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欣：郭晓棠同志被批判的前前后后

前言：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文字是我的母亲――齐欣同志，强撑着病弱的身体，强忍着巨大打击和长久折磨带给她的痛苦，在多次回忆中陆续记录下来的，关于我的父亲郭晓棠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斗争、被迫害的情况，尽管是些片断而零散的文字，但却是真实可信的记录。我慈爱母亲的一生，曾两次遭受重大政治运动的残酷迫害，一次是1943――1944年发生在延安整风审干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那次运动把河南党打成“红旗党”，说成是国民党搞的假共产党，把父亲打成“内奸、特务”，对母亲搞“车轮战术”，逼她交代、揭发所谓河南“红旗党”的问题。诚实善良的母亲在康生、彭真势力的迫害下，精神受到剧烈打击，大脑受到严重损伤，在她神经上和身体上造成了多种疾病，久治不愈。那次打击的余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有所减缓。另一次就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把父亲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反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叛徒”等等，母亲也被打成“蜕化变质份子”，跟着父亲一起挨批挨斗，一起承受种种磨难与摧残，直至父亲冤屈而死。父亲死后，针对郭家的迫害活动继续变本加厉地进行，这不能不让人深感惊讶与困惑。母亲在漫漫申诉、平冤的道路上，备尝艰辛与险恶，耗尽了心血与眼泪，她顽强地坚持着忍耐着，与来自方方面面的障碍与阻力斗智斗勇，最终在陈云、胡耀邦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才迎来了1978年年底河南省委为父亲举行的隆重追悼大会，在追悼会上陈云同志、粟裕同志送了花圈。而父亲被诬陷为“红旗党” 的冤案直到1983年6月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此时距延安他被陷害的日子，已经过去四十个年头了！距父亲诀别他无限热爱的中原大地和中原人民也过去十四年了！今天，当人们阅读那个荒唐的“革命年代”的真实记录时，会生发什么感悟？什么才是我们华夏民族真正的福祉？历史会给今天的人们什么启示呢？ 顺便说一下，在这篇材料中括号里的注解文字，是由整理者编写的。

整理者 郭青苔 2009-12-30

齐欣简介：齐欣，原名陈秀琴，曾用名陈暄。1914年5月出生于一个城镇贫民家庭，1929年秋―1932年10月在开封市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其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积极投身我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青年学生运动。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2月后，她和丈夫郭晓棠多年以中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一边教书一边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5年她与郭晓棠等组织了许昌地区“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1936夏年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0月任中共豫西工委妇女委员。1937年任中共豫西特委妇委副主任，1938年任中共豫西省委妇女委员兼宣传部长。1939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妇女委员兼宣传部长，主管妇女工作和省委秘密机关工作。1942年3月―1944年7月在延安中央保育院任文化教员、训育员。1944年夏―1945年11月在延安大学学习。1946年1月―1949年10月先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后到华北联大、华北大学任政治教员、研究员。1950年后在河南大学、河南师院任政治教员。1956年因长期患病不列为编外。曾任河南省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委员。1982年离休。2004.4.2去世。

1966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河南省委叫郑大党委书记王××通知我到省委去。在那里，赵文甫（注：省委书记处书记）、宋玉玺（注：省委宣传部长）对我说：“文化革命运动起来了，学校、省委机关都贴了郭晓棠的大字报，他住在林县不妥当，会给人家添麻烦。去叫他回来养病吧。”（注：郭晓棠同志自1957年12月起，带职到林县兼任县委第二书记，所以1965年他患上高血压以后就去了林县休养，暂时与郑大的工作脱开了。1966年4、5月间在广州会议上，河南省委和中南局的主要负责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实下，武断地、险恶地把郭晓棠同志定为文化大革命中，在河南省报刊点名批判的主要对象。从广州回来之后，刘建勋、赵文甫等就秘密展开了一连串针对郭晓棠的幕后活动。这不，现在已基本准备就绪了，是到了该把郭控制起来的时候了，所以赵文甫说：“去叫他回来养病吧”！其实他是怕郭在不受监控的情况下会给他们“添 麻烦”。）于是省委派了宣传部一位办公室主任和我一道去林县接郭回来。到郑州一下火车，省委派来接我们的汽车，却把我们直接送到省委南院一栋小楼住下，还给派了一名公务员，有医生、护士每天去看病、打针。（注：郭就这样被严密软禁起来了，封锁了郭与外界的一切信息渠道。）赵、宋、副秘书长苗化铭等曾亲到那里去看望，嘱咐郭安心养病，并说：不要管它广播什么，也别管报纸登些啥，不要理外边那些事。（注：刘、赵竭力以伪善的面孔来麻痹郭。）副秘书长刘峰也去看过。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文化大革命嘛，人人都要做检查，我们将来也得做。晓棠不过是因为写的东西多些罢了。”（注：尽量掩盖真相，把事态说的轻松，无所谓。）我要求回郑大住，赵说：“你不要回去，学校很乱，喇叭整天叫，你神经不好，就住这里吧！”刘峰也说过：“你陪晓棠一段时间吧，顶多三个月就过去了。你走了，他一人在这里，没人说个话，精神上受刺激，不好。”从此，晓棠和我便与外界隔绝了，与广大群众、与组织隔离开了。（注：郭晓棠就这样被刘建勋、赵文甫放上了砧板，只等这帮屠夫开刀问斩的那一刻了。而戒心不够的父亲对这些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却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在郑大校园里，部分郑大师生正在狂热响应北京大学师生掀起的“造反”浪潮，而与校党委和省委工作组紧张地对峙着，他们指控校党委镇压学生运动。此时的河南省委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正急于扭转郑大的危局，于是尽早抛出郭晓棠来转移群众斗争目标，进而牢牢把握住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已成为当时河南省委的不二选择。）

许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刘、赵一面竭力稳住（控制住）晓棠和我，一面背地里却组织了几十个人搜集解放以后郭晓棠同志所写的宣传、解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讲稿、讲义和文章等，在其中引章摘句、断章取义、歪曲颠倒、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大作其批判郭的文章。据说这个班子负责的人是前省文化局长的前妻杨靖琦（女）、郑州大学一个教员刘衷远、省教育局长王锡章等都参加了，并写了长篇批判文章登在河南日报上。（注：据查，这个王锡章、刘衷远都是上世纪卅年代的老党员、老干部，又是知识分子，而女将杨靖琦也是知识分子老干部，曾任省社科院党委委员，据说此人左的出奇。）

1966年六月卅日，我早上起床后，听到广播里传出“揭穿郭晓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面目！”的大篇幅文章。我心里猛然一惊：“怎么回事？”赶紧到郭的住室，他还睡意朦胧，等他忆怔过来后，也感到万分惊愕，呆住了，莫知所以。（注：刘、赵对郭的突然袭击奏效了。）自此以后，长达五十多天，广播电台天天播送河南日报批判郭的长篇大论，以及连篇累牍地播送各地区，直到公社各基层单位、各生产队、各部队连队等各行各业批判郭、声讨郭的文章和消息报道。而批郭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一下子充满了所有单位的大字报栏。……面对这种形势，我和晓棠同志毫无精神准备，这使我俩突然面临一场空前严峻的政治灾难和生死考验。

那些批郭的长篇大论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社论”，有“专题”、有“综述”、有“言论摘编”、有“编者按语”，有类似林彪、江青搞的什么“座谈会纪要”等形式的文章。其中语言极尽诬蔑诽谤、恶毒咒骂之能事，在全省数千万人民心中点燃了空前未有的怒火，致使文革初期，全省民众的仇恨情绪全都集中在郭晓棠身上了，形成了对郭晓棠极为残酷无情的斗争局面，使其精神和身体均受到严重摧残与折磨，以致不到59岁就与世长辞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一天，省委组织部长李××把郭叫去，说：“红卫兵运动起来了，你回郑大接受批判，好好检查吧！”（注：当时，文革运动开始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省委指挥几近失灵。刘、赵手忙脚乱了，遂决定把郭送回郑大，让群众去斗！）至此，我们在省委被囚禁了两个多月。

一回到学校，郭就被卷进了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之中。当天晚上就被革命群众揪到大操场开大会批斗，坐飞机，扇耳光，受体罚。第二天上午，又在瓢泼大雨中被拉出去戴高帽子游街，其间被人用砖头打伤了手臂。此后，成群结队的大、中学生（他们来自全省各地区、各县市），和不明身份的人群，一天十次八次，不分白天黑夜轮番闯进我家，任意揪斗郭晓棠，连打带骂，拳脚相加，摁头罚跪，挂牌游街，戴高帽，坐飞机等等成了常事，一般都由郑大校文革或郑大联委等群众组织的人出面带领。全校规模的批斗大会不知开了多少回，饭无法吃，觉无法睡，把郭折腾的精疲力竭，不成人样。省委某个驻郑大督战的人还鼓动群众说：“你们批郭晓棠，好！批吧！一说批他，他的血压就升高了！”（注：这个“省委的人”是谁？他要干什么？他为什么对郭如此仇恨？）

1966年下半年，校文革等组织开始索要我家的存款单据，声称“中央有通知，为了援越抗美，一千元以上的存款单，都要登记号码。”刚登记完，他们就把存单拿走了。以后还多次进行搜查，混水摸鱼，强行拿走许多生活用品。九月底又对我家进行了大抄家，事前把郭晓棠揪走，把我和孩子们关进一间小屋，不准乱说乱动，几十个人把家里的箱子、家具统统抬走，衣服被褥等几乎一掠而空。有的人竟几次三番地假借种种名义敲诈勒索钱物。外地来的大中学生，一进郑大门，就找郭晓棠，找到后就是一顿臭骂、侮辱、吐口水；一次竟给他剃了花头，并警告他：“不准推掉，否则小心你的狗头！”而后兜头几巴掌！还给他涂了个大花脸，那花头垢面的样子，叫人目不忍睹，极尽人身侮辱之能事。（注：郑大校园里有些人甚至挑逗郭晓棠三岁的小孙子，在院子里用稚嫩的童声高喊：打倒郭晓棠！打倒爷爷！郭晓棠的儿女在各自的学校或单位里，也被强令与郭划清界限，揭发批判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这些当年活生生的有悖人伦的实事，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匪夷所思的。）

这年夏天，郭与郑大其它几个领导同志被带上高帽，胸前挂上姓名被倒写并打上红叉的黑牌，由学生们架着胳膊（即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游街好几次。并且事先让他们穿上棉衣或皮大衣，命令他们高喊自己的名字是“黑帮”，一路上遭到沿街群众的打骂侮辱，回来后，汗流得浑身精湿。（注：从1966年秋天起，在校园各处的高音喇叭里，就不断传出勒令郭晓棠或某某跑步到某地点报到接受革命群众大批判的大喊大叫，凶狠的喝令之声不绝于耳。有时，前一场批斗还没结束，高音喇叭中又响起了勒令其接受另一场批斗的喊叫声。）

1966年秋，一群学生到郭的书房里强迫他在办公的水牌（即记事牌）上写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他们走后，郭在牌子背面写上“共产党员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的毛主席语录。第二天被学生发现了，又挨了一顿打骂，命他低头认罪。

在那危难的日子里，晓棠多次对我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最终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他还教育孩子对革命群众的行动不要有抵触情绪，人民群众要么是受蒙蔽，不明真相，要么是一片革命热情被人利用，这也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他说，人民在实践中觉醒，革命在曲折中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沉重的代价。（注：父亲在遭受恶毒诬陷和非人折磨的时候，仍然对党、对人民、对自己保持信心，并且做好了为了“人民的觉醒”和“革命的前进”，付出“沉重代价”的思想准备。他深邃的洞察力与自我牺牲的精神令人高山仰止。）

1966.12.郑大学生把郭拉到荥阳县批斗，春节前，又拉到驻马店游斗，寒风刺骨，郭的棉衣裤和大衣被抄了，只好披上我的夹外套，批斗完了回来时，夹外套又被人掠走，他只好挨冻而归，之后多天拉肚子。

1967年，“二七公社”胜利后，郑大学生把郭等揪到所谓的“二七烈士”坟墓前，命他们叩头认罪，又打骂又罚跪。并把郭给何运洪同志（注：省军区政委）写的信也当成黑材料和翻案证据对郭进行批斗。

1967年夏秋之交，郑大联委要郭表态支持他们，郭说：“我认为群众都是要革命的。”遭到对方一顿臭骂。他们质问他：“红卫兵战斗师也是革命的？”又强迫他写大字报表态，郭第二天写了大字报，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还加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改变，