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王力沉浮录

在中国,有两个王力：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广西的王力，一个是曾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原籍江苏的王力。此文所说的王力，是指后一个王力。这个王力，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极一时的人物。

曾经是党内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荐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在当时，王力可以说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还能谈出自己的见解。在平时，他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此外，王力还是个笔杆子。早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就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写一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后来，王力在党的内部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文笔也比较好，读后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王力到山东分局工作后，在任《大众日报》记者时，写文章更多了。他写的报道稿、评论稿，以及发表的一些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是这份报纸上的重头文章。王力的小说《晴天》发表后，在解放区流传很广。当时，在山东分局中工作的有点文化的干部，都把王力视为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力能在共产党内崭露头角，固然有他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文笔好、聪明能干、工作努力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康生的大力提拔。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康生通过读报纸和在工作中接触，很快就发现了王力。

当时的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在党内发表讲话时，也喜欢一套一套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摆出一副“党内理论家”的架势。康生也读过一些书，爱好舞文弄墨。这样，王力与康生二人似乎有了某种共同点。两人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王力经常是康生的座上客，康生闲下来也愿意到王力住的地方坐一坐。两个人谈诗论文，常常一谈就谈到深夜。这样，康生和王力虽然是上下级，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康生在他的下属中，是比较垂青于王力的，经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让他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给中央的报告，康生都安排王力执笔，或者参与起草。久而久之，王力就成了山东分局的“文胆”，成了山东分局离不开的人物。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城市和广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南下去建立政权。这时，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重要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务了。那时，中央对华东局的工作十分重视，配备的干部也很精干。像王力这样资历的干部，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已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华东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越南。当时确定选择去越南的干部的标准：一是要政治上可靠，思想好；二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强；三是要有为国际主义献身的精神。同时，中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选一些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赴越南，一方面抗法援越，一方面接受锻炼和考验，以后回国后要重用这些干部。此时，康生又想到了王力。他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名，建议派王力去越南。由于康生的举荐，王力被列为赴越工作人员之一。1953年底，王力即赴越南。当时，王力是以正司局级干部赴越南工作的，在赴越人员中，职务是比较高的。在越南，当然也受到重视。他一到越南，就担任了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同时，还做组织和训练民兵的工作。

对王力的一生来说，这至关重要的两步，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因此可以说，康生是王力的“恩师”。

一炮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知道王力，王力也经常给中央写一些重要文稿。有些文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看到过，这就使王力在中央高层领导人心中挂上了号。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有一个打算，就是要选一些年纪轻，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中央担任部一级的领导职务，以后作为“苗子”来进一步培养，其中的优秀者，还可以再提拔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在考虑这类人选时，由于此前康生多次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替王力说好话，加上王力工作确有成绩，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同意把王力选拔上来。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负着了解世界政治动向，分析国际问题，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国际战略的任务。它实际上是既做重大的外交工作，又研究国际问题的部门。

王力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十评”文章，王力曾参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并且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王力深知写作此文的重要性和作者的分量，于是欣然受命。在康生的指导下，他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历史文献，研读了一些毛泽东的有关重要著作，然后下笔写作。写作期间，王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冥思苦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草稿。康生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然后由康生转呈林彪。林彪看后，基本上认可。林彪还问康生起草人是谁，并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当王力如约来到林彪住的毛家湾一号时，身体不好、一般不见客的林彪亲自接见了他，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林彪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同时，林彪也对文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次见面，王力给林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王力与林彪之间便有了一种亲近感。

1965年9月3日，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出自王力之手的文章，在介绍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之后，着重强调该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的话，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中传开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们更加赏识年轻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了。可以说，王力通过写这篇文章而“一炮走红”。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小组人员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王力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排在部队高级领导干部谢镗忠和著名历史学家尹达之后。另外，王力还担任着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后不久，谢、尹二人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央文革小组之外，这样，王力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仅次于组长和副组长的“大员”了。

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不过，江青最欣赏王力的，是王力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议，有什么重要文章，也让王力执笔。而此后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由江青提名，王力担任了组长。

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因为早已经是王力的恩师，对王力更是关爱有加。他经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处，向他面授机宜，有时还长谈至深夜。王力则进一步向自己的恩师靠拢，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虑不透的事情，总要跑去请教康生。康生的话，他最信服，康生给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只有江青、康生二人。想在武汉“露一手”，结果捅了“大娄子”

1967年初上海发生一月夺权事件之后，全国的局势处在更加动荡之中。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为了落实毛泽东依靠人民解放军稳定局势的决定，1月25日，林彪、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共同商议，拟出了七条规定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十分重视。在对文字进行了修改之后，加上了一条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作为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发出。“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立即行动，全国局势一度稳定了许多。

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