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文革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将近半个世纪之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令世界震惊的运动，说它对今天的中国还有影响，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薄熙来事件和所谓“重庆模式”的起落表明，文化大革命像幽灵一样，至今仍然纠缠住大陆中国。2012年3月14日，在“两会”结束之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把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和文革相联系，并提醒中国人民，不能让文革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温家宝的讲话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中国的民众，中国的知识分子明显表现为两个阵营，一个挺薄，歌颂重庆的“唱红打黑”，怀念并呼唤文化大革命，另一个阵营的立场则截然相反。 这说明，虽然文革被官方宣布为永不重现的浩劫，被许多人视为远远离去的噩梦，但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仍在起作用的因素。

不论是坚决挺薄的人，还是坚决反薄的人，都把他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当成是文革的重演，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文革以史无前例，令全世界目瞪口呆著称，以失败告终，被官方彻底否定，怎么会重演呢？所以，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文革是否真正在重庆重演，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文革在重庆重演。

一般而言，历史不会一成不变地重演，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脱离人类社会生活常轨的事件，更不会照原样重演，何况人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和上世纪60、7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像毛泽东那样在中国掌握绝对政治权力，没有人可以反对，没有人敢于挑战，喜好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了，而且再也不会产生。同样重要的是，与当年中国奉行的坚决反对市场经济，名为“自力更生”实则闭关锁国的方针不同，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而且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那么，人们把“重庆模式”比作文革，是不是错了呢？

我认为没有错，没有人认为薄熙来下台前的重庆搞的和文革一模一样。但是，就其一些重要特征而言，相比于中国应该走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的道路而言，重庆模式确实很像文革。让我来做对比和分析。

引起全中国各界人士关注的，重庆方面自己宣传的重庆特色是所谓的“唱红打黑”，这两个很带中国特色的元素需要解释。“唱红”，即使大规模地，持续地唱过去年代革命歌曲的运动，既然是运动，就不仅是个人喜欢唱就唱，不喜欢唱就不唱，而是有组织地唱，电视台、电台整天播放，经常组织大型演唱会和比赛，据说有的演唱会参加人数高达10多万，整个唱红歌运动卷入的人数高达千万。这已经不是人们对于某类歌曲的个人喜爱的问题，而是政府使用公共权力强行发起和推动某种观念的问题。这些歌曲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歌颂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领袖毛泽东，意识形态色彩强烈。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鼓吹个人迷信，比如把毛泽东说成是太阳，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不断有人指出，连国际歌都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最反感的一首红歌，说中国共产党比自己的母亲好，因为母亲不敢反抗压迫者，只能哭泣和屈服，而共产党好就好在号召人们起来革命。说实在的，我已经非常习惯中国共产党漫无节制地自我歌颂，但要求人们贬低母亲来衬托党的伟大，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重庆的唱红歌运动，不但党和政府机关唱，学校唱，工厂农村唱，连监狱和疯人院也唱，甚至强迫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宗教界人士唱。有一张照片，拍的是监狱里穿囚服，剃光头的犯人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而照片的说明很搞笑：是哪个王八蛋，把共产主义接班人关进监狱！

我认为，重庆的“唱红”运动，和文革中大唱革命歌曲，宣称“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搞“红海洋”完全是一样的。所谓“红海洋”，就是要做到，在人们目力所及的一切地方，都是革命的颜色即红色。天空中飘动的是红旗，所有的建筑物上都涂上红漆，写上毛泽东的语录和革命标语。(PPT3，PPT4)不论是在重庆还是文革中的中国，表现的都是意识形态狂热。

请大家看一看以下两张图片，看看今天的唱红与文革有没有区别。

“打黑”，即是公安机关大规模地、强有力地打击黑社会组织。没有人认为打击黑社会不对，其实，薄熙来的前任也打黑，中国其他地方也打黑，为什么重庆的打黑能独树一帜？重庆在薄熙来任上打黑有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和“唱红”结合在一起构成“重庆模式”。

重庆打黑的特点是规模大、速度快、判罚尺度严，这些特点到了超出常理的地步，是以严重破坏法治为条件进行的。

在打黑运动中，重庆在2010年成立了300多个专案组。我们知道，专案组盛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专案组，就是以案件为中心，公安、检查、司法机关的人员一起办公，三者之间完全没有监督和制衡。在这种情况下，抓捕是大规模的，往往是任意的，很多情况下是先把人抓起来再想办法取证，这一个罪名不成立就换一个罪名。把人抓起来不是关押在符合司法规定的地方，而是秘密地点，这样，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司法监督，刑讯逼供是普遍的。

我们知道，文革中最遭人恨的事物之一就是专案组，因为它无法无天、践踏法治、胡作非为、草菅人命，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最高当局曾正式宣布过，要永远废除专案组的作法，而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专案组居然又恢复了。

有一位在重庆替打黑对象做过辩护的律师告诉我，在重庆，刑讯逼供已经普遍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如果警察认为不需要对某人刑讯逼供，他们需要作为特殊案例向上级报告。他的委托人曾在法庭上指证出庭的某个检查机关的人拷打过他，并出示伤痕，这个被指控的人双手掩面，低垂着头一声不吭。最后，庭长宣告，由于被指控者没有承认，刑讯逼供的说法不成立。

重庆打黑运动的一个伴生现象是对所谓黑社会人员的财产没收，其实打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以司法手段进行经济掠夺。重庆最富裕的民营企业家中前三号人物都被说成是黑社会重要成员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他中小民营企业家被抓捕判刑或逃离到海外的人也很多。依靠这样的方法，重庆当局劫掠了数千亿人民币，其中一部分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以证明重庆的经济发展成绩，用于收买人心的“民生工程”或“富民工程”，即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收入。

李庄案是重庆打黑运动嘲弄法律的典型案例。李庄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重庆一个打黑案件，被告是一位企业家。重庆的公安机关指控李庄唆使被告作伪证，当法庭对质问到李庄是如何唆使时，那名被告提供的证言竟是：他用眨眼睛的方式向我传递信息。李庄被判入狱，在刑满前夕，重庆警方还想继续关押他，以与重庆毫无关联的罪名另行提出指控。这种无视法律的作法激起了中国法学界和广大律师的愤怒和抗议，在全国性的强大抗议声浪中，中共最高领导人为了“稳定大局”，出面干预，对李庄的审判在开庭前夕被匆忙宣布取消。人们可以从李庄案中清楚看到，法律纯粹成了儿戏。所以，中国人给重庆的“打黑运动”取了个正确的名字，叫做“黑打”，即用非法的方式、类似黑社会的方式办案。

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践踏法治。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红卫兵从家中带出去批判斗争时，他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自己还是共和国主席，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这个举动赢来的只是一片嘲笑。刘少奇主席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被带到外地秘密关押，在虐待中痛苦地死去。

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现象，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被视为绝对真理，用毛泽东的副手林彪元帅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由于文革的教训，人们对于个人迷信十分警惕和反感，文革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政治领导人的歌颂是有一定节制的，而在前不久的重庆，薄熙来却成了人们歌颂的对象，重庆流传着“薄熙来之歌”，市内悬挂着大标语“薄书记辛苦了”。

现在我们转到这个核心问题：既然文革曾经遭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批评与谴责，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和支持薄熙来？不用说，支持他的人并不是喜欢他个人，而是喜欢他的重庆模式，是喜欢这个模式中与文革相同的地方。因此，问题也可以这么表述：文革曾经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害，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怀念和向往文革？

其实，人们的立场和感情是有变化的。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没有什么人敢于公开表示支持文革，那时候人们对于文革的苦难记忆犹新，对于文革这场噩梦还心有余悸，而当时中国似乎正在走一条与文革的方向正相反的道路，这是建立民主和法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中国领导人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燃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但是，即使在最有希望的80年代，中共最高领导也没有彻底批判文革，没有认真批判对于文革负有责任的毛泽东。那些重新上台的干部，虽然在文革中吃了苦头并对毛泽东有怨言，但并没有打算改弦更张，他们认为，毛泽东是维持他们统治的旗帜，他们不打算抛弃这面旗帜。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毛泽东说过，斯大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刀子”，共产党不能扔掉这把刀子。文革后的当权者同样把毛泽东当成实行专政的刀子。在他们所作出的关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们仍然赞扬毛泽东的功绩。同时，当权者不允许人们谈论文革，因为文革是执政党干的一件错事、丑事，文革暴露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大量阴暗面。时至今日，文革是研究和出版的禁区，甚至连翻译出版国外研究文革的学术著作都很难做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复杂、艰难、痛苦的社会转型时期。曾经反对过改革，以为改革会动摇自己地位的官僚们突然发现，其实改革对他们很有利，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权力换取金钱的机会，于是他们支持改革，把改革纳入自我利益的轨道。改革变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但这已经不再是人民可以寄托希望的改革，而是少数特权阶层的改革。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不公正越来越瞩目惊心，社会冲突越来越加剧和频繁。90年代的局面与80年代大为不同，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谁为改革的成本付出代价，谁从改革中得益。

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唯一参与政治的亲身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根据这样的经验，人们认为既然现行的反对贪污腐败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方法没有用，那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绝望的人们的心目中，文革的苦难消失了，镇压不存在了，毛泽东时代变成了平等的时代，追求理想的时代，人们道德高尚、大公无私，官员廉洁奉公。在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的抗议集会和游行中，出现了毛泽东的画像和文革的口号。毛泽东在文革中把官员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打倒显得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经济政策方面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因素，而在大力推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一般民众要把官员们看成是“走资派”，则显得有道理。

其实，文化大革命并不像官方描绘的那样，是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施展阴谋；也不像一些简单地理解和反对文革的人以为的那样，单纯是人们上当受骗。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令人尴尬和难于理解的事实：文革是得到亿万中国人拥护的，他们真心诚意地，甚至狂热地参加到这场政治运动中。要理解当前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呼唤文革，就需要理解当初是什么力量驱使中国人参加文革。

文革的特殊之处在于，毛泽东想要打倒自己的政治敌人，他没有用惯常的共产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很可能，通常的方式不能使他达到目的，他使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法，他利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

毛泽东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答案是，他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弊病和社会矛盾，他打起了公正和平等的旗号，让人民以为他是社会正义的代表，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是带领群众与官僚特权做斗争的。

古今中外，统治者中并不缺少这样的人物，他们自己是某种坏制度的缔造者或维护者，但他们深深了解这种制度的问题，知道这个制度并不公平，他们在某些关键时刻会批评这个制度，许诺要改变这个制度，以此来争取民心，达到打倒对手或取得更高地位的目的。他们不是一般的政治家，而是机会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是政治野心家。毛泽东是这样的人，薄熙来也是这样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惨遭失败，毛泽东被迫把行政管理的大权交给刘少奇，毛感到自己日益失去权力，决心打倒刘，他以猛烈批评现存制度的方式攻击刘，大谈现存制度的弊病，甚至说出这样尖锐的话：官僚特权分子已经成为喝劳动人民血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