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 曾鸣：也谈中央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问题」正文
关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下简称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后，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中央不再设这个机构了"， "寿终正寝了"。（霞飞：《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设立和取消》，《党史博采（纪实）》2012年第1期）又有学者称，"九届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停止活动。"（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称，毛泽东在1969年3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故而，《毛泽东传》声称，毛泽东"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56-1557页）
我们认为，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后，并无任何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宣告过要取消文革小组。在文革小组结束的问题上，换句话说，有关它的存废问题上，毛泽东实际上采取了秘而不宣、以新替旧的办法，即不公开宣布文革小组的终止与否，而是在他认为适当的时间，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代替文革小组。这个新机构，就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倒台后，1970年11月成立的中央组织宣传组。如此说成立，文革小组的正式结束时间，则应迟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的1970年11月。
持此说的理由如下。
一、由毛泽东倡导成立并亲自掌握的文革小组，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通知》（习惯上称"五一六通知"，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标题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决定"重新设立"的，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毛泽东亲笔所加的，毛对这份文件作了许多修改。文革小组成立初期可谓阵容强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三名政治局常委--陶铸、陈伯达、康生，分别担任组长和顾问，还有包括毛泽东夫人江青任副组长（不久任第一副组长，后任代组长）在内的近20名成员。这样，文革小组不仅地位显赫，而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驾齐驱了，很快便取而代之。
二、如前所述，毛泽东修改过的"五一六通知" ，把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抬高了许多。且不论毛泽东为它说了很多好话，单就中央发文这一方面而言，可以看出它在高层的位置不断地前移。
196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公开见报（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这是文革小组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向全国显示了其地位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同月23日，又以四家的名义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后，这种以四家联合署名发文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处理一些省、市问题的决定（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196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等）和对各省、市、自治区请示成立革委会报告的批复，对重要会议的批复，通令和通告以及布告，大都是以这四家联名的形式下达或发布的。期间，也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并列发文的，如中发[68]144号文件即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1968年9月29日），中发[68]170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1968年12月26日）等，排名是中共中央首位，文革小组其次；还有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并列发文的，如《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1968年9月2日），排名是中央军委第一，文革小组居后；当然，也有文革小组单独发文的，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地方电台应严格掌握宣传内容的通知》（1969年1月19日）。
1968年11月15日，在发出中发[68]158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时，在四家的排名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小组紧随中共中央排在第二，国务院由第二退居第三，中央军委排为第四。此后，凡是以这四家名义发文，排名都是照此办理的。如：《关于一九六八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九年征兵的命令》（196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学校放寒假问题的通知》（1969年1月28日），《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九六八年全军实行节约的情况报告>》（196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九年城乡居民棉布分配的通知》（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196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1969年3月22日），等等。这些文件足以表明，当时中央文革的地位，仅次于中共中央，高于国务院和军委；权力愈来愈大，不仅管意识形态和党的工作，而且插手政府事务和军事工作。文革小组的地位和权力如此膨胀，源于毛泽东的支持和倚重以及高层重量级人物的推波助澜。为了将这种格局强加给全党、全国和全军，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都对文革小组作了充分肯定。
毛泽东把文革小组捧得这么高，如若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后即时宣布取消文革小组，岂不是自打嘴巴？尽管他在1969年3月3日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说过不加文革小组的名字（《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47-1556页），但是在同年3月4日、15日、22日的中央文件，仍以四家的名义下发，如上所述，文革小组仍然名列第二。可见，毛泽东并没有中止文革小组的活动，更遑论取消文革小组了。
三、这样，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后，虽然陈伯达、康生仍为中央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进了政治局，他们本来应不再需要中央文革这块牌子，但文革小组的名称，却还继续出现在一系列中央文件之上。如1969年5月25日文革小组下发的中央广播电台关于对电视文艺宣传中错误的初步检讨，同年8月2日文革小组转发王秀珍（时任中共九届中央委员）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批语是以文革小组独家名义，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及地、县革命委员会，各级党委及党的核心小组，并发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此前的7月6日上海市革委会《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抬头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月23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解决山西问题具体措施的报告》，抬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直至9月12日中共第六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成立连云港市革委会的报告，抬头还是"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年底12月24日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抬头仍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假如文革小组不存在了，上海、山西、四川这些省级组织以及成都军区党委、六十八军党委是不会在报告的抬头写上"中央文革"的，中央在转发或批复这些报告时，更会将"中央文革"四字去掉。
陈伯达此时是政治局常委，其文革小组组长也未宣布免去。曾鸣1969年曾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地区班"学习"过，当年8月6日在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听过陈伯达、纪登奎对这个班全体学员的训话。纪称，"在伯达同志的领导下，谢副总理和我分管山西问题的解决；伯达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是我党优秀的理论家；你们必须按伯达同志讲的，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二三布告，斗私批修"，等等。
四、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在请示报告的附表中，明确将广播事业局和新华通讯社"归中央文革领导"。此可说明，迟至1970年中，在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两者看来，文革小组仍旧存在。不过，两个月后，事情起了变化。
五、1970年8-9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的垮台，在客观上为文革小组的结束提供了条件。同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该决定以中发［1970］60号中共中央文件发至省、军一级党委，全文如下：
一、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二、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
三、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四、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
五、中央组织宣传组可设短小精干的联络办公室。
六、中央旧中宣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归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
从以上文字中，人们不难看出这个组的分管领域包括了党的组织建设和高级干部的任免以及宣传部门，其权力不小于文革小组。特别是"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扩展性很大，事后证明，中联部、国务院文化组、科技组也被纳入它的管辖范围。
自中央组织宣传组成立后，文革小组不再在中央文件中提及。康生不久因病无法工作，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由江青主事。因此，我们不认为，文革小组的无声结束，是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为了限制江青的影响和权力。经过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江青的权力比文革小组时期还要大一些。
综上所述，文革小组和中央组织宣传组，一脉相承，相互衔接，前者的中止，是后者的开始。因此，我们认为，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应定在1970年11月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