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我的文革记忆

那是一段贫穷、饥饿、焦灼的岁月。

自我记事起，看到的便是一幕幕暴力景象。周围大都是一张张紧绷、发愁的脸，人们动辄吵成一团。在孩童眼里，成人的世界令人不安。

1968年，我五岁的时候，随母亲去新疆找寻父亲，身为军官的父亲那时铁心抛弃我们，另觅出身好的配偶。在乌鲁木齐街头，一辆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呼啸而过，他们手握红缨枪，高呼口号，前往广场武斗。走着走着，一颗手榴弹噗地飞过来，击中了前面的女人，肠肚流了一地。母亲赶忙捂住我的眼睛，拉我快步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人血。在这之前，爷爷过年时曾经杀过一只羊，羊血盛满脸盆，做成了一锅血豆腐。死亡和血如此联结。但在我的心里，还不能把死亡与自己联系起来。

我会死吗？有妈妈和爷爷在，我会长大的。死还是遥远的事情，他还恐吓不到我。

1969年，母亲改嫁，把我和妹妹带到了另一个村庄。

在我的记忆里，一伙带红臂章的年轻人，有的手握棍棒，有的手提喷枪，在村里横行。他们挨家挨户给门上喷标语，贴毛泽东像。他们杀了地主家的两条看门狗，给老地主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牌子，勒令其挽起裤腿，跪在玻璃渣子上。

大队部屋顶上的高音喇叭每天都放出铿锵的声响：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有一天晚上，说是来了“最高指示”，人们黑灯瞎火挤进“永红公社永红大队”院子，坐在光秃秃的硬地上，听完了传达，然后一齐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汉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好像过年一般。

私塾里的石碑被拉出来一一砸碎，扔进城壕。娘娘庙庙里的神像被捣毁，祠堂里的牌位被劈成碎片，十几棵柏树也被折断。

十字口是热闹的地方，大人们端着海碗或蹴或站说话。有一天早上，那儿突然燃起了大火，烟味弥漫村子。我好奇地赶过去，眼前是一幅奇异的图景：一大堆书刊熊熊燃烧，旁边有人用火棍扒拉，不准靠近捡拾。大人们说，这些书刊是几个二杆子红卫兵从二伯家搜出来的。二伯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因不愿跟随胡宗南南撤，留在家里务农，他是村里藏书最多的读书人，见人总是那么一笑，他很少跟人聊天。带头搜家的是一个烟鬼后代，为人奸诈，他乘机窃走了一大摞垂涎已久的好书。

这把火烧了半天，书的名字在我多年后的梦里经常重现。

大人们都在胸前戴毛泽东的瓷像。

1971年秋天，一伙人突然闯进我家，径直扑进主屋，不由分说取下挂在土墙上的玻璃镜框，挑出一副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并肩而立的照片，用红笔在林彪全身打上叉，对发呆的母亲说：“再放回去”。

那帮人走后，母亲嘀咕道：毛主席身边又出坏人了。

春节过后，我要上学了。母亲把我打扮一新，吩咐道：去学校少说话，千万不能说共产党毛主席的坏话。

课堂上学的全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好话。几年后，我从一本《朝霞》杂志上看到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剧本，上面写着1893年韶山冲出了个毛泽东，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才有了大救星。我年幼的脑子里在想：1893年之前世界到底黑暗成了什么样子？

课外书几乎没有，在枯燥的课本之外，唱歌，忆苦思甜，学工学农学军。

唱的大致是《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几首。党，祖国，革命，毛主席，在我心里就是同一个神圣的东西。

忆苦思甜竟然与我外祖父有关。黑脸校长说，今天请贫下中农哭诉地主张义的剥削罪行，一个做过长工的老汉说了几句便跑了题，变成地主对伙计好，就被校长赶了下去。我不知道张义是谁，回去问母亲，母亲眼泪便掉下来：那是你外公。绛中村那帮人经常批斗你外公，你外婆被活活吓死了。

清明节，学校让三年级以上师生徒步祭拜扶眉战役烈士。下双庙坡，穿过绛帐镇，沿陇海线一直往西走，腿软了，才赶到常兴烈士墓地。蹲在一个十八岁牺牲的烈士墓碑前，我心里想的是：你愿意用生命换取后代的幸福吗？

紧接着，北京出了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教师不敢管了，学生也不学了。学校里乱糟糟的。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老师让我办黑板报，无非是抄一些报纸上的话。让我参加学校批斗会，那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尽管都是抄的大批判的话，还是紧张得变了形，结结巴巴读完了发言稿，红着脸跑下台子。

“打倒共产党！”有人发现了刻在河渠淤泥上的“反标”，荷枪实弹的公安控制了学校，几个出身不好的郭管村学生被留在学校交代检举坏人，我们每个人的作文本都被收走了，每人都要书写“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供他们检查笔迹。那几天，我心里非常紧张，生怕他们把坏事栽赃到自己头上。有人在外公家窑洞前的土墙上，写了诅咒文化大革命的话，小舅舅就被工作组用绳子捆起来，硬要逼他承认。“现行反革命”是死罪，绛帐镇治安派出所门口的布告栏里，定期会有处决反革命的通告，收听敌台，写反标，破坏生产等等都可以获此罪名。

平时上厕所，用报纸擦屁股时，我都要看看上面有无毛泽东的照片和语录。

小学毕业，我们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我读的课外书极少，家里放柴火的阁楼上，有一本没皮的正体字油印本《红楼梦》，生字太多难以读懂。跟高年级同学用馍换的，有《家》《林海雪原》《艳阳天》《金光大道》《三国演义》，其他来自于姑婆家和小妗子，大致有《朝阳花》《乡村巨变》《红旗飘飘》《四世同堂》《三千里江山》。《毛泽东选集》到处都是，喜欢看红军长征路线图，熟知各方面军编号，幻想重回战场，做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身边有一个白茹般的卫生员或宣传员。

“九州”何谓？“尧舜”何人？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身处其中的“中国”是什么，“大庆”“大寨”是二伯刷在墙上的名字，“农业学大寨”，适合种玉米、棉花的渭北台地种上了高粱，红高粱好看但不宜消化，吃了高粱搅团，一公社的人都拉不出来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看到的胜利场景是：一个个坏蛋跳出来，最终逃不出“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手掌。至于外面的世界，我们知道几个“友好”国家的名字：苏联（后来也背信弃义，做了社会主义的叛徒）、古巴、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我们知道地里打的许多粮食送给了他们。“赶英超美”，我们知道美国最强大，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村里人说，挖一个洞下去就能跑到美国。

认识的汉字不会超过五百个，造句，大都是报纸大批判的语气，不会写文章，也不知道写什么。我们有心里话要对世界说么？没有。我学到的只有服从、斗争和恐惧。

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我就明白自己没有前途。

这个国家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后代。成分好的初中毕业生，大都是大队干部子弟，他们或参军或读师范学校，由此吃上商品粮，成为公家人，远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1976年，在饱经气鼓病折磨之后，耿直的外祖父撒手西归。这一年，家里花了八百块为我订了同龄女子当媳妇，他们怕瘦弱的我成年后打光棍。

这年秋天，回家取铁锨的我，在池塘边听到高音喇叭传出毛泽东的死讯，眼泪夺眶而出：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我感觉自己在那一刻成了孤儿。

当年十月，政局突变，毛的遗孀及其同伙被军人所执，欢呼声响起，但我心里并未高兴起来。

第二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才依稀看见了今生的曙光。

这么多年，我和家人好像一直爬行在黑暗的隧道里，不知何时是尽头，1977年，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丝亮光，但我不知道，我和我的祖国何时才能爬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我期待作为一个自由公民享受正义的祖国所给予的无上的荣耀。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故乡在童年那头》系列之十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