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张春桥：“叛徒”与党员身份之谜

一毛泽东为甚么没有选择张春桥作为接班人

张春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笔杆子和首席理论家。

从1964年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中共中央许多重大文件和文章都出自张春桥之笔或经其重要修改，包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等。连家喻户晓的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由张起草修改。集中反映文革理论的中共九大报告，原先由陈伯达起草，后毛决定交给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中共十大报告也是张主持写成。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67年2月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11月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完整理论。他们还提出了教育战线“两个估计”和“全面专政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文革典型理论。因此1975年上海“四人帮”党羽提出“张春桥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是有所本的1。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从未见到毛泽东比较严厉地批评张春桥。

另一方面，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新贵不同，有着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资历，是个延安出来的老干部，而且从基层提升起来，历经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员，延安陕北公学宣传科科长，《晋察冀日报》总编辑2，石家庄市委秘书长，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917年出生的他，文革中五十来岁，年龄又较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等有合适的差距。

以上种种因素，使得毛泽东曾经几次考虑过把张春桥作为接班人。一次，毛与林彪谈到林之后谁接班的问题，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引起了林的极大疑虑。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春，毛考虑接班人时，又想过张春桥。

毛泽东为甚么最终没有选择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张的历史问题是一个致命弱点，而且在文革后期的高层激烈斗争中成为一个隐秘焦点，至今仍然是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1967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狂飙。各路反张群众组织的武器，就是张春桥曾经是“叛徒”的历史，以及他1930年代以“狄克”为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

1971年，林彪集团在〈“571工程”纪要〉里明明白白地写道：“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虽然中央当作罪证发文时加了个注脚：“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3但并没有说明根据，反而等于把张的“叛徒”问题昭示天下。因此，当时中央就有人提出不要这样印发，但毛泽东不知出于甚么考虑，执意要这样做。

1973年4月9日，刚复出的邓小平、卓琳夫妇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看望周恩来。这是时隔七年之后两家人的第一次会面。周恩来首先说的话，就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又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4

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周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只表示已经知道了5。

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我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有件心事总放不下，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都是叛徒。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让我看的。你们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他们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他还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王、唐把此事告诉了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6。

同年12月，奄奄一息的康生突然提出要到医院去看望同样久病不起的周恩来。救护车开进院子，躺在担架车上的康生吸着氧、输着液，挣扎着与周恩来单独在房间密谈了一个小时7。偶尔进去的医护人员听到，他们在谈论江青、张春桥的叛徒历史。康生要周和他一起写报告给毛泽东，周认为康生作为中央副主席，完全可以单独给毛写报告8。

1976年4月下旬，江青听闻康生生前有此举动，找章含之问情况。4月25日章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康生揭发江、张历史问题的报告。5月13日，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章含之和她的丈夫、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把所有情况向中央五人小组汇报。5月17日，乔、章向包括张春桥在内的五人小组当面汇报了康生的揭发情况。江青在乔、章写的材料上批示：“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又表示自己要“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9但张春桥没有写一个字。

7月下旬，江青说有要紧的事，毛派张玉凤去听。江说：钓鱼台八楼那个人（指康生）已经好几次不省人事了，病得不行了还整我，说我历史有问题，是叛徒。张回来向毛汇报后，毛没说话，只点点头10。

江、张历史问题的地雷直到粉碎“四人帮”才爆炸。行动前夕，华国锋问汪东兴，如何整理“四人帮”专案材料？汪胸有成竹地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查档案就可以解决。10月7日，即隔离“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华国锋给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写了一张条子，要他去中央组织部调走了“四人帮”的绝密历史档案。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写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指出：“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份子”，主要依据是：“在济南正谊中学充当国民党特务”，“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疯狂反对鲁迅”，“伪造入党历史”11。

但是，材料并未能证实“叛徒”说法──因为张春桥从来没有被捕过。这些虽然只是文革前的个人历史问题，但是，在文革那个依靠专案定性的时代，就成为可以左右接班人决策、改变国家历史的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张的历史问题进行一番考证。

二关于“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

1933年，张春桥十六岁，在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艺术中学，又名济南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读二年级，结识了一批文友。来往较多的有马吉峰（又名马蜂）、吴稚声、王大同、丁里（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常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大明湖畔，秋柳亭里，是他们流连忘返的处所。

春夏之际，济南高级中学一个叫李树慈的学生找到张春桥，要发起一个文学组织“华蒂社”，“华蒂”，即英文"WHAT"。上海《文学》月刊1934年7月号（一周年纪念号）上报导这个组织的情况说：“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张春桥在《华蒂》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创刊号的〈银玲〉、第二期（一卷二期）的〈秋〉12。

“华蒂社”到底是个甚么性质的组织？1976年11月13日，李树慈这样交代13：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

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刊物，跟学生联系交往，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份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复兴社，全名“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特务组织。那么，张春桥是否知道和参加了复兴社？1955年11月20日，李树慈向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交代通过“华蒂社”发展复兴社成员问题时，曾说：“我记得曾要金灿然发展朱羲玉、余文明等发展张春桥。但他们是否参加了，我现在记不清楚，不能肯定。朱羲玉参加的可能性大些。”14无论张春桥是否参加过复兴社，他后来对“华蒂社”受复兴社操纵的背景是清楚了。1944年，张春桥向党组织交代说15：

还认识一个叫李树慈的，他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叫“华蒂社”，据说是“WHAT”的意思，后来听说他是蓝衣社，“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前此，我曾给他的刊物写过文章（内容记得是写〔19〕31年大水灾的），以后就不敢来往了。

张春桥并没有把自己是“华蒂社”发起人的详情和盘托出。1956年，当上海市委核查他的历史，问到“华蒂社”问题时，他才比较详细地交代16：

时间是一九三三年，我在初中读书时，已经记不起是甚么人介绍的了，认识了李树慈（束丝是他的笔名）。他办《华蒂》月刊的时候，曾经约一些当时的文学青年写稿，我也是被邀的一个，并且给他们写了一篇稿子，内容是写鲁西水灾的，据我记得这篇文章并没有错误，因为一九三七年我还想把他〔它〕收集在一本小册子里加以出版。当时我的政治觉悟虽然不高，但对国民党是没有甚么好感的。我在自传里已经写了当时我的思想情况。不过，现在看来，我当时对李树慈这样的人也没有恶感，以为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

不久，我就听到传闻说李树慈是蓝衣社份子，感到给他写稿是上当，就不和李树慈往来了。

过去我一直没有把它当作我的一个甚么问题。这说明我对这个问题是不够严肃的。

在1930年代复杂的社会中，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初涉世事，并不能决定他们以后的道路和命运。如前面说到的金灿然，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列学院研究历史，任范文澜的助手，参加编写了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1972年含冤而逝。然而，即使在文革中给他扣上的种种罪名里，也没有“特务”这一项。

同样作为“华蒂社”发起人，同样到延安参加革命，同样任新中国建国之初新闻出版事业负责人之一的张春桥，在文革中却变成了残酷打击当年文友和同志的元凶。可见历史要盖棺论定，并不在早年一时一事。

三关于“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疯狂反对鲁迅”

1935年下半年，中共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以周扬、夏衍等人为主的党内领导者，认识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于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了新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而鲁迅对此产生抵制情绪，表示“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甚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17。“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份子，是最欢迎的了。”“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恨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甚么话！”18

1936年，争论已经公开化。6月7日，周扬发表〈关于国防文学〉文章，批评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8月15日，冯雪峰替鲁迅拟稿，经鲁迅修改和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