时一看他们干部背着农民喝酒这个劲头，马上意识到这是坏事，下地时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可没想到整个那村里就两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关系，没几天很快传出来了――这天收高梁回来，那个书记就站在街上骂街，当天晚上连团支书，再加上妇女主任等等一块历数我的罪状。这其中一个罪状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服从分配？干活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抢着重活干？重活你干的了吗？出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这类的话，这一下我就在村里呆不住啦。这时候呢，四清工作队就进村啦，我一下子就跟四清工作队站在一边啦。但是当时那个四清工作队叫“粗四清”，也叫“粗线条四清”，搞了两个月抬屁股就走啦。他们一走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简直就受不了啦，书记叫我去拔麦子。宝坻县那阵不讲割麦子。他们为了把麦地弄乾净了，再种第二茬庄稼时省事，拿手拔。这是惩罚呀，咱们根本就拔不了哇，连夜地拔呀，我就动摇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国务院对各专署有一个通知，特别招收历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大学。公社找我说，保送我去，我说保送还考不考哇，公社说就考考语文和政治，我说我太愿意走啦。后来我走的时候，村里给我做的鉴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当中我们摸黑材料哇，在学校里头搜出来这个鉴定，上边写着我阶级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劳呀，讲的非常好，我太出乎意料啦。为什么？是村里那帮人用这法儿赶我走。现在想起来，大概我这人还有命上大学。因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后一期旧大学。六五年是最后一拨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进大学，到了六六年六月，就开始“文革”，这还不到十个月哪。去了之后，学校对我这个“下乡知识青年”挺感兴趣，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那个学校是新建的，什么都是由几个学校凑起来的，从师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说进了学校，首先就是学王杰（雷锋式的解放军英雄人物――编者）。读什么书呢？现代文学只讲了一个《白毛女》，后来讲了一个关于大寨的报告文学；历史还没来得及讲，就革命啦，就尖锐啦。再尖锐我不怕，主要觉得自己是出身好，没辫子，不在乎呗。另外，我历来就是听共产党的话是吧，听党的话就不怕。从来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么“曲线思维”，靠条件反射就行。我好虔诚呀。真是认真地写自己的日记呀。哪天哪个事做的对不对？学王杰天天问自己五十个“为什么？”之类的，完全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写日记，就惦着将来发表，沽名钓誉。

系里却有一些人总认为我不对头，主要因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谈得来。而我们班有个苦大仇深的同学，那真是几代贫农，可也真是蛮不讲理――我在农村呆那一年，特别感到在农村里真正捣蛋的不是地主富农，是那些贫下中农。因为地主富农他根本就不敢捣蛋；不捣蛋还跟他没完呢，他怎么捣蛋哪！――所以我对这人印象非常不好。学校里有个政治辅导员就找我谈话，说你得注意什么阶级路线，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来往，啊。我说他们怎么啦？你说，我这样老顶撞他，他对我的印象能好吗？再加上每天四点起来自己上楼念书去，我就被他们暗地算个“白专人物”。我跟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为了跟图书馆搞好关系好借书呢，经常去图书馆扫地。图书馆有个管理员，是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叫“老右”吧，那老家伙学问特别深厚，他读英文版的《毛选》。我对他特别崇拜，这也是一条问题。不过这问题要不是“文革”的话呢，还不明显，这样话就说到六六年“文革”啦……

开始的时候，咱们根本就不知道“文革”怎么回事，由天而降，一哄而起。叫我们揭发系里头，揭发什么呢？刚刚去了这么几个月，而且那个学校建校时间也特别浅，所以只好不贴大字报。不贴，又是不积极，是吧，党让贴大字报就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前，还只是贴了点这个没什么用的大字报，可是后来哪，系里头斗争就开始啦，再不干真落后了。我记得是在六月三十日前后，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只写了一张大字报，针对我们系的系主任。谁知这是真正重要的大字报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总压制别的教师，麻烦就来了。一天，学校里传达一位领导人的一个报告，中心内容是，什么“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什么“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是报复”。喇叭里叫着，说全体党团员都去听，我就很快地从四楼下来，奔礼堂去啦。刚走到礼堂门口哇，我也是团员嘛是吧，门口一个政治部的女老师，戴着眼镜胖乎乎的；还有一个政治部干事；还有一个人是我们学生会主席，往外推我，说你不能听，分批。我当时还是听党的话，心想党不让你现在听，必是有安排，就走开了。可是自己往教学楼走到半道，越想越那么不是滋味。晚上我回去一夜没睡着觉，预感到有点不太好哇。因为这时候北京有同学来信哪，北京运动开展的比较早，开始在学生中间揪人啦，抓爬虫，抓右派之类的。转天我就找学校党委书记去了，一个十二级的干部，可他说你的情况不了解之类的往外推。我特别纳闷，回去我就很气忿，顺手写了张大字报，就是关于不让听报告的事。当天下午我正在宿舍里躺着哪，没睡，躺着呗，突然来了个同学，用俗话说就是系里的狗腿子之类的，找我说系里叫你去一趟。我预感有事了，赶紧去到四楼，系办公室，当时去的时候虽然说是不害怕，还是抨抨的心跳。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强大的呀。进去一瞧，屋里坐的那阵势吧，几乎围成一圈，有系主任、系副主任、副书记、政治辅导员、还有院党委派到系里进驻的工作组，几个老师，阵势非同寻常，不过太害怕了反而豁出去了。老实说现在的学生碰到这场面都无所谓啦。那阵当学生很少到领导办公室去。那地方好像去不得呀，特别森严、特别伟大的地方就是啊，所以自己做为一个学生还是第一次去哇。害怕过了分就不害伯了。

他们连让坐都没让坐，我自己就拉过一个凳子坐下了。我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呀？平时不敢这样说话是吧。这时有一个历史讲师――这个人他是很有水平的，口才非常好，当过志愿军。他坐着的姿势非常优雅，他说，你为什么不从你自己本身找些原因哪？我说你们不让我听报告，剥夺我政治权利，啊？这时他们之间交换了眼色。那个李老师不提听报告的事，他说啦，听说你看过《燕山夜话》，还买了一个本作了笔记，是吗？这是事实，我承认。这教师又说，你还跟许多同学宣扬，女人的长发之类的，宣扬过吗？这也是事实，我叫他们抓住了。不过，我马上就冷静下来，我说您是教历史的，您读了多少翦伯赞的书哇？他说我读翦伯赞的书是我的工作需要，你知道邓拓是干什么的？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你今天看了这书不应当从这个角度去检查？我说从哪个角度去检查呀？旁边政治辅导员接上茬儿了，说，从反党反社会主义检查。我说那老师就应当从反党反社会主义角度上检查自己读过翦伯赞的书吗？院党委工作组的就说你怎么能这样跟我们说话呢，小伙子冷静点啊！哎，他又迂回过来说，啊，这个事不扯啦，不扯啦，你自己认错不就很好吗！他开始向我交代政策啦，下边政治辅导员又说啦，听说你还讲过“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啊，嗯？你不知道这话的份量吗？我记得这政治辅导员是个女的，非常漂亮，是一个著名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挺有水乎，我真对付不了她。不过我从那次一生也忘不了，一个人真正豁出去了，那他也好办哪。我说，这个事您提醒我一句不行吗？从感觉上我没说过这个话。她说，需要吗？我说需要。她说，在农场，你对同学说的。那时我的记忆力呀，二十来岁的时候相当好，一下想起来了，我说纯粹是污蔑。我说咱这样说吧，确实有个同学，无知，草包一个，在农村干活时问我，为什么马列的书开头都有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呀？当时咱们年轻是非常骄横的啊！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想听吗？想听我就给你说两句吧。这句话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